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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罗鼐（Polhanas）(1689-1747)，西藏江孜人，原名琐南多结或索朗多吉，全名颇拉·索朗多吉。西藏郡王，亦称清代西藏贵族。
简介
康熙二十八年（藏历第十一绕迥土蛇年八月初八，1689年）索朗多吉出生于后藏颇拉贵族（今白朗县杜琼区颇拉乡）。
清康熙末，清军逐准噶尔，以康济鼐、阿尔布巴、颇罗鼐等为噶伦。雍正五年（1727年），康济鼐为阿尔布巴所害，颇罗鼐由后藏发兵平叛，被封为贝勒，主持藏内政务。
乾隆初晋封郡王。乾隆十二年（1747年）薨，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爵郡王。
乾隆十二年（藏历十二绕迥火兔年二月，1747年）逝世。[1]
生平
曾为和硕特汗国末代汗王拉藏汗秘书。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准噶尔军进入拉萨推翻拉藏汗，颇罗鼐配合阿里总管（拉藏汗女婿）康济鼐出兵策应进藏清军，击退入侵的准噶尔军。清政府平乱后，以颇罗鼐为四噶伦(总理西藏政务官员)之一，任仔本(审计官)，掌管财政。
雍正五年(1727)，噶伦阿尔布巴杀首席噶伦康济鼐。颇罗鼐发后藏、阿里军讨击。六年，阿尔布巴兵败被执，清廷任命颇罗鼐协助驻藏大臣总理政务，并封其为贝子。颇罗鼐执政期间，设置常备军，练兵设卡，整修驿站，发展贸易，合理摊派差役、赋税，尊重西藏各派喇嘛教，修复各派寺院。西藏“政教蕃盛，人物庶富，百姓安乐”，多次受到清政府嘉奖。
雍正八年在拉萨主持雕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佛语部)、丹珠尔(论部)。乾隆四年(1739)，颇罗鼐被封为郡王。十二年(1747)病故,享年58岁。[2]
人物事件
抗击准噶尔的骚扰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清朝中央政府统治期间，在祖国的西北边疆不时地发生一些骚乱和分裂割据的叛乱事件，并使得在这一时期的藏族历史上呈现为多事之秋。
1717年，蒙古族准噶尔部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派其堂弟策另敦多布等人率精兵六千袭扰西藏。“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和硕特蒙古拉藏汗调动部队进行防御和抵抗。在库堆一战，颇罗鼐身先士卒，毫不畏惧地冲向了敌阵。在围攻曲沛据守的阵地时，颇罗鼐与旗手一同勇敢地冲进敌阵，将军甫唐巴英勇献身。后与那个性情残暴的敌军老将都噶交战，颇罗鼐的脚负重伤，疼痛万分，几乎再不能坚持，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但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咬紧牙关，仍然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最终，颇罗鼐所率之部，还是未能阻止准噶尔军，准噶尔军占领拉萨后，西藏处于民不聊生的不安定之中。拉藏汗被杀，使得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宣布结束。颇罗鼐作为拉藏汗的追随者，被关进监牢，身受鞭打和审问，他始终表现坚强无畏，不折眉弯腰，具有英雄气节。
当康济鼐率领阿里地区的军民英勇抗击准噶尔军，颇罗鼐得知消息后，就及时送去千副马掌和书函，表示积极支持和帮助康济鼐，共同反击讨伐准噶尔。
在1718-1720年，清朝政府两次派兵平定准噶尔之乱。[3]
为了策应清军，配合清军驱准，颇罗鼐率领后藏的部队向敌人进攻，他的部队“很快控制了根巴拉以上的地区。占领下的大小寨堡，全都光荣地插上穗带飘飘的旌旗”。当准噶尔军向阿里地区逃跑时，颇罗鼐“亲自率领人马追赶。后藏南部军队和阿克达、柯都玛噶等的蒙古及阿里军队，集结于香地的艾玛岗，在那里安营下寨。”严密监视准噶尔军在这一带的活动，积极动员藏族民众反抗准噶尔军，参加保家卫国的斗争，壮大驱逐准军的声威，推动了战局的顺利发展。
颇罗鼐还善于辞令，以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与清中央政府保持一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者积极维护统一大业的决心。他为鼓励士卒，慷慨激昂。 在传记中这样写到：“今圣文殊菩萨化身真命天子大皇帝，调动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前来剿灭万恶的准噶尔部，我们怎么不听从圣旨？”在这里，听从圣旨，就是服从清政府中央的指挥，与清中央步调一致，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表明了爱国主义者的心声。
