《北京通信》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北京通信》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蘊儒，培良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它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從有着很古的歷史的中州，傳來了青年的聲音，仿佛在豫告這古國將要復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於生存的，什麼「知命者不立於岩牆之下」咧，什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咧，竟有父母願意兒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於到外面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為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後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為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卻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里，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着，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裡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麼?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裡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監獄裡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並不比獄裡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 我的院子裡種了幾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其實，只要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
夜深了，就此擱筆，後來再談罷。
魯迅。五月八日夜。
注釋和賞析
【析】 這篇雜文的最顯著特色是：說真話，抒真情。文章的形式是 「書信」，文章的內容是 「回答問題」。無真情不堪為書信，無真言不足以回答問題; 當然，根本的原因還緣於作者凡事皆「吐露本心」的品格。具體說來，此文的真話真情有由淺到深的兩個層次。
文章既表現出作者對自己敢於真實分析，言詞之間，毫無譁眾取寵之意，語句委婉，情真意切，又表現出作者敢於講出自己真實觀點，非但不苛求於人，而能娓娓言理，確乎讓人有促膝相對，嘆服不已的一方面。蘊儒、培良來信求教於作者，「青年應當向怎樣的方向」。作者答曰： 「自己也正在歧路」，雖然可 「大步走去」，不懼 「深淵，荊棘」，但「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為青年導向 「可就難了」，惟「恐盲人瞎馬，引入危途」……作者那種虛懷若谷、坦蕩似海的胸襟真令人肅然起敬。即使作者為青年設計了三件事：「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但也絕不強迫人意，而是引古論今，古今對照，行文情趣並茂。事實上，讀者最終被作者膽量大而極尊重現實，見識精而思想極開闊，以及行文處處表露出的真情實感而別具的那種勾魂攝魄力量所吸引，所折服。但到此為止，文章的真話真情畢竟還只限於表層，表層之下，尚有更真切、更深邃的實質性內涵。因為作者對自己的直率分析實在不只出于謙恭，而真誠的肺腑之言還在言外：選擇導師應慎重再慎重，切切三思而行，選我者須慮「盲人瞎馬」;選他人者，豈不怕「引入危途」!信哉斯言。若非是對革命，對青年極端負責者，怎能如此肝膽相照，諄諄教誨。作者對客觀事物的大膽評說，也正在於勸導和告誡青年人：現而今，我者他人者之外，古有千古遺訓在世，偏教人苟活;今有「強力的迫壓」，偏喪人自由，復古無去路，而今無去處，發展在哪裡? 去路在哪裡? 「別尋一條路去」! —— 「俄國的革命」就是青年人的極好路徑。
這是一個長期探索、戰鬥者在其不斷探尋過程中得出的結論。也表現出魯迅思想的發展變遷。
如果說真話真情多屬感情問題，那麼由此着眼探尋，便會發現此文尚有一個「不導而導」的重要特點。如前所述，作者苛己之嚴不僅在于謙恭，批判現實的目的在於勸導青年，那麼，「弦外音」與 「勸導」便是作者傾全力之所在了;正因如此，文章的「三件事」說理就成了全文重心之所在，以至作者運用引古論今，對比分析的方法，和採用層層演進、環環相扣的結構：先以「生存」 對比古往今來的苟活，提出青年人需要的是「活着的生存」而非「死着的苟活」;繼而以「溫飽」對照 「牢囚的溫飽」，指出青年人需要的是 「自由的溫飽」; 最後，以 「發展」 來相較於難免失錯的前行與「半死半生的苟活」，以及「第一監獄式生活」，特別指出青年人應毫不猶豫地勇往於雖具「偶然危險」，而終將勝利的發展方向——「俄國的方向」! 不僅如此，作者還以「丁香，活了」對比「榆葉梅……是否活着」，來形象說理和抒發感情，實在再次警醒青年們： 何去何從，切莫等閒視之;退縮與前行，其結局赫然分明。真所謂語重心長，掩卷不忘啊，而我們的前面，似乎也正聳立起一座永遠不朽的指路豐碑了。[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