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於賡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詩學影響(賈東方)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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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於賡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詩學影響》是中國當代作家賈東方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1940年代於賡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詩學影響
抗戰之初，於賡虞和當時的許多文化人一樣，非常積極地投身於抗日的洪流中。他和姚雪垠主編抗日刊物《風雨周刊》，還發表了《以牙還牙主義》以抒發愛國熱情、表達抗日決心，一洗1930年代的「陰冷」、「頹廢」之感。1942年至1946年，於賡虞遠離故鄉，輾轉漂泊至西北各地，默默地燃燒着生命的光和熱，為西北地區現代文學與文化的傳播奉獻着自己的力量，影響深遠。
一、激昂時潮中的孤獨行吟
1942年，應友人焦菊隱之邀，於賡虞來到西北大學任教，兼任西北師範學院的外文系、國文系教授。此後，西北師範學院從城固搬遷至蘭州，於賡虞也於1944年5月隨校來到蘭州，一直至1946年12月才離開蘭州。授課之餘，於賡虞並未放棄自身的詩歌理想，不僅自己繼續創作、發表詩歌，還參與學生的詩歌活動，並指導他們的詩歌創作。
1943年入西北大學外文系讀書的牛漢，談及當年的情形時曾說：「我還參加過兩回西北師範學院附中的'漢江詩社』的活動，一塊兒活動的有'新月派』詩人於賡虞……西北大學老師寫詩的不多，只有老詩人於賡虞例外。……他對我挺好，在辦公室給我講了幾回十四行詩。但我寫不好十四行詩，他看我寫的幾首所謂十四行詩，說'看來很難規範你』。他說不想寫就算了，但寫自由詩也要注意形式不要太鬆散。我跟他到師大附中，走着去，聽中學生朗誦自己的詩。」
可以看出，詩人於賡虞在1940年代依然執着於詩歌的理想，除了在詩藝上繼續探索十四行詩的新形式之外，還期待培育出新一代的優秀青年詩人，在西北邊遠之地擎起詩歌的火把，延續新文學的火種。「西北聯大」固然擁有屬於自己的詩人群體，譬如唐祈、牛漢、李滿紅等人，然而這批年青詩人與詩壇前輩於賡虞之間，似乎並沒有太多的共鳴。
牛漢曾旁聽過於賡虞講《神曲》和莎士比亞詩選的課，於賡虞也很賞識牛漢，——不僅在辦公室里給牛漢講「十四行詩」，還一起步行到西北師院附中聽中學生朗誦詩歌。在西北聯大讀書期間，牛漢對於賡虞雖然從心底里很敬重，也很讚賞於賡虞在「英詩選」的課堂上所抒發的自己的見解，甚至在於賡虞的指導下牛漢也嘗試着來寫形式嚴謹、整齊的十四行詩，但於賡虞的詩學理念並不能引起牛漢的興味。牛漢是抱着「拋頭顱灑熱血」的心態來寫詩的，所結識的詩友也都是像安汭、蒲之津等進步青年，英國詩歌的自由、高遠之詩境及十四行詩的嚴謹規範顯然並不適合牛漢。牛漢鍾愛的是俄羅斯的文學，更心儀的中國現代詩人是艾青、田間、胡風，甚至還有綠原、阿壠、冀汸等「詩的新生代」。牛漢曾坦白說道：「1942年之後，對我影響最直接最有魅力的詩，多半不是名家的作品，而是那些年輕的虎虎有生氣並不圓熟的詩。對那些精細的典雅的詩幾乎讀不下去，我也不想學他們的'技巧』。」兩位隔代的優秀詩人之間，因對詩歌藝術的理解與詩歌精神血脈的巨大差異，最終沒能擦出精神的火花，只能各行其道。
唐祈後來被公認是「中國新詩派」的代表詩人，詩風憂鬱而美麗，富於現代主義語言技巧。然而在西北期間，唐祈所發表的《我們的七月》、《逝水章》之類的詩歌，卻在表達飄零之人對民族災難的痛心和故園的思戀；《蒙海》《遊牧人》《拉伯底》《回教徒》等詩，則受到西北民族文化的影響，融入了對西北少數民族的熾熱情感。進入到西北聯大之後，唐祈受到楊晦、盛澄華等教授的指導，漸漸趨向於從紀德、艾呂雅、阿拉貢、里爾克等現代詩人尋求靈感，逐步形成自己的詩歌風格。因此，青睞於英國詩歌傳統且在學校極少和別人交流的於賡虞，顯然也並不是唐祈所追隨的對象。
至於過早隕落的西北聯大詩星李滿紅，因其是流亡關內的「東北作家」，他在詩作中抒發着對故園山河的關切和眷戀，表達對日本侵略暴行的強烈控訴之情，明顯具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和激越的戰鬥精神。顯然，李滿紅和於賡虞也沒有過多的精神交集。