经过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密切配合，1720年准噶尔势力终于被驱逐出藏。
1723年，青海湖畔的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了叛乱。颇罗鼐被派前往讨伐叛乱。颇罗鼐对抓获的俘虏以礼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耐心说服对方，消除敌对情绪，顺利将那霄六部归顺。很快地也将霍尔四部、上下仲巴、三穷布等二万余户，一起归附于清朝，圆满完成了任务。在严寒的冬季，人缺粮柴，马少草料。“刺骨的寒风刮到人的脸上，眼睛鼻子，滴水成冰，须髯凝着冰凌，肢节难伸难缩，”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颇罗鼐与军士共患难，从而激励了军士的战斗意志。再加上他大公无私，将所缴获的财物归于地方政府的仓库。他的举动“受到了钦差侍郎鄂赖与康济鼐的称赞，”并上报清中央，对作战有功的将士进行了奖励。
平息阿尔布巴事件
在旧西藏，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区和等级之间的差别，封建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1720年，清朝政府驱逐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后，决心加强在西藏的治理，废除了第巴总管政务的制度，设置了四噶伦来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这就形成了以康济鼐为首的后藏贵族势力，颇罗鼐是后藏人，自然成为后藏势力的一员。
前藏贵族阿尔布巴和隆布鼐等，依靠其强大的政治背景，达赖的父亲支持他们，“达赖喇嘛之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他们因为有靠山，为了削弱后藏的势力，排挤康济鼐，当然康济鼐也在极大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推举噶伦的人选问题上就互不相让。阿尔布巴以贵族地位的显赫而看不起后藏贵族，双方为了争权夺利互不相容。 噶伦间“互相不睦，每每见于辞色”，于是在1727年终于发生了阿尔布巴杀害康济鼐的事件。
颇罗鼐为了报仇，带领后藏和阿里军队，积极组织民众百姓，从昂仁到江孜，与阿尔布巴的军队激战。颇罗鼐所率之部刚开始虽受到挫折，但他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利用对方大意、轻视后藏军队的弱点，分兵占领了江孜、协噶尔等重镇，使得双方战事形成了对峙的局面。颇罗鼐率领军队经过艰苦作战，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一次，卫区、塔工、霍尔蒙古各路兵丁与颇罗鼐率领的军队作战，刚开始，眼看颇罗鼐所率部溃不成军，颇罗鼐率领二十几个亲信，取过侍从手中的长矛，骑马猛冲敌阵，举刀挥矛，杀得对方死得死，伤得伤，落魄而逃。他的勇敢善战，吓得对方不寒而栗，他的英雄气概美名远扬。
颇罗鼐还具有灵活战术思想，在与敌军交战时，他命令军队向卫区、塔工军队的阵地放炮，打得敌军像“铁锅里炒蚕豆一样，兵丁们尽显丑态，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前仰后翻、有的戴盔无器、有的执器无盔。”打得敌方乱作一团，隆布鼐和扎尔鼐吓得目瞪口呆，躲到了深深的战壕里。
颇罗鼐率部英勇奋战，将战线逐渐推向前藏，阿尔布巴节节败退，被迫率残部退守到了布达拉宫，想以达赖作为挡箭牌，阻止后藏军队的进攻。为了保证达赖的安全，三大寺的僧侣也要求不能围攻布达拉宫，经过与三大寺的代表协商，将达赖喇嘛和其父亲搬到了哲蚌寺，提出“不杀害他们”（即三噶伦）。当然，颇罗鼐也深知阿尔布巴之流的用意，就采取了在政治上不战而胜的战术，没有以武力相加解决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瓦解对方，军事上围困的办法。布达拉宫在藏族人民心中被视为神圣的殿堂，从17世纪中叶始就一直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因此，如果强攻布达拉宫，就会失去僧侣民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他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战术，围而不攻，说明颇罗鼐在政治上是极有用心的。
