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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足杯也称马上杯，它同于高足碗，上为碗形，下有高柄。高足杯也称把杯，外观美丽，实用方便，是陶瓷中的典型器物。每个朝代的高足杯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
历史背景
曾出土过一件非常精致的黑陶高足杯。以后各朝各代也出现过一些造型不一的高足杯，其中造型最为奇妙的当数1984年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高足转杯，该杯整体似高足盘托高足杯，杯直接套坐在盘中杯足上，杯体可左右转动，可谓构思奇巧，工艺精湛，为南朝青瓷中难得的珍品。 对这种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早期的历史文献不见记载，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三楚新录》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清代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中·唐器》之“高足碗（原注：十国南平器）”条记：“周羽冲《三楚新录》：高从诲时，荆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竞置用之，谓之高足碗。”不过，熟悉唐宋瓷器的同行们应该都知道，《三楚新录》文中的“高足碗”，并不是元明时期常见的那种高足杯，而是类似北宋青白瓷中常见的高圈足碗（图一），这种碗的圈足通常高1厘米以上。有的高达1．8厘米左右，相对于唐、五代十国时期常见的矮圈足碗和玉璧底碗，这种高圈足碗确实可以称为“高足碗”了。
《中国陶瓷史》第八章第三节在论及元代瓷器的造型时，明确指出：“四系小口扁壶、高足杯、僧帽壶及多穆壶是元代的新创品种。”并说“高足杯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形。口微撇，近底处较丰满，承以上小下大的竹节式高足，是高足杯的典型式样。”有人对元代青花瓷的器形数量做过统计，得出“就国内所藏元青花总数说，高足杯约占22%”的结论。199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清理了一处元代“枢府窑”遗迹，“此次出土的枢府瓷，在器形上以高足杯最为常见，数量占总数的95%以上。”
对元代瓷器中为什么会突然涌现出来大量的高足杯，笔者至今没有看到有专家给予满意的解释。著名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的简单解释也许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高足杯始于元代，它适用于蒙人善骑喜饮的习俗，最初为马上饮酒而制（所以高足杯又称马上杯），后来也称靶杯，可以摆放果实。”似乎高足杯最初是蒙古人的饮酒器具，高足杯出现的历史背景是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从而在国内大量出现。
著名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称高足杯在“朝鲜称为马上杯”。由于资料的缺乏，笔者尚不知朝鲜人为何要叫高足杯为“马上杯”。但笔者知道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外出时携带的酒具并不是高足杯，而是“革囊”。追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曾写道：“天马西来酿玉浆，革囊倾处酒微香。”元代后期许有壬也有“悬鞍有马酒，香泻革囊香”之句。“革囊”又称“浑脱”，“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以盛乳酪，谓之‘浑脱’”。可以说，用“革囊”（“浑脱”）携酒外出狩猎或征战，才是蒙古人的特色。
再说“靶杯”之名。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下·明器》之“红鱼靶杯”条：“?按?靶，辔靶也，从革。……总之，皆手把处。《稗编》刀靶，《古镜记》剑靶，皆借靶，原可通用。然《妮古录》哥窑八角把杯作把。靶杯从手，作把为是。”朱琰在这里明确说明了“靶杯”应该就是带把的杯，“靶”与“把”可以假借和通用。因此，靶杯 或靶盏之名，与高足杯一样，都是人们根据其造型给取的名字，就是指带把（柄）的杯或盏，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意义。[1]
特征
陶瓷中的典型器物。基本特征是盘浅，口沿微向外撇，盘心平坦，常有阴圈纹，盘下承以喇叭状高足。盘内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支烧痕迹，饮酒用具。明代景德镇窑盛烧高足杯。宣德（1426-1435）时有青花海水红龙纹高足杯，成化（1465-1487）时有斗彩葡萄纹、缠枝莲纹、花鸟纹高足杯，皆为出类拔萃的作品。清代仍烧青花名式高足杯，纹饰多样。高足杯以元代最典型，之前的可以说是高足碗，而废高足杯。
在新石器时代，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一件非常精致的黑陶高足杯。以后各朝各代也出现过一些造型不一的高足杯，其中造型最为奇妙的当数1984年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高足转杯，该杯整体似高足盘托高足杯，杯直接套坐在盘中杯足上，杯体可左右转动，可谓构思奇巧，工艺精湛，为南朝青瓷中难得的珍品。[2]
