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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台詩案"中的君子與小人》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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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台詩案"中的君子與小人
歷史上每有大事件，我們總能在磊落君子的腳邊，瞥見奸邪小人的身影。歷朝歷代，君子之樹總因小人之風而欲止不能，於是史上便有了許許多多的忠奸故事，甚至是人間悲劇，讓人感傷，讓人慨嘆。
「烏台詩案」中的君子與小人
蘇東坡一生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機，就是「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攸關性命，差一點讓他「斷送老頭皮」。
「烏台詩案」也關乎文學，這成了他文風轉變的分水嶺。
此案發生前十五年，亦即1064年，神宗繼位，改元熙寧。一心要做中興之主的年輕新皇帝，很快就啟用了躊躇滿志的王安石作宰相，於是，一場「熙寧變法」便開始了。一時間，朝廷圍繞新法，是擁護還是反對，形成了壁壘分明的兩股勢力。
蘇軾不贊成全廢舊法。他面諫神宗，力主新朝不可「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他並非認為新的一切都不好，只是覺得，王安石的一些具體做法與實際脫節而不可行。
於是他被劃歸了「舊黨」，而且是位列司馬光之後的一名重要成員。
由於蘇軾「性不忍事」，平日裡又「遇事即言」，很快便成了一根「出頭的椽子」。先是王安禮的妻舅、積極支持變法的謝景溫，出來咬了蘇軾一口：彈劾他三年前送父親靈柩回眉山時，曾沿途販賣官鹽和瓷器。神宗下令徹查，朝野為之震驚。所幸北宋政壇當時君子居多，重臣韓琦、范鎮、歐陽修等都紛紛站出來主持公道，他們說：蘇洵過世，當時的皇帝英宗贈銀100兩，韓琦和歐陽修各贈200兩，加上其他大臣的，總也得有千八百兩，蘇軾一概不受，怎麼會去沿途販賣官鹽，違規賺那幾個小錢呢？最後，終因查無實據，這場鬧劇只好收場了。
在這期間，很值得玩味的，是王安石的態度。王安禮乃王安石的弟弟。作為姻親，王安石事前是否知道謝景溫要上表彈劾蘇軾，我們無從知曉，但此事持續了數月之久，王安石作為當朝宰相，居然一言未發，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蘇軾在逃脫謝景溫的陷害之後，被派往杭州做通判。剛一到杭州，他就接到了畫家文與可送過來的一首詩，告誡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題詩。」文與可是蘇軾的好友，他完全應該知道，讓蘇軾不問事、不寫詩是根本不可能的，果真如此，蘇軾還是蘇軾嗎？蘇軾一生共留下詩歌二千七百餘首。他平時酷愛賦詩填詞，這是人盡皆知的事，也正因此，文與可才對他多了一份擔心。況且，「詩言志」，詩人對各種事物的觀察和感受，以及他內心的好惡，都會從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所以，極容易授人以柄。
果然，有人動起了心思，想在他的詩歌中抓住把柄，整垮蘇軾。此人，便是沈括。沈括不愧為名著《夢溪筆談》的作者，《宋史》上說他「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證」，可見是個極聰明的人。他曾於治平三年（1066年）在昭文館編校過典籍，當時蘇軾在史館任職，二人不免有些來往。新法推行之後，沈括很快就成了變法派中的一員。熙寧六年（1073），他奉旨巡查兩浙，當時蘇軾正在杭州任職。沈括見到了蘇軾，先是大談舊誼，繼而提出，想拜讀蘇軾的詩稿。這裡我們不得不承認，像蘇軾這樣滿腹經綸、才華橫溢的文學大家，雖然身在官場，但卻無改書生本性。這樣的人，滿腦子裝的，不是子曰，便是詩云，根本沒地方裝壞水。更何況，豪爽放達如蘇軾者，為人坦誠，了無心計，根本就沒拿沈括當政敵，只以同好視之。而且巧的是，他去年剛剛新刻印了幾十本詩集，以供朋友傳看，於是便給了沈括一本。沈括回到別館後，仔細閱讀，將其中他認為譏諷時政之處一一作下標記，報給了朝廷的監察部門。所幸的是，王安石對沈括早有所了解，認為他有才無德，是為小人。所以，沈括的舉動在當時並沒有引起重視。
這是王安石想保護蘇軾，還是他自己也討厭這種小人？不得而知。我們倒是更願意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他作為文壇大家，書生出身，是不是也本能地反感這種背後捅刀、以詩入罪的行為呢？此事雖無確證，但如此推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沈括沒能掀起波瀾，事情很快過去了。但嚴重的是，他的這個做法，卻為後來那些小人攻訐蘇軾，開了一個惡例。