颇罗鼐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具有深明大义的政治家风度。他深信那些“胡作非为，背道而驰的人，必然要处死”，而他的态度是不自作主张，而是秉公论断，等大皇帝的军队来到，要明辨是非。事实证明，颇罗鼐的精明能干清政府是信任的，后来，三噶伦被依法处决，他被清政府任命为管理西藏事务的郡王。
早在阿尔布巴事件之前，颇罗鼐就看出了阿尔布巴集团的险恶用心，为了能阻止事态的恶化，他向阿尔布巴提出过警告，并希望结束噶伦间的权力纷争。他也曾忠心地劝告康济鼐，小心阿尔布巴等加害于他。由于康济鼐刚愎自用，又居首席噶伦之位，有傲慢情绪，反而指责颇罗鼐胆小、怕事，根本就没把政敌的蠢蠢欲动放在眼里，更没有引起重视和防备，使政敌阿尔布巴集团有了可乘之机遭到杀害。
颇罗鼐却敏锐地感觉到事态发展的严重后果，曾希望康济鼐把“这些事情，上奏北京大皇帝”，并请求达赖喇嘛出面干涉。由于他左右不了事态的发展，再加上妻子因病而告假回了自己的庄园，使其幸免这次灾难。
在正义的行为面前，颇罗鼐是胸有大志的，他很重视把握时机。他在讨伐阿尔布巴的战争中，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当与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前藏军队交战时，在兵力悬殊不能速胜的情况下，他率兵退却，保持有生力量，寻找战机。在对手防务空虚时乘其不备，抓住有利时机，扭转了战局，当阿尔布巴等看到战争胜负难以预料时，请求班禅出面调停，以便争取时间，从中斡旋。颇罗鼐拒绝调停，而是寄希望于清朝中央政权的支持。他就向班禅的侍从明确表示“主宰我身家性命的是东方大皇帝。”他清楚地认识到西藏的稳定只有靠祖国的强大，清政府的支持。人民是渴望统一的，安定才是顺乎民心的潮流。同时，他在爱惜人才上是有口皆碑的，策仁旺杰的重用就很典型。
策仁旺杰曾求学于敏珠林寺，他才华出众，诗韵不俗。在卫藏战争中，参加过战争并是指挥卫区四军右翼的军官。当颇罗鼐取得胜利后，他疑心重重，深恐颇罗鼐怪罪。相反，他不仅受到颇罗鼐的信任，处处受到保护，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留下了藏族文学史上“雅俗共赏”的名著《颇罗鼐传》，后来还被推荐担任了西藏地方的重要职位噶伦。
颇罗鼐虽出身高贵，对劳动人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敢于为民作主。由于战争，后藏的庶民百姓和商人，是支持地方政府的关税的。但确实存在不均的现象，贫苦人家负债甚重，还要承担富户转嫁到他们头上的差税，富有人家又税少差轻，为了保护贫苦的百姓，让富豪之家多支兵差，多出赋税，颇罗鼐命令以定制的形式将以上措施加以执行。
这样，有力地制止了那些投机取巧者的恶习，保护了善良百姓的利益。对他的兵丁，他是爱护备至，像对待亲兄弟一样，不分贵贱，吃喝共同分享。就是对待未参战过的骑兵，颇罗鼐也不居功自傲，不鄙视别人，而是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亲自教练。对待一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他能出面请求钦差赦免错误。
颇罗鼐对待上层也是忠心耿耿的。他敢作敢为，当拉藏汗战败，颇罗鼐被俘，准噶尔人威胁他说出拉藏汗的罪行，以为把柄。颇罗鼐不愧为正人君子，他义正严辞地给予了回绝，他深知知恩图报的道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称颂。
我们说，考察一个人是否爱国，既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更要看他在关键历史时刻的表现。作者以两次事件作为全传的主要内容来叙述，这是藏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颇罗鼐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在外受准噶尔袭扰，内遭阿尔布巴之忧的情况下，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也错综复杂，在这种关键时刻，颇罗鼐在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坚决度和敏感度是首屈一指的，从他的言行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如果把爱国、统一作为一块试金石，那么，颇罗鼐在这块试金石上就闪烁出了光彩夺目的火花，证明了他的“爱国之心，忠义之气。”
