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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丑藝術》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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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丑藝術》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卻比小丑壞。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原文及鑑賞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余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二丑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裡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

賞析

魯迅的雜文,常常拈出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於人們從不關注處,洞幽發微,別寓深意,在看似無關的想像與敷衍中,達到「引而不發」的犀利的批判效果。這篇《二丑藝術》就是這方面創作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文章從浙東戲班中的丑角「二花臉」這個小事談起。魯迅把「二花臉」說為「二丑」,先是說明了「二丑」與小丑的不同,身份比小丑高,性格卻比小丑壞。然後用主要的筆墨,進一步描繪了「二丑」的獨特本領:他與老生扮的「義僕」和小丑扮的「惡僕」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到這裡為止,魯迅所講的,看上去還是戲班的「二丑」腳色本身。到了下面,卻文筆一轉,進入對「二丑」的「最末一手」的分析,指出這是「二丑的特色」。為什麼呢?「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余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貴公子並非一夥。」這樣,就逼近魯迅為文的本意了,即以戲中「二丑」,隱喻諷刺當下文人——受豢養的「知識階級」扮演的權勢者「幫閒」的腳色。

文章漸入佳境之後,魯迅由此向更深處挖掘。他根據自己的體認,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二丑」腳色,並非二丑們自己編出來的,小丑們編的戲本也不會有。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然後將這種腳色的創造,上升到一種普遍性的藝術類型,並分析了「二丑藝術」產生的必然性與現實的存在形態,直逼問題的核心:「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現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用出末一手來了。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這樣,文章題旨才全部呈現出來,對幫閒文人的辦雜誌,出期刊,怎樣用出「最末一手」來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的「二丑藝術」,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將戲台上的群眾創造與生活中的醜惡存在,戲劇中的「二花臉」腳色和現實里的「二丑藝術」,緊密連在一起,亦戲亦真,絲環相扣,由遠及近,步步緊逼,使讀者在接受中,不但醒悟與洞徹,而且獲得藝術上一種審美的感受。

魯迅說自己的雜文,「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偽自由書〉前記》)「不留面子」,是諷刺的鋒芒,「常取類型」,是為文的技巧。這篇雜文充分體現了魯迅的追求。他立意將現實中的一種文學現象,比喻為浙東戲中的「二花臉」腳色,由此聯想升華,演繹發微,從而提煉出一個「二丑藝術」的類型,這樣就使得自己的諷刺對象,不再是個別現象的偶然發現,而有了一種更大的社會批判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個雜誌,或某一些人,而成為黑暗的統治者「幫閒」的一類雜誌,一類知識人的總體象徵,如病理學中的瘡疽的圖,乃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這種發現和提煉本身,顯示了魯迅的諷刺與幽默的才華,也給魯迅的這篇雜文帶來了意蘊很深的審美的品格。它的諷刺意義和藝術價值,因此也就超越了時間的限制,獲得了無盡的悠遠性。

將一個事物和另一種現象聯繫起來,進行一個題旨的論述,需要對於不同事物相似的本質之處的精心提煉,也需要論述者謀篇為文的精湛構思。魯迅深諳「八股文」寫作中章法的特點。這篇雜文里,他就充分用了「八股文」謀篇運作中「起承轉合」的方法。第一自然段是「起」,是「破題」,講民間戲班中「二丑」腳色的由來;第二自然段是「承」,講「二丑」本領的特殊性;第三自然段是「轉」,由「二丑」的特色轉到論幫閒的「知識階級」;到了第三、四、五自然段是「合」,用主要的篇幅,講了「二丑藝術」的「幫閒」本質和這個「類型」的由來。全篇文字凝練,結構謹嚴,層層剝筍,不露匠氣,氣勢一貫,天衣無縫,真可謂現代藝術性雜文中的一篇傳世性的精品和典範。[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