时代特征
唇口外卷，弧腹内收，高足(柄)瘦细垂直，底马蹄状中间实心，灰胎瓷化程度好，腹外壁釉剥落，转折缝处微现釉迹，杯内有微薄的青绿泛黄釉。此杯虽然厚重笨拙，但造型已趋成熟。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360余年间，战乱较少的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从而推动了江南地区瓷器的生产。地处水运交通要道的码头源九江古浔阳城，相传是繁荣的商埠，赣北商品集散处，也史瓷器贸易的大市场。遗址仍然可以看到有灰胎、青黄、青绿釉等各种瓷片遍布湖滩。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因水患，浔阳城东迁到九江城区(同治《德化县志》)。六朝浔阳城遗址是七里湖，它随着长江的水位升降，春夏一湖水，秋冬露湖滩。遗址面积3平方公里，内有墙基房址、陶瓷窑址、砖瓦窑址、冶炼场址等。实物表明的年代与城池存在的时间相吻合。过去人们对这些遗存物都不重视，两岸的农家把湖滩上的古陶瓷盘、碗拾大作鸡食盘。这只青瓷高足杯就来自他们的家里。此杯在胎、釉、工艺等方面的特征与湖滩遗存的瓷片相符合。烧造窑口应为丰城罗湖窑(唐代称洪州窑)。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云："丰城窑历东晋、南朝，直到隋唐。是一处延续烧造时间较长的瓷窑之一。"此杯器型也接近《中国陶瓷》所说："高足杯为浅碗式，下承以高喇叭形圈足，杯心印有兰花纹，具有隋瓷的特征。"故古浔阳城遗址出现的这只青瓷高足杯可说是存世最早的高足瓷杯了 。
敞口外侈，丰腹内收，高足空，外壁3道竹节，火石红露胎。白胎，釉色光润，淡青白闪微灰。全器用铜红料绘出3个部分纹饰：（一）腹部饰一条飞龙，形体细长．瘦头猪嘴．山羊须，细颈蛇尾，三爪锋利，肘毛形如飘带。毛发向后上飘，双鹿角，斜方格鳞。龙的头尾之间点缀火焰纹。(二)碗口内饰相互勾连的眷草纹一周。(三)内底部饰釉里红折枝菊，中间一朵盛开的简笔菊花，花瓣围绕呈螺旋状花心作圆形排列。
敞口外撇，深腹内收，喇叭形高足。白胎细腻，釉色青白，青花淡雅鲜艳。腹部装饰青花寿山、宝塔、人物、树枝。明高足杯和碗的广景较大，尤其是高足杯现存有一定数量，品种也多。在造型制作上与元代有明显的区别。元代高足杯的高足上细下粗，有1~4道竹节纹，中空不丰底、不施釉，只是元末的底足足缘外撇，中空局部施釉或占釉。明代高足杯的足均外撤，呈喇叭状。杯与高足柄是用釉粘接．足中空封底心施釉，这是明代高足杯的主要工艺特点。
有青花、斗彩、鳝鱼黄釉、冰梅等装饰。造型和制作工艺与前代也有区别。明代高足杯足呈喇叭状，中间柄较高。清代高足杯足外撇，杯与足之间相似两杯底足对接，中间柄很短。图5是笔者收藏的青景德镇民窑青花缠枝纹高足杯。高6.7厘米。侈口深腹，下部成喇叭状空心足，中空施满釉。杯的口沿下绘青花如意纹，腹壁饰缠枝花纹，足壁画焦叶纹，胎细白。
民国时的高足杯主要是上部的杯敞口，腹稍浅，下足高大粗壮。如铁源主的《民国瓷器》103页伪满洲囚"皇宫"御用器，"绿釉描金高足杯，8x6厘米，康德年款，从杯内的字样来看，当是薄仪赏赐之物。其釉莹润，金彩辉煌，为民国时期佳品。
产生
盛行于元代。至于这种器型创制于哪个朝代，说法不一。陈德富《古陶瓷收成与鉴赏》说："高足碗是蒙古族文化影响的一种极具时代特征的陶瓷器，元以前是见不到的。明、清时期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而被继承、延续下来，有小量制作。"王莉英《陶瓷器鉴赏与收藏》说："文献记载五代有高足碗．实际上五代时并无高足碗，有在碗心里印'高足碗'三字者，但足很低。元瓷中多见高足碗，以红釉、卵白釉装饰。"上述两本书里明确说元代以前的陶瓷种没有这种器形。可是在铁源主编的《古代民窑陶瓷》则以实物彩图分别列出了唐、宋、金时期有高足杯(碗)的存在。如25页彩图54"唐三彩高足碗，H9.5cm"，70页彩图193"金介休窑白釉高足杯，H8cm"，彩图194"金霍窑白釉高足杯，D8cm"，此外，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在宋代瓷柜窗里展出的影青釉高足杯很醒目。陶瓷高足碗和杯在唐、宋时期已有制作并有存世者。有藏友收集到六朝时期青瓷高足杯一只，依据这些实物资料，似可把陶瓷高足杯的产生时代推进到公元6世纪前后了。
注释
对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早期的历史文献不见记载，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三楚新录》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清代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中·唐器》之“高足碗（原注：十国南平器）”条记：“周羽冲《三楚新录》：高从诲时，荆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竞置用之，谓之高足碗。”不过，熟悉唐宋瓷器的同行们应该都知道，《三楚新录》文中的“高足碗”，并不是元明时期常见的那种高足杯，而是类似北宋青白瓷中常见的高圈足碗，这种碗的圈足通常高1厘米以上，有的高达1.8厘米左右，相对于唐、五代十国时期常见的矮圈足碗和玉璧底碗，这种高圈足碗确实可以称为“高足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