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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翰（1794年－1857年），字词溪，号竹吾。历城县南权府庄(今济南市全福庄)人。原籍山东省章丘市，曾祖父时迁居历城。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

生平简介

“政绩卓越”得到皇帝召见

父马锦，历任山西汾州府经历、甯乡、武乡、天镇等知县。自幼跟随在山西做知县的父亲读书，学习勤奋，后从师金宝川、吕心源。博览经史，文思敏捷。十六岁时，父病死太原，19岁,考中秀才,以教书为业。好学，每见异书便用手抄录，至1831年(道光十一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历任陕西敷城、石泉、云阳知县。道光二十四年,升任陕西陇州(今陇县)知州。1838年因“政绩卓越”得到皇帝召见。后以“去家既久，坟墓庐舍均须修治”为由，辞官回故里。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出任陕西陇州(今陇县) 知州。一生从事古书辑佚，有《玉函山房辑佚书》，与黄奭齐名，人称“辑佚两大家”。1853年(咸丰三年)因病辞官回乡。1857年去世，葬于历城县九里山南麓。著有《目耕帖》三十一卷。马国翰的传世作品还有《竹如意》、《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文集》、《玉函山房诗集》等。^[1]

立下了宏愿——辑佚

马国翰早年即对许多珍贵古籍的散失深为痛惜,他在搜书、藏书、读书的过程中,发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书目,遗佚散失的占十之八九,学者想读到这些书籍已很困难,于是马国翰立下了宏愿——辑佚,决心做一番大规模的古书辑佚工作。《续修历城县志》记载:“国翰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官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馀卷。”藏书是辑佚书的基础,辑佚书是藏书的发展。所谓“辑佚”即编辑记录已经散失不传的文字资料。

“殚心搜讨,不遗馀力”,为编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付出了心血

马国翰从二十二岁起就已开始动手辑书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教学之馀,还是从政之暇,他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把自周秦以来迄于唐代诸儒的撰述,广征博引,无不搜辑。有的古书原本已佚失,但个别片断,或摘用于某些著作,或引入一些注释,或分别列于类书的不同门类、条目。把这些残存的只言片语辑录起来,整理有序,虽不能恢复原貌,但可看出大致轮廓。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这项浩繁的工作,“殚心搜讨,不遗馀力”,为编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付出了心血。“玉函山房”,取自济南南郊的玉函山。玉函山,相传汉武帝东巡路过此山,得一玉函(玉石匣子)而得名。马国翰年轻时曾在这一带教书辑书,故以玉函山房命名。“玉函”二字可释为玉做的书套(函)。马国翰藏书、辑书、珍书如金玉,故“玉函山房”更有其高雅的内涵。^[2]

鸿篇巨制《玉函山房辑佚书》

《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马国翰辑。分经、史、子三编,辑佚书594种,全书共708卷，《续补》14卷，附书后1卷，《手稿存目》1卷。“玉函山房”是马国翰的书斋名。马氏生前曾将经、子两部辑佚书刻成，死后，所刻之书及其遗稿为其婿章丘李氏保管，藏于李宅复壁之中。同治九年(1870)，山东巡抚丁宝桢从泺源书院主讲匡源处得知李氏藏书及马国翰所刻书版，欲为广布，命取《辑佚》、《目耕帖》二书版刷行世。当书版从李氏宅复壁中取出时已有断烂。丁宝桢等人为补刊其残缺若干篇。同治十三年(1875)，马国翰的外孙李元进及其伯父李稚玉、舅父马超凡请匡源帮助整理此书。匡源即参校汉隋唐志补为总目，将《目耕帖》31卷附书后，在丁宝桢的帮助下整理印刷出版。后来湖南书局改袖珍本。清光绪九年(1883)长沙琅环馆又依原版刊刻印行。此外还有清光绪十年(1884)章丘李氏据马氏刊版重印本，清光绪十年(1884)楚南书局刊本。^[3]

《玉函山房辑佚书》是搜罗丰富卷帙浩繁的辉煌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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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匡源,请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协助,从马国翰亲属处借出《玉函山房辑佚书》的书板,经过进一步整理,于四年后连同《目耕帖》一同印刷,分订100册行世。《《玉函山房佚书》分经、史、子三编，七百多卷，辑佚书五百九十四种。附刊马国翰著《目耕帖》三十一卷。该书将唐代以前已经散亡、毁失的古书，从各类文献及著作中搜罗出来，加以考证与辨伪，力求保存古书原貌；由于当时治学的需要，故以经部书籍收藏最丰。就古籍辑佚整理而言，《玉函山房辑佚书》仍不失为一部资料翔实的巨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凡五百八十馀种，为卷六百有奇，吾乡马竹吾先生之所辑也。先生悯今世学者不见古籍，乃遍校唐以前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于史志及他书可考者，广引博征，自群经注疏、音义，旁及史传、类书，片辞只字，罔弗搜辑，分经、史、诸子为三编，又各因所得多少为卷，作序录以冠于篇。六百卷内，惟《经编》为稍全，《史编》则所得仅八卷，《子编》自儒家、农家外俱无目，颠倒舛错，漫无条理。盖当时随编随刊，书未成而先生卒，故其体例未能画一也。馀得其书，乃参校汉、隋、唐《志》，补为目录如次，因为之序曰:

昔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兴六艺，仅得于焚灭之馀，学者各以闻见相授受，专立门户，各抱一经，历东汉、魏、晋，诸儒迭出其所为书，若传、注、笺、解、训、故之类，愈辨而愈不胜其繁焉。六经支流，衍为诸子，纷然肴乱，各自为书，虽究其所蔽，好恶乖方，然博识多闻，苟或一言可采，则君子犹存之而弗废也。

自汉时刘歆、班固录书，序六艺为九种，历代因之，史官列有《经籍》、《艺文》，大率叙其篇次存亡以备稽考。当隋、唐之世，古籍犹未尽湮，然唐人为诸经定义疏，仅存汉注，所兼采者南北数十家外，诸儒略存梗概而已。《隋志》修于唐初，所著录汉儒旧籍，视班书篇目十已亡其六七，其幸而存者魏晋诸子，卷数虽繁，然有其名而无其书者尤多也。盖自书遭秦火至隋，而已更五厄，及其后凋零磨灭，不可胜数，非夫笃信好学、深耆先圣之道者，岂能独为是旁搜远绍哉!

我朝文教昌明，远迈前代。乾隆时启秘书之馆，诏在事诸臣，即《永乐大典》中编辑世所未见书多至二百七十部，好古之士欣然向风，于是海内佚书稍稍复聚。百馀年来，学者务为搜敡，如《皇清经解》中诸家所辑古义，彬彬乎称极盛焉!

竹吾先生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成进士，为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馀卷。簿书之暇，殚心搜讨，不遗馀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虚日，其津逮后学之心，可谓勤矣!先生没后，板归章丘李氏，已有散失，稚玉驾部印行数十部，其书始显于世。既而求者日多，丁中丞稚璜、文中丞质夫先后为补刊，其残缺若干篇，而有目无书者尚少四十馀种;其散见各序中所谓已有著录者，如陆希声《周易传》、刘向《洪范五行传记》、刘歆《洪范五行传》、卫宏《尚文训旨》、李轨《尚书音》、孙毓《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蒋济《郊邱议》、干宝《司徒仪注》、杨泉《物理论》凡九种，亦皆不存，为仍其目，以待后之博学君子搜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