在西北聯大時期的於賡虞，據牛漢回憶：「於賡虞很有個性，頭髮長，長袍，不洗。住在校外，跟誰都不打招呼」，不由讓人想起魯迅筆下的「雪萊」形象：「時既艱危，性復狷介，世不彼愛，而彼亦不愛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在西北孤獨行吟的於賡虞，精神氣質上依然屬於當年魯迅所呼籲的「摩羅詩人」，亦是「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要其大歸，則趣於一：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
1940年代，雖然再一次疏離於詩壇的主潮，也很難獲得「西北聯大」年青詩人的精神共鳴，然而於賡虞依然在堅守着心中的詩歌信仰，崇奉拜倫、雪萊、濟慈等浪漫主義詩歌英雄。於此情形，我們似乎又看到了當年那個與「過於營造詩歌形式」的「新月詩人」分道揚鑣，與「以詩歌的社會功利性為骨髓」的「普羅詩人」倔強疏遠的孤獨身影。
二、歐西漫遊之後的詩學理念嬗變
1935年，於賡虞在弟弟於佑虞的支持下留學英國。攻讀之餘，於賡虞也在歐洲各地漫遊，除了領略自然風光與都市風景之外，他也在親身感悟着歐洲的文明，並訴諸詩筆。由於種種原因，於賡虞的漫遊詩作，遲至在西北期間，這些詩作才在自己主編的《和平日報》副刊《筆陣》及其他西北報刊上零散發表。
1940年代的於賡虞，他信奉更多的依然是「浪漫主義詩學」的「天才觀」、「創造觀」、「個性觀」。1947年1月，於賡虞在《和平日報》（蘭州版）的副刊《藝風》上發表了《談人論書》一文，將心慕的西方作家之言行與讀者分享，文章分為四部分：《拜倫的氣概》《濟慈論作詩三味》《蒙旦的自白》《賀拉西的比喻》，其中既有對作詩的具體技藝的闡發，也有借彼人之行狀以自我砥礪之意。
賀拉斯在論具體作詩的技巧時所闡發的「畫即如是，詩藝亦然」及「常習用的字不能表現新感思，詩人有權創新字」的見解，於賡虞認為很新穎、引人深思。濟慈說的「詩是美的超越而非單純的驚異」、「詩人不僅是一個熱愛者，更是一個創造者」的見解，也引起了詩人的共鳴。詩藝的探討之外，於賡虞更為青睞的還是這些詩人面對詩與生命時的選擇態度——拜倫「睥睨天下」的「氣概」以及獨戰庸眾的勇氣，濟慈「將生命交給詩藝，與時間的冷酷作鬥爭」的「生命詩觀」以及蒙田「唯有'我』始有書」的「哲學詩論」。
在1944至1947年間，於賡虞翻譯的英國詩人及其詩作有：雪萊詩3首《西風歌》《奧西曼狄亞》《雲》，濟慈詩1首《夜鶯歌》，華茲華斯詩1首《雲雀曲》，理查德·拉夫羅斯詩1首《給綠克絲》，羅伯特･海瑞克詩1首《給荻亞奈》。牛漢也曾經提及，留學歸來在西北聯大任教的於賡虞，開設的課程之一就是「英詩選」，「講得很好，有自己的見解」。
事實上，英國詩歌的精神源泉一直在滋養着於賡虞，英倫詩人及英國詩歌的浪漫、自由、高遠的格調，深深地影響了歐遊時期於賡虞的詩作，譬如他於1947年發表的《海鷗》：「海天空明處，/是朝霞與夕陽，/海鷗飛翔浮沉——/到處是家鄉。/有時啄着海月，/有時騎條彩虹，/在這大千世界裡，/來去無影蹤。/年月無意義，/宇宙深藏海底，/不需天堂之橋，/無視地獄的網。/自由，愉快，/歌聲追逐海風，/為那萬里月色，/灑上美麗的夢。」《迎日出》一詩也是如此：「屹立河畔讀熟了/東方自然的景色——/怒雲下的石山/饜足的微笑在/那一道血色的霞彩/默默幻想着海鳥/正自由憑翅歌唱——/永恆又給心峰，/塗上了那朝陽，/炫耀似帝之金冕。」
如此美麗的自然圖景，明亮、歡快的詩歌風格，自在、愜意的心靈境界，幾乎讓人無法想象它是出自於一個痴迷於「荒塚」、「骷髏」、「鬼劫」這樣的「恐怖之美」的詩人之手。可以說，1940年代的於賡虞，在詩藝的追求方面，他完成了波德萊爾般「浪漫的頹廢」的自我突破，向着心慕的「摩羅詩人」拜倫、雪萊等汲取營養。更有意味的是，他不再是沉迷於個人的生活體驗不能自拔，而是像自在飛翔的「海鷗」一樣，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超越了時間的約束，甚至歷史、天堂、地獄都只是短暫之物，他唯一的目的地只有那永恆的美的王國。可以推想，歐遊期間的於賡虞，在詩藝追求上，經由波德萊爾的陰鬱、頹廢又重新皈依拜倫、雪萊的懷抱，甚至還極有可能和古希臘文學產生共鳴，恰如《巴黎雨夜》的結尾：「在無盡之街緩緩步行，/雨水及燈光在心間/溶成一片銀湖，一顆星，/莊嚴得尤如古的皇冕」。
三、「詩教人生」的使命與「文藝復興」的理想
