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裡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
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面對我說：「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於頗近於「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這種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麼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於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如果真的是一個「什么爸爸」，他還敢當面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麼?
但那健康和活潑，有時卻也使他吃虧，九一八事件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罵了好幾回，還挨過一次打——自然是並不重的。這裡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話：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裡的有些人，都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裡給他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裡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為了這事，我曾經想了一想。
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後，他就瞪了眼睛，覗機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剎那的相貌。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表情是總在變化的，時而活潑，時而頑皮，時而馴良，時而拘謹，時而煩厭，時而疑懼，時而無畏，時而疲勞……。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剎那的，是中國孩子相;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剎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什麼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卻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面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於「動」 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這 「洋氣」 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着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裡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麼?否則，只不過是一個 「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這裡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八月七日。
賞析
同是黃種人的中國孩子與日本孩子，由於皮膚、體型的相似是不易從外表上將他們區別開來。為了區別，就有一種 「速斷法」，即認定 「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魯迅認為這判斷是錯誤的，他以周海嬰為例：在日本人的照相館裡拍的照片「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裡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可是因「面貌很拘謹，馴良」，成了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這是什麼原因呢?他認為關鍵在於如何對兒童進行的教育。由於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儒家文化傳統的國家，儒家就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要求既是對成人也是對小孩。按這種要求，孩子必定是個小大人模樣，他也一定會「馴良」。這種「馴良」要求，通常化為父母一句常說的口頭禪「乖孩子聽話!」魯迅極力反對這種錯誤的教育思想，認為它有很大的弊病：逆來順受，沒有創造性，由精神萎縮形成自我壓縮人格和變態心理。魯迅說，「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面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 『什麼東西』 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又由於家長們將「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於 『動』 的」都視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這 『洋氣』 為仇」了，孩子們長大後就有排外心理，甚至「故意和這『洋氣』 反一調」。魯迅幽默刻劃說：「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着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因為他們認為 「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我們不贊成「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好」，同樣也不贊成「中國的月亮就比外國好」。魯迅對此深有感觸地說：「由我看來，所謂 『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愛國主義觀，如果大多數的孩子是這樣的「馴良」和有這樣的變態心理，那麼中國的民族精神將萎縮和被扭曲，而且它會相應從另一個側面「造就」少數如希特勒和「四人幫」 那樣的法西斯分子，這些人就是利用大多數人的「馴良」而作威作福的。所以魯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他教育孩子的主張：「 『爸爸』 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當代教育學家認為，以往的人只看到人的一生有一個兒童期，但卻看不到這時期所具有的獨立性。據研究，這時期的「兒童需要愛，成就感，歸屬感、安全感、自尊心、自信心等」。他們的「學習的能力，遠超過一般的想象。他仍能學習各種藝術，甚至能學習抽象的思考。關於這一點，現代哲學家懷海德說得很妙，他說人類文化中最難學的兩件事是說話和走路，沒有比人類的自然語言更複雜的符號系統，也沒有比用兩腳走路更困難的物理，而兒童在五歲半之前，這兩樣都學會了。因此，他主張，兒童沒有不能學或學不會的，問題是大人會不會教」。①懷海德的話也許說得太極端，但強調兒童期的獨立意義是有所啟發的。魯迅的主張和當代教育學家的意見是相通的，這不能不說魯迅是別具慧眼，他的見解閃爍着思想家智慧的光芒。他不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當周海嬰對魯迅說了一些對爸爸近於「反動」的話時，魯迅不是給予一頓斥罵或痛打，而是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正因為他平等地對待自己的兒子，他才敢對爸爸表示「不滿」。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壓迫得瘟頭瘟腦」。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不僅以言，而是以行對舊的倫理思想作了重大的突破。
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的新發現，是由於魯迅突破了長期束縛人們思考方式的慣性思維，因而當問題被提出後就會產生類似戲劇上所說「吃驚」的效果，人們的認識也因此上升到一個新高度，如德國詩人約翰涅斯· 貝希爾說：「從思想上交換位置，這常常是自我認識的最好手段」。②[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