1074年，也就是此事過後的第二年，保守派借鄭俠所上《流民圖》，一力反擊，使朝中政治生態迅速發生了變化，王安石「不自安，乞罷相」，神宗無奈，只好安排他去做江寧知府。王安石離開京城後，並未到職，而是回到金陵閒居去了。變法派群龍無首，舊黨遂開始抬頭，形勢對變法派越來越不利。於是，他們中一些人，也許是出於對變法失敗的恐懼，也許是出於對王安石拔擢重用的回報，抑或，他們對蘇軾其人極度妒恨，便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反擊，試圖扭轉頹勢。蘇軾是舊黨中最容易被攻擊的對象，自然成為他們的突破口。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烏台詩案」的重頭戲上演了。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按照官場慣例，需要上表稱謝，於是他便寫了《湖州謝上表》。此表不長，全文僅有300餘字，無非是說自己才疏學淺，卻得官家重用，被安排到此地任職，實在皇恩浩蕩，云云。讓人家抓住辮子的，是這樣一句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譯成白話，大意是說：陛下知道我愚鈍，不能與時俱進，很難和那幫新啟用的人合群，也知道我穩妥，不愛生事，或許能治理好一個地方的百姓。在這句話里，大有關礙的是「新進」和「生事」兩個詞。「新進」是蘇軾對王安石所舉薦的那一幫新人的蔑稱，他在此前的《上神宗皇帝書》里，就曾有「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和「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這樣的說法。而「生事」一詞，早在司馬光給王安石的長信中就曾用過，一直反對王安石的富弼也曾說過：「大抵小人唯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很顯然，「生事」一詞，已經成了保守派譏諷變法派的慣常用語。
抓住這兩個詞，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發難。他奏稱，蘇軾這份謝表，充分表明了他一貫的妄自尊大，對變革的詆毀，以及對朝廷的輕蔑，因此必須嚴懲。然而，他的帽子雖大，卻論多據少，憑這一句話兩個詞，顯然不足以置蘇軾於死地。於是，監察御史里行舒亶站了出來。他學着昔日沈括的做法，早已暗中將蘇軾新版不久的詩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找來，潛心研究了數月，摘錄出一些詩句，現在也合盤端出，上奏神宗：「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緊隨其後，御史中丞李定、國子監博士李宜之、翰林學士張璪也紛紛站出來，從不同角度羅織罪名，彈劾蘇軾。神宗將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四份奏摺一起批付中書省。中書省奉旨，一邊下令所有朝臣，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盡數上繳所藏蘇軾的文字，一邊將案件發送御史台審理。
御史台因別號「烏台」，故而人稱「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最終以蘇軾被貶黃州，充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文結案。受到此案牽連的，有司馬光、張方平、范鎮、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人。至於具體人數，《品中國文人》一書的作者劉小川說是22人，而《蘇東坡傳》的作者林語堂則說39人。查宋代朋九萬《烏台詩案實錄》，見其分為兩種情況開列了涉案者的名單：一種是收藏了蘇軾含有譏諷文字而沒有申報者共計29人，一種是雖收藏了蘇軾的文字，但並不含有譏諷內容者48人，總計77人。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批評或反對變法的人。結案時，處分最重的是駙馬王詵。他是蘇軾的好友，不僅為蘇軾刻印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還在朝廷下令逮捕蘇軾時為其通風報信，且在收繳蘇軾的文字時又未能及時交出，故而被削除一切官爵。王鞏被發配至西北，蘇軾的弟弟蘇轍被降職，其餘張方平、司馬光、范鎮以及蘇軾的十八個朋友，都各罰銅二十至三十斤。
