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 (二月份《京報副刊》)里，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嘆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嘆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裡面。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胆的破壞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裡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 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着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誌，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裡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麼?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着。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已，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賞析
本文作於1925年2月6日，是作者讀了2月2日《京報副刊》載崇軒(胡也頻)寫給編輯孫伏園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之後，有感而發的。1924年10月28日魯迅發表《論雷峰塔的倒掉》，表現了作者對於作為封建壓迫勢力的象徵的雷峰塔的倒掉之快意。本文題為 「再論」，接續前論，卻表現了一種比前論的 「快意」 更為深沉的悲哀。它所針對的，已不是「法海」之流封建專制主義的壓迫勢力，而是那種自覺和不自覺的 「修補老例」 的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即那些患着保存舊物的「十景病」的奴才們。
作為封建專制壓迫的象徵的雷峰塔的倒掉，不管其是怎樣倒掉的，在追求解放的人的心裡總該是叫人高興的吧，所以文章開頭說：「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 ——儘管在 「西湖十景」 中生活慣了的 「旅客」嘆息着 「西湖十景這可缺了一景呵!」魯迅卻「幸災樂禍」地「暢快」了。這表明作者反封建專制壓迫的立場。
然而作者這「暢快」是短暫的，現實使他清醒地認識到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艱巨性。他敏感到「我們中國的許多人」「大抵患有一種 『十景病』 …… (他們)註定要苦心孤詣花言巧語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所以，他很快就意識到：對於雷峰塔的「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由此便引入正題，抒發他的感想，並定下了全文「悲哀」的基調。這是同「前論」大不一樣的。這正是魯迅反封建思想深沉化的表現。
以上是文章開頭的四小段，算是第一個層次。
接下來便泛論開去。先提出「無破壞即無新建設」，「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的感想來。作者舉出例證說：「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勃生等輩」，「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而我們中國卻 「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這就表明在中國要想革故鼎新的艱難。聯繫到孔夫子，魯迅說： 古代的 「孔丘先生確實偉大」，他「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孔丘先生卻「深通世故」，「不肯對鬼神宣戰」，「做明目張胆的破壞者」，他 「只是不談」而已，「而決不罵 『鬼神』」，這又是他局限的一面——正因為取了這曖昧的態度，他才「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這也說明在中國做「破壞者」的艱難，更不要說「掃除」和「建設」了。這樣就從邏輯上帶出了在中國，由於「十景病」的存在，所以「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 『十景』 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 『十景病』」的結論。這便是文章的第二個層次，即從中外人、事的比較中，表明中國的傳統的、習慣的勢力之強大和社會停滯不前的悲哀—— 「十景病」 的流行，使真正有理想的破壞者和悲劇作家、喜劇作家與諷刺詩人都難以產生。這種情況，是很值得我們思索的。
「然而」生活就完全「停滯」了麼?文筆至此一轉。作者指出： 「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這就是魯迅樸素的辯證觀點(僅管他這時還未掌握唯物辯證法)。「於是破壞者到了」。什麼「破壞者」呢?可惜，在中國，「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即有理想的破壞者——何按)，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狁、五胡……張獻忠都是例子。但無論是「外寇」、「內寇」，來了之後只是「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其 「刀斧下」 或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而當「太平的時候」，卻又是「正在修補老例」的時候，更與建設背道而馳;而這樣的時候，也依然還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在暗中「常在活動着」——而「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小的一個例子」罷了。但雅人、信士、傳統大家 (封建衛道者)的「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起來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可悲的歷史循環——在這樣的循環中，社會就永遠別想前進!正是因為這樣，中國封建社會才延續了兩千多年，使文明古國的中國到近代都處於十分落後的境地。魯迅的對中國歷史的這一挖掘是十分深刻和發人深省的。
魯迅感慨說：「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這感慨是極其深沉的。這充分說明了人的覺悟——民眾的覺醒之十分重要。
這是文章的第三個層次，說明「奴才式的破壞」確「與建設無關」。而一次的「修補老例」，都使中國社會陷於可悲的 「停滯」 不前。
最後，從雷峰塔擴大開去，進一步地聯繫社會現實：「豈止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現在正不知有多少!」這是對於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有力抨擊。作者指出：「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 作者就是這樣要求我們觀人、省己(對誰也不要例外)，注意弄清革新的破壞者同寇盜、奴才的區別，以求中國之真正進步，這便是文章的結論——亦即文章的主題思想。
如果說《論雷峰塔的倒掉》主要表現的是作者歷史感情的愛憎和理想的一面，那末，這篇《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就主要是表現作者對於現實的複雜感情和足以悲哀的一面。這樣「兩論」綜合起來，作者對雷峰塔倒掉一事的感情、態度就表現得更其完整和充分了。而從感情的層次上看，後者較前者是更為深沉的。
這是一篇典型的魯迅雜文即文藝性的評論。文章從敘述開頭，略表「有點暢快」之意後，便提出「我們許多的中國人……大抵患有一種 『十景病』」 (即慣於「修補老例」)做為全文的論述中心。轉入正題後，即以議論為主幹，圍繞中心展開。儘管議論涉及中外古今的人物事例，悲劇、喜劇、詩人、作家、瘋子、外寇、內寇、奴才，語言力避抽象而求其形象生動，但論證的邏輯推理卻是文章的基本脈絡。文章題為「論」，正體現着文藝性的議論這一特色，邏輯嚴謹，思想深刻，沒有片面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論證中還不時傾吐了許多感慨，從而加強了文章的感情傾向和它的感染力。例如，談到鄉下人偷挖塔磚時，作者感慨道：「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這感慨是發人深省的。[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