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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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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裡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

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面對我說:「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於頗近於「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這種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麼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於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如果真的是一個「什么爸爸」,他還敢當面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麼?

但那健康和活潑,有時卻也使他吃虧,九一八事件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罵了好幾回,還挨過一次打——自然是並不重的。這裡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話: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裡的有些人,都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裡給他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裡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為了這事,我曾經想了一想。

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後,他就瞪了眼睛,覗機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剎那的相貌。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表情是總在變化的,時而活潑,時而頑皮,時而馴良,時而拘謹,時而煩厭,時而疑懼,時而無畏,時而疲勞……。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剎那的,是中國孩子相;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剎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什麼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卻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面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於「動」 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這 「洋氣」 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着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裡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麼?否則,只不過是一個 「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這裡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八月七日。

賞析

同是黃種人的中國孩子與日本孩子,由於皮膚、體型的相似是不易從外表上將他們區別開來。為了區別,就有一種 「速斷法」,即認定 「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魯迅認為這判斷是錯誤的,他以周海嬰為例:在日本人的照相館裡拍的照片「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裡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可是因「面貌很拘謹,馴良」,成了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這是什麼原因呢?他認為關鍵在於如何對兒童進行的教育。由於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儒家文化傳統的國家,儒家就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要求既是對成人也是對小孩。按這種要求,孩子必定是個小大人模樣,他也一定會「馴良」。這種「馴良」要求,通常化為父母一句常說的口頭禪「乖孩子聽話!」魯迅極力反對這種錯誤的教育思想,認為它有很大的弊病:逆來順受,沒有創造性,由精神萎縮形成自我壓縮人格和變態心理。魯迅說,「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面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 『什麼東西』 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又由於家長們將「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於 『動』 的」都視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這 『洋氣』 為仇」了,孩子們長大後就有排外心理,甚至「故意和這『洋氣』 反一調」。魯迅幽默刻劃說:「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着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因為他們認為 「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我們不贊成「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好」,同樣也不贊成「中國的月亮就比外國好」。魯迅對此深有感觸地說:「由我看來,所謂 『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愛國主義觀,如果大多數的孩子是這樣的「馴良」和有這樣的變態心理,那麼中國的民族精神將萎縮和被扭曲,而且它會相應從另一個側面「造就」少數如希特勒和「四人幫」 那樣的法西斯分子,這些人就是利用大多數人的「馴良」而作威作福的。所以魯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他教育孩子的主張:「 『爸爸』 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當代教育學家認為,以往的人只看到人的一生有一個兒童期,但卻看不到這時期所具有的獨立性。據研究,這時期的「兒童需要愛,成就感,歸屬感、安全感、自尊心、自信心等」。他們的「學習的能力,遠超過一般的想象。他仍能學習各種藝術,甚至能學習抽象的思考。關於這一點,現代哲學家懷海德說得很妙,他說人類文化中最難學的兩件事是說話和走路,沒有比人類的自然語言更複雜的符號系統,也沒有比用兩腳走路更困難的物理,而兒童在五歲半之前,這兩樣都學會了。因此,他主張,兒童沒有不能學或學不會的,問題是大人會不會教」。①懷海德的話也許說得太極端,但強調兒童期的獨立意義是有所啟發的。魯迅的主張和當代教育學家的意見是相通的,這不能不說魯迅是別具慧眼,他的見解閃爍着思想家智慧的光芒。他不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當周海嬰對魯迅說了一些對爸爸近於「反動」的話時,魯迅不是給予一頓斥罵或痛打,而是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正因為他平等地對待自己的兒子,他才敢對爸爸表示「不滿」。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壓迫得瘟頭瘟腦」。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不僅以言,而是以行對舊的倫理思想作了重大的突破。

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的新發現,是由於魯迅突破了長期束縛人們思考方式的慣性思維,因而當問題被提出後就會產生類似戲劇上所說「吃驚」的效果,人們的認識也因此上升到一個新高度,如德國詩人約翰涅斯· 貝希爾說:「從思想上交換位置,這常常是自我認識的最好手段」。②[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