此案成為了有宋一代極為罕見的「文字獄」，因而，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事過六十多年之後，就出現了屬名朋九萬的《烏台詩案實錄》，其中詳細記錄了何正臣、李定、舒亶、李宜之上奏的扎子內容和蘇軾受審時的供詞。這些扎子和供詞，其由來，南宋周必大在《二老堂集▪記東坡烏台詩案始末》一文中說：張全真參政時為中丞，他趁南渡混亂，將蘇軾的審訊檔案取出，藏了起來，「余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於下，而用台印……」證明了那份「實錄」內容的真實性。正是這些文獻，讓我們今天得以對整個案件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烏台詩案」固然是一場政治鬥爭，但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我們卻看到了當事者德行的高下、人品的優劣。尤其是那幾個製造「烏台詩案」的小人，竟然如此面目可憎。
現在，就讓我們根據《宋史》和《續資治通鑑》等相關史料的記載，看看這些小人的劣跡。
御史中丞李定。「少受學於王安石」，熙寧二年，經孫覺推薦來京。進京後，諫官李常問他：你從南方來，百姓對青苗法反響如何？李定回說：「民便（便宜）之，無不喜者」。李常提醒他：「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但李定轉過身來便告訴了王安石。王安石大喜，引他去向神宗奏明，「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神宗要任命李定「知諫院」，王安石卻說：以前選官，直接進諫院的尚無先例。只安排李定做了監察御史里行。但很快，有人揭發李定，說他母親死了未曾守孝，應讓他追補三年。王安石不同意，將李定「改為崇政殿說書」。有兩個御史緊追不放，接連六七次上書，說「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氣得王安石罷免了這兩個人。到了元豐初年，李定已升為了「知制誥，為御史中丞」。但自從他陷害過蘇軾之後，「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顯著）。」
監察御史里行舒亶。此人在作臨海尉時，曾遇一人酒醉大罵後母，追到了舒亶跟前。舒亶命人抓住他，那人卻不服，舒亶上去就親手殺了他。「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元豐初，權監察御史里行」。曾有太學官員受賄案，命舒亶前去處置，他便將但凡在詞語上有所涉及的人，一律都株連進來，「以多為功」。那位曾經舉薦過他的張商英，自以為和他私交不錯，便將兒子、女婿的文章拿出來給他看。舒亶馬上舉報張商英「干請言路」，致張商英受到了很重的責罰，而他卻憑着這件事升為了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以後，他察舉大臣，都是從他自己的個人恩怨和利害關係出發，「氣焰熏灼，見者側目」，到最後他被貶官時，竟然「遠近稱快」。
諫官張璪。此人本是王安石好友張環的弟弟。王安石當了宰相，要啟用張環。張環說自己老了，就將張璪推薦給王安石，做了集賢校理，知諫院，直（值班）舍人院。張璪原與蘇軾進士同年，兩人入仕後又在鳳翔同事兩年，交遊頗密。張璪返回汴京的時候，東坡還作了《稼說》一文以送之。但蘇軾陷「烏台詩案」後，張璪卻必欲置蘇軾於死地。據《續資治通鑑▪宋神宗元豐二年》記載：「軾即下獄，眾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軾本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究問到底）其獄。』帝曰：『朕固不深譴，特（只不過）欲申言路耳，行（將）為卿貰（赦免）之。』既而戒安禮曰：『第去（過會離開），勿泄言。軾前賈怨（招怨）於眾，恐言者緣（因為）軾以害卿也。』」王安禮回到舍人院，「遇諫官張璪憤然作色曰：『公果救蘇軾邪，何為詔趣（催促）其獄？』安禮不答。」《宋史》上還記載：到了哲宗的時候，朝中諫官、御史聯合起來攻擊他，說：「璪奸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後來連尚書右僕射劉摯也說：「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顯），不可不速去。」終於把他貶出了朝廷。
翰林學士王珪。這位被人們譏為「三旨相公」的人，平日一副「寬厚沉穩，謙和禮讓」的模樣，其實為人十分虛偽。他素來自認文章第一，對蘇軾格外妒忌。蘇軾入獄後，他便落井下石，欲置蘇軾於死地。他找來蘇軾一首名為《塔前古檜》的詩，採用「無限上綱」的手法，居然說蘇軾有不臣之意——這項罪名非同小可，一旦定罪，必死無疑。神宗問他：「何以見得？」王珪拿出詩來，指着其中的兩句給皇帝看：「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惟有蟄龍知。」王珪分析道：「陛下自是飛龍在天，他與陛下合不來，反倒要去求知音於地下的蟄龍，這不是大逆不道嗎？」神宗拿過詩來看了一遍，說道：不能這麼比附吧，「他自詠檜，干朕何事？」王珪還要強辯，站在一旁的章惇卻已領會了「聖意」，說道：「若作如此解讀，恐怕人人都會有罪了！」
