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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

作品名稱: 《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此詩題中「閒飲」二字透露出詩人寂寞而又閒愁難遣的心境。

前兩聯,字面上是抒寫詩友聚會時的興奮,沽酒時的豪爽和閒飲時的歡樂,骨子裡卻包涵着極為淒涼沉痛的感情。從「少時」到「老後」,是詩人對自己生平的回顧。「不憂生計」與不「惜酒錢」,既是題中「沽酒」二字應有之義,又有政治抱負與身世之感隱含其中。「少時」二字體現出詩人少不更事時的稚氣與「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豪氣。「老後」卻使讀者聯想到詩人那種閱盡世情冷暖、飽經政治滄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氣了。詩人回首平生,難免有「早歲那知世事艱」的感慨。「共把」一聯承上啟下,亦憂亦喜,寫神情極妙。「十千沽一斗」是傾注豪情的誇張,一個「共」字體現出兩位老友爭相解囊、同沽美酒時真摯熱烈的情景,也暗示兩人有相同的處境,同病相憐,同樣想以酒解悶。「相看」二字進而再現出坐定之後彼此端詳的親切動人場面。他們兩人都生於同一年,已經快六十六歲,按虛歲來算快六十七歲了,亦即「七十欠三年」。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兩張皺紋滿面的老臉,面面相覷,彼此都感慨萬千。朋友的衰顏老態,也就是他們自己的一面鏡子,憐惜對方也就是憐惜他們自己。在這無言的凝視和含淚的微笑之中,包含着多少宦海浮沉、飽經憂患的複雜感情。

頸聯,具體描寫「閒飲」的細節和過程,將題中旨意寫足。這裡的「閒」是身閒而心未嘗閒,借知識的遊戲來怡情養性是假,排遣寂寞無聊才是真。雖有高雅芳潔的情懷、匡時救世的志向和滿腹經綸的才學,卻只能引經據史,行行酒令,虛擲時光,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這裡的「醉」,似醉而非真醉;與其說是醉於「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說是醉於「勝管弦」的「清吟」,雖然美酒可以醉人,卻不能醉心,一般的絲竹可以悅耳動聽,卻無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樣奏出心靈的樂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鳴。這二句,把「閒飲」和內心的煩悶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尾聯,詩人把眼前的聚會引向未來,把友情和詩意推向高峰。一個「更」字開拓出「更上一層樓」的意境,使時間延長了,主題擴大和深化了。此番「閒飲」,似乎猶未盡興,於是二人又相約在重陽佳節時到家裡再會飲,那時家釀的菊花酒已經熟了,它比市賣的酒更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現了摯友間的深情厚誼,又流露出極為深重的哀傷和愁苦。只有在醉鄉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脫於愁苦之外,這本身就是一種痛苦的表現。

這首詩詩題為「閒飲」,表面上抒寫解囊沽酒、豪爽痛飲的曠達與閒適,深藏的卻是閒而不適、醉而不能忘憂的複雜情感。蘊藏了他們對人生愁苦、世事艱難的深刻感受和體驗,表現了這兩位有着相同命運的詩人的深厚友情。此詩蘊藉深厚,句外有意,將深情以清語出之,把內心的痛苦憂煩用閒適語道出,加強了抒情效果。全詩言簡意富,語淡情深,通篇用賦體卻毫不平板呆滯,見出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功力。此詩題中「閒飲」二字透露出詩人寂寞而又閒愁難遣的心境。

詩詞正文

譯文

少年時尚不知為生計而憂慮,到老來誰還痛惜這幾個酒錢?

你我爭拿十千錢買一斗好酒,醉眼相看都已七十隻差三年。

閒來徵求酒令窮搜經書史籍,酒醉聆聽吟詠勝過領略管弦。

待到菊花黃時自家的酒釀熟,我再與你一醉方休共樂陶然。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6]

視頻

百家講壇.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