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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術》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傳》這樣說——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 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作，文證具在清凌廷堪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凌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於 《元史》《張德輝》 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 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余闕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 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贊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 「顏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 《家訓》 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弨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 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准，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准。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麼?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 「儒效」 了。
五月二十七日。
賞析
【析】 魯迅沒有專門寫過關於儒家學術專論，但在五四時期就陸陸續續地在他的雜文中展開了對儒家學術中的消極面的批判。但這種批判的着眼點顯然又放在民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反動統治者利用儒術作為蒙蔽和欺騙人民的工具上，以袁世凱、張宗昌、孫傳芳為代表的大小軍閥如此，國民黨反動派也不例外。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推行麻醉人民的所謂「新生活運動」，以孔孟之道的四維八德作為鞏固其統治的精神武器。與之相配合的，國民政府又大力推行「尊孔讀經」的復古教育。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用魯迅的話說，不過是用這塊「敲門磚」達到「得利」的目的罷了。在《難行和不信》一文中，魯迅在揭露當時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戴季陶的真面目時就說：「既尊孔子，又拜活佛，也就是恰如將他的錢試買各種股票，分存許多銀行一樣，其實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這就極其透徹地指出了他們的尊孔是出於實用主義，是為了 「得利」。為什麼在大敵當前的時刻，國民黨反動派要掀起這股尊孔濁浪呢?它究竟想得到什麼樣的「利」呢?魯迅沒有開門見山指出，而是從古代的「儒術」和「儒效」的具體事例談起，並在文章最後聯繫當時社會現實予以點題。由此本文就明顯地可分為兩部分。
文章一開頭，魯迅就從金元相交時期的著名文人元遺山兩樁醜行談起。其一是他為金叛將崔立撰寫歌功頌德碑文之事，經魯迅考定，它確有其事，因此大名鼎鼎的元好問存在一個「名節」的問題.而傳統的看法，他卻有一「金亡不仕」的好名聲。另一則是他與張德輝請元世祖 (也就是文中所說的 「蒙古小酋長」) 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的事。不僅如此，他們還乘機進奏說：「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世祖也同意了。與此同時，魯迅還順便將另一著名文人，文學評論家的王若虛牽出。就是他夥同元好問設下圈套促使太學生劉祁寫出為崔立歌功頌德碑文初稿。劉祁的軟骨頭固然不可取，但也足見元、王兩人儒術的高明：既達到拍馬的目的，又不承擔罪名。所以魯迅才幽默地說劉祁「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如果說這就是儒術的精粹，其實便是以出賣靈魂換取實惠之術。
在評介了與元遺山有關的兩樁醜行後，魯迅進一步用歷史事實揭露了元、王之後儒生更露骨的醜行。據余闕所著《青陽先生文集》記載，北宋亡後，余遺的武臣子弟「多伏匿而不出」，合淝郡中的士族只有范氏、商氏、葛氏三大姓了。「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這些人能有所成就，很顯然是得力於儒術。任繼愈在解釋儒術時說：「『儒，在當時是給富貴人家相禮的一批人。照孔子的描述是『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免，不為酒肉，何有於我哉』(《子罕》)?《墨子·非儒》說： 『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①他們不過是以自己「相禮」技藝為有權、有勢、有錢人服務以求分得一些殘羹冷炙的人，雖如此，比起那些堅持民族氣節的「將門」和被新朝凌辱的「平民」卻好得多。他們赤裸裸地為新主子當奴才，實有別於王若虛在當年還故作姿態地說的一番大話：「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王的滑頭還是為了保全面子，後來的儒生連臉皮也不要了，不過，他們在本質上還是相通的，難怪余闕十分感慨地說：「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魯迅也就此評述道：「這是 『中國人才』 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這意思是說，即使做了奴才，也因為有儒術而高出其他奴才，可以得到好處。
這第一部分雖包括九個自然段，占了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本文的重點是在僅有三個自然段的第二部分，這是因為魯迅的談古是為了以古例今，古為今用。我們看：時間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 (1934年5月20日及21日)」，地點和事件是「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所以說它是奇書，這是因馮明權張冠李戴，將顏之推的《家訓》說成清代經學家盧文昭的著作了，依魯迅看，這位南北朝時期的著名文人顏之推也是一個大儒。國民黨當局推崇和宣揚他的《家訓》實際上是他們所發動的「尊孔讀經」活動的一部分，魯迅便從中拈出一段「示眾」以一斑窺豹，並予以評析道：「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原來顏之推給子孫傳授在當了亡國奴之後還可以當高級俘虜的訣竅。
為什麼在日本完全吞併東北並進逼華北企圖滅亡中國之際的1934年，反動當局還要造這樣的輿論呢?魯迅入木三分地指出： 「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顏之推本人就是一個歷仕梁、北齊、北周、隋四個朝代的不倒翁)推斷出來的。」這辦法「施之於金元而准，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准」。至於現在呢?魯迅說：「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麼?」雖然用的是不確定語氣的句式，但他已從中聽出了亡國之音了，所以說它也是「准」的。從當時實際情況看，1933年10月2日，蔣介石一面氣勢洶洶地發動第五次反革命軍事「圍剿」，同時又在哀嘆：「國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裡! 他要我們那一天死，我們就不得不那一天死!正如俗傳人的壽命操之於閻王，他那一天一刻，勾魂薄上要我們死，那一天就可以差使一般小鬼去拿我們的命!」②既然如此，我們就只有當亡國奴的份了。
因而，魯迅最後點題道：「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 『儒術』，知道『儒效』 了。」也就是說，「儒術」就是學會一套做高級俘虜的本領，也就可以因此得到實惠，這就是「儒效」。所謂「儒效」應是「儒術效應」的略語。「效應」本指物理或化學作用所產生的效果，在這裡魯迅借來說明因掌握儒術而產生的特殊效果，這種效果使我們很自然地想起心理學上所說的「皮格馬利翁效應」。皮格馬利翁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塞浦路斯的國王，他對自己的一座少女雕像產生了愛慕之情，他的熱烈期望居然使少女「活」了起來，並結為夫妻。心理學家認為，家長和老師對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常抱有某種期望，這種期望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孩子，結果終於實現了家長和老師的期望，心理學家是從正面理解這種期待效應的，但反過來，這種效應也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用。如歷代反動統治者，他們對人民用各種手段，公開的或潛移默化方式，其結果便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儒生，他們諳熟儒術，大者如元遺山、王若虛、顏之推，小者如「范氏，商氏，葛氏」三家子弟，正因為這樣，魯迅對「儒術效應」的揭露是振聾發聵並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由於本文是以古例今，它的對比性就極為鮮明，可以從古看到今，又可從今想到古，這是一項雙向交流，因此人們的感受會更真切深刻，另外由於它不是直接點題，而是由古說到今，它實際上便是一種側面迂迴並直插敵後的寫法，這種寫法的好處既可以熔古今為一爐，人們可作整體思考，又不致於因反動派所設 「文網」而罹禍，雖為側面迂迴，類似繞圈子，但在緊要處並不含胡。如文中的設問：「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麼?」這本是自問，自然也可以自答了。魯迅的回答極其明快：「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 『儒術』，知道 『儒效』 了。」這是對中國歷史上一切出賣自己靈魂而「得利」的儒生高度概括，言簡意賅，而又是要害處。[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