李宜之。這是個不得不提到的小人。此人只不過國子監一個尋常博士，官階也極低微，只因「烏台詩案」轟動朝野，給這個小人提供了一個「表現」的機會。他聞風而動，舉報說：蘇軾到湖州上任途中，曾有一篇《靈璧張氏園亭記》，其中有「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此言本出孟子，是說孔老夫子參政則「忘其身」，去政就學則「忘其君」，而李宜之不說蘇軾化用，反而這樣解析道：「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蘇軾有不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為臣之道爾。」真是欲加之罪，肆意歪曲！作為一個小人物，他的陰暗心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他果然做到了，雖然《宋史》上連他的傳記都沒有，但他卻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千古罵名——只要一說起「烏台詩案」，就不能不提到這枚小人。
通過上述幾個例子，我們不難發現，興起大案的這幾個小人，多半都與王安石有些「淵源」。但雖然如此，卻沒有證據表明，是王安石指使他們製造了這起「文字獄」，儘管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擊垮保守派，起碼在客觀上能夠使王安石受益。也許正是有鑑於此，李國文先生曾指說王安石就是「烏台詩案」的幕後總導演。
其實，「烏台詩案」初起時，閒居金陵的王安石並不知曉。待他聽說後，很快就給神宗寫了一封信，信中最為關鍵處，是這樣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有人說，這句話對於挽救蘇軾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以公一言而決」。其實，此言的分量並沒有那麼大。因為，一，不殺蘇軾，曹太后臨終前曾對神宗有過遺言。太后「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系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音jùn。搜集）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至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二，朝野上下對蘇軾表示同情或直接出面營救的人也不少。如王安石罷相後，代為宰相的吳充就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而湖州、杭州兩地老百姓焚香念佛，為蘇軾祈禱平安，也成為一種民意的體現。三，我們從前述王安禮勸神宗不要深究「烏台詩案」時神宗的交底，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神宗根本無意殺害蘇軾，並已明確表態準備「貰之」。但即便如此，王安石此言也並非無功，起碼可以讓神宗拿來堵住彈劾者的嘴，成為解套的藉口。
其實，此刻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王安石對蘇軾態度前後的變化。當年他在任時，作為蘇軾的政敵，自家親屬謝景溫誣陷蘇軾，他卻保持了沉默，而現在他賦閒居家，且只把蘇軾當作了「才士」來看時，便不由惺惺相惜，主動給神宗寫了這封信，勸其毋信讒言。
但若細細咀嚼這句「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我們卻不難看出，此言的出發點並不在於蘇軾本身有沒有罪，該不該殺，而只在於維護朝廷「盛世」的名聲，維護神宗「明君」的形象，以免在歷史上留下暴政、暴君的惡名——為此，才不可殺「才士」。當然，王安石這樣講，也許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即，這也許是他採取的一種勸諫策略，畢竟站在朝廷和皇帝的立場上說話，總比從蘇軾的角度更容易讓神宗接受。
從這件事情上看，王安石不失為君子。王安石的變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當初他面對朝政上的種種弊端，敢於直言上書，並且能以天下為己任，有擔當，勇任事，積極尋求變革，僅此一點，就遠勝於那些既不憂國也不憂民的「太平官」，更非凡事逍遙於事外的看客可比。變法失敗，有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與王安石個人性格上的缺陷有一定關係。當初吏部尚書曾公亮向神宗推薦王安石，有人就曾指出：「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還說他缺少肚量，「狷狹少容」。變法失敗後，他的政敵司馬光也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宋史》上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神宗問安石之弟安國：「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回答：「恨知人不明，（財政）聚斂太急爾。」這些都是時人對王安石的評價。然而，性格缺陷並不等於德性有虧，王安石實為君子，決非小人。