自英倫留學歸來之後，於賡虞的詩歌創作較以前減少了許多，他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編輯刊物和教育事業上來。遠在西北，他還特意從蘭州返回西平去整頓自己所創辦的出山中學的相關事務。在城固期間，於賡虞所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授課、指導學生的詩歌寫作以及編輯《西北文化報》。1944年5月於賡虞抵達蘭州後，他與沙蕾、朱維基等人成立了藝文社，在《甘肅民國日報》上合辦了《文藝》副刊。此後，於賡虞又負責主編《和平日報》（蘭州版）的文藝副刊《筆陣》，《筆陣》雖然只出版了20期，但它承載着於賡虞的文藝理想，即不拘泥於一時一地一民族，作家們用文藝的方式，去探索人類的精神奧秘。於賡虞為新文學、新思想在西北地區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於賡虞非常心儀孔子的「詩教觀」，並多次將之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觀念加以比較。1947年，於賡虞在其主編的《筆陣》副刊上刊載了《孔子的詩文觀及其影響》一文，將孔子的詩學觀念剖析為哲學與文學兩大部分，並批評後世之人重視哲學之「道」而忽視文學之「藝」，致使文學淪為道學之附庸；在辨析清楚並將二者加以適當甄別以後，於賡虞還就「詩與樂」、「詩之意義」、「詩與人生」、「文與道」等相關問題展開了細緻的討論。
「詩與樂，就作用言，則同給人以快感，以精神的陶冶」，「孔子對於樂，並不完全止於感官的欣賞，……而主以含有向善之感為目標。……然欣賞與判斷有先後之序，絕不似後世那些載道論者的偏激與誤解藝術」。詩之意義，「有所感而發為詩歌，在複雜的人生中，就有各色情感的流露」，思無邪，即純屬自然情感的流露， 並非「假道學之眼所放的淫光」。孔子對於詩的重視，不僅由於藝術的關心，亦由於詩打開了自然與人生之窗，「將情的教育與知的教育熔在一爐」，以「詩教」形成「溫柔敦厚」的人生；「中國文學史就'道』說是太沉重，就博大的人生說是太膚淺，這就是對於孔子的一個傳統的誤解的結果，將詩的獨立，人的獨立與自由的精神，都葬埋在'道』'刺』的結果！」
這些論證孔子詩文觀念的問題，很明顯都帶着於賡虞的詮釋角度，特點十分鮮明。於賡虞將「文藝」與「人生」結合起來，並力圖通過「詩教」而完成「溫柔敦厚」的人生形態，他對現實中文藝「宣講載道」現象極為不滿，強烈批判那些「假道學們」忽視、誤解詩與藝術的觀念，造成詩的淪落以及人的獨立自由精神匱乏的境況。這些討論顯然都是對現實有所針砭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所包含的於賡虞的終極理想——以詩或藝術的方式，完成人生的啟迪，並仰賴中國傳統文化（孔子）的「文藝復興」，教育培養新的一代年青人，以實現「國家民族的重造」。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我們能更加明晰於賡虞在戰爭時期選擇從事教育與編輯事業的更深層次原因。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於賡虞還就「新的一代大學生」所存在的問題，在西北師院作了公開演講。在演講中，於賡虞針對大學教育中的「個性發展的忽視」及「功利性專業選擇」的弊病，直指中國大學教育的失敗，認為「大學教育應培養能轉移社會風氣，而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之人才，但現在大學生畢業後，往往為社會潛移默化」，進而談到進入社會後自我教育的重要性——第一，如蘇格拉底所說「你要了解你自己」，從自知到自覺；第二，自知自覺後依然會面對感情與理智的衝突及常識與幻想的兩種矛盾；第三，用「我」的思想、人格的獨立，來解決這兩種矛盾。這篇演講的核心問題是「人」的問題，歸結點是「獨立精神」、「獨立人格」的自我堅守。
於賡虞如斯重視「教育」，以啟來者，又何嘗不是對自我的「解脫」與「超越」？從「獨善其身」的「詩歌創作」到「兼濟天下」的「教育關懷」，於賡虞在尋求着自我價值實現的另一種可能性。這是作為一位「文學教育者」的「詩教」使命，其道不孤。在西北師院期間，於賡虞還延請了好友焦菊隱、魏荒弩等人來此，一起共同推動這項事業。1940年代於賡虞的西北之行及其詩學影響，正如一位論者所言，「一面擔負起傳道授業解惑之責，一面埋首於專業的學術研究和文學編譯工作，參與了一時代一區域之新文化的建構，為新文學在西北地區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確實令人敬佩和讚嘆。[1]
作者簡介
賈東方，1986年7月，男，河南上蔡人，蘭州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及西北現代文學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