這就產生出一個問題：一個本性剛直的「拗相公」，為什麼卻偏偏要提拔和重用一群小人呢？
這個問題耐人尋味，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偏重於「能」而輕忽於「德」，比如擇人只以對變法的態度為取捨，比如輕信，等等。有一點很明確：王安石在做宰相之前，久在地方任職，朝中缺少人脈。他要推行新法，儘管有神宗的支持，但在大臣中阻力卻很大，而他又急需事功以證其能，於是一些「巧進之人」便靠攏了過來。應該承認，小人善鑽營，也很有能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變法的進程。但到後來，王安石還是受到了小人的禍害——他曾一力舉薦的呂惠卿，陽奉陰違，以私害公，最終導致變法走了入死胡同。由此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歷史上那些自覺或不自覺依靠小人成事者，到頭來都會反受其殃。
其實，君子並非無能。但他的思維自幼便受到儒家仁義道德的規範，不生花花腸子，不耍手腕，更不玩套路，自然敵不過小人的精明算計。這就是歷史上君子總是鬥不過小人、一次次失利的根本原因。但君子固本，就是吃再多再大的虧，依然不改初衷，始終保持着仁愛之心，保持着一份寬厚和善良。
蘇軾就是這樣的一位君子。他身上存在着許多為政者的「不宜」：例如童心重，不善掩藏；例如思維活躍，又總是顯露出來；例如待人赤誠不設防，卻過於實誠，不會虛應故事、隨機應變，就如小妾朝雲所說，「一肚子不合時宜」。然而，他的才能則是有目共睹的。英宗曾欲重用蘇軾，但當時的宰相韓琦卻加以阻攔，說「未可遽授」高官，應多加歷練。別人將韓琦的話告訴了蘇軾，蘇軾不惱，反讚美韓琦說：「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神宗起初也想重用蘇軾，徵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卻說「不可」，因為他「素惡其議論異己」。但當變法失利，王安石閒居金陵時，蘇軾赴任汝州，卻特地取道金陵前去拜訪。當時，王安石受到小人呂惠卿的攻訐，唯一的兒子又死了，自己大病初癒，正倍感淒涼。他聞聽蘇軾造訪，內心十分激動，騎驢跑到江邊親自去迎接。蘇軾下了船，上前深揖：「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禮豈為我輩設哉？」兩人相見甚歡，一起談詩，談佛，談禪，彼此也加深了理解。蘇軾走後，王安石不由發出了這樣的感嘆：「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建請蘇軾在金陵買田為宅，兩人也好時常見面。蘇軾也很感動，在詩中慨嘆：「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君子之間，即便有過不愉快，哪怕是曾經的政敵，一旦脫開了政治，彼此都以文人身份交往，所有的恩怨頃刻間便化為了烏有。
此情此景，倒與另外的一個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已是元祐年間了，蘇軾又一次被起用，出任杭州知府，而這時的沈括已經被罷了官職，閒居潤州（今鎮江）。蘇軾上任路過潤州，沈括趕忙前去迎接，鞍前馬後，畢恭畢敬，一副極力討好的模樣，似乎當年欲害蘇軾一事根本就不曾發生過，自然心中也毫無愧疚。沈括其人，政治投機心理十分明顯。他不僅對蘇軾這樣，對當年積極參與的新法，其態度也是前後不一的。「王荊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位。沈括為三司使，密條陳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事，獻於吳公。吳公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為人。」（《宋人軼事匯編》卷十一）
小人與君子，真的永遠不可同日而語！
在整個「烏台詩案」過程中，蘇軾雖然臨難，卻並未丟掉他的君子之風。
當得知馬上會有軍卒前來逮捕他時，他雖心中恐懼，卻還不忘問別人，穿什麼衣服出去不失禮儀，別人提示他：現在還不知罪名，仍應穿朝服。蘇軾便穿戴整齊，出見差官皇甫尊。皇甫尊當場命軍卒打開公文，見上面說：蘇軾因涉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只是一份普通的公文，並非拘捕令，遂不帶枷鎖。當一行人離開官衙上了船，蘇軾便欲投水自殺。他想，既然是自己的詩文涉案，必定會牽涉平日來往的朋友，不如一死了之。但轉念又想：自己死了，事情反而說不清了，不是更要連累弟弟和朋友們嗎？遂又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到了獄中，李定、舒亶他們安排獄吏對蘇軾嚴審。這些人一個個凶神惡煞，肆意折磨蘇軾。當時有一位因為得罪了御史台那幾個小人而被關進監獄的官吏蘇頌，出獄後，曾賦詩十四首，他在詩前序言中說：「子瞻先已被系。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正因一牆之隔，聽得真切，故而他在詩中寫道：「遙憐比戶（指隔壁）吳興守（指蘇軾），詬辱通宵不忍聞。」據此，我們不難推想審訊時的情景。起初，蘇軾只承認《山村五絕》有意托諷，是因為全詩不涉及任何人。他自辯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且賴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詩文，寓物托諷，庶幾（希望）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誹謗先帝，則是以黑為白，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但御史台已經從搜尋到的詩文中，摘出「譏謗」語句六十餘處，都要蘇軾一一交代。審問一連持續了好幾個月。據說，蘇軾在獄中時，神宗曾派人悄悄在夜裡前去查看，只見蘇軾一夜酣睡，並無輾轉反側之狀，神宗聞報，不由說道：「朕知他問心無愧！」此事不知是否屬實，但卻很符合蘇軾的性格。
君子坦蕩蕩，即便身陷囹圄，也是小人望塵莫及的。
「烏台詩案」六年以後，即1085年，神宗崩，年僅十歲的哲宗嗣位，司馬光做了宰相。王夫之在《宋論》中說，司馬光「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開始全面革除新法。此時蘇軾又站了出來，主張對「熙寧變法」區別對待，其中可行的部分應予保留，以利百姓。於是，保守派又轉而白眼相加，一再貶謫他。由此可見，蘇軾維護的是邦國之利，並非一己之私，更非一派之得，乃是大仁大愛。
無數事實都表明，君子與小人，心胸、格局完全不同。每臨大事，君子慮人，而小人慮己。君子與小人，即便同在一個屋檐下，也完全不在同一個精神境界裡，言行舉止，出發點各自不同，所秉持的，也不是同一個邏輯。
其實說起來，小人這個人種，真的是「古已有之」了，而且代代不竭，想必將來也是不會絕種的。何以這麼說呢？因為導致小人出現的，無非兩個原因：一個是利益（外在原因），一個是欲望（內在動力）。一旦利益有衝突，一旦欲望得不到滿足，我們身邊的小人便會現出本相。所以，只要世上有利益衝突存在，只要有個人慾望存在，小人便會不斷的產生。
小人常有，難在辨識。他們生活在我們之中，頭上沒貼貼，胸前無標籤，甚至有的小人，還常常作出一副親近狀、忠厚狀，讓人難識廬山真面目。白居易就曾以詩感嘆：「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周公代政的苦心，王莽篡位的陰謀，若不經過時間的檢驗，誰人看得出呢？足見小人識別之難。關於識別小人，歷代多有主張。王夫之在《宋論》一書中提出一法：「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但他這裡所說的「必為」與「必不為」，也只是一種行事的原則，並非行事的目的，據此，尚無法判斷其行為是君子還是小人。而作為行事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利益，才是區分君子與小人的「試金石」。小人對人對事的態度，無一不以利益的得失作為取捨。獲利則為，無利則止。待人亦然。有利者近之，無利者遠之，沒有不變的情誼，只有永遠的利益。小人為了獲取利益，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如踩別人肩膀、阿諛奉承、陽奉陰違、見風使舵、過河拆橋、反戈一擊、造謠生事，落井下石，等等等等，都是慣常的手段。而當他們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時，則立刻會調動一切資源和手段，以百倍的兇狠，施以無情的報復，因而史上才有「小人一口，入骨三分」的說法。獲取利益，是小人全部欲望的核心，圍繞着利益，你可以見識小人層出不窮的精彩演出。所以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即便同為小人，一旦利有不同，登時也會反目成仇，所以他更進一步指出：「小人無朋」。
我們回過頭來審視「烏台詩案」中那幾個小人的作為，不難看出，他們的目的，並非是從維護國家的利益出發，也不是想通過改革弊政，使百姓過上安穩富裕的日子，他們所維護的，只是自己的官職不要因為變法不利而丟失。因為他們清楚，自己的切身利益已經包含在了變法之中。維護新法，只是一塊招牌，從中獲利才是目的。正是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小人心性大發作，製造出了這場「文字獄」，使名士遭劫，使斯文蒙羞，也讓忠良齒冷。
即便是到了現在，想一想，仍讓人不寒而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