推动社会经济文化
颇罗鼐为了及时恢复和发展生产，针对旧制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改革，从改革的措施来看，政治上励精图治，顺应僧侣民众的心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民众负担有了减轻。体察民情，使民众得到了休养生息，正如传记所说：“这正是解民倒悬，大家脸放光彩，如同明月”。
首先，对关乎民生切身利益的赋税进行了清理和改革。以法令的形式进行了规范管理，告诫官吏和税吏，不得任意摊税派差，规定1713年以前拖欠的款项，不能还清者，一律勾销，同时，为了减轻邻里百姓的负担，改变了邻里负担逃跑人杂税的规矩，注销逃跑者的户籍。相应地为解除百姓的支差负担，设置驿站，缩短递送公文的时间，从一个月减为九天、十天。
其次，清理、审核和建立新的档案三百多份，对残缺不全或不足为凭的档案文书进行了改正。
再次，为政纪明纲，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事宗旨，总的原则是要“圣贤之道”，在体察民情、爱惜百姓的同时，以严政的法制基础上“同等待人”，废除了古时传下来的旧制，整顿了政治风气。
第四，在1730年，颇罗鼐支持创建了纳塘寺经院。西藏人民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对继承和弘扬西藏的印刷和文化事业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还召集藏区的能工巧匠千余人，主持刻印了大藏经《甘珠尔》一百零八部，佛经疏注的《丹珠尔》二百一十五部以及其他有名的巨著得以刊印。
完成后的《甘珠尔》、《丹珠尔》装帧精美，真可谓华丽宝贵，正如传记所说的：“不仅涂上了金粉，并且用珍珠、绿松石、珊瑚、红宝石等装饰起来。”特别是《甘珠尔》《丹珠尔》经班禅、达赖加持后，存放在纳塘寺，后来成为有名的纳塘版。
在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宗教在当时就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心理状态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颇罗鼐生活在宗教影响的环境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再加上他从小就在敏珠林寺受教育，他很重视宗教和宗教对民众的深刻影响与作用，他顺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对不同教派采取了不分亲疏、你我的政策，一视同仁，反对互相排斥和攻击。他支持修筑寺庙，大放布施，从不惜财，他就曾出资维修过热振寺、扎西冈寺、墨卓吉桑庙、敏珠林寺等。他善于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人们对他的厚恩和大度也很敬佩，也就倍加信赖和支持他。
从他推行的改革措施来看，的确深得人心，对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政绩卓著，在当时是誉满全藏的。尤其在社会动荡，矛盾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颇罗鼐始终如一地依靠清政府，凡事向大皇帝汇报，反对地方分裂，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他身上表现的爱国思想和奋斗精神，体现了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神。[4]
家族
其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继承父亲的阿里管辖区（后被其弟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所杀及夺取阿里管辖权）。
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1750)继承郡王爵位、统管西藏行政，后来作乱，其郡王爵位因此不再继续。同时，清朝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治，建立噶厦政府，这是清朝管理西藏事务的体制之巨大变化。
其侄子班第达（即多仁·班智达）参与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受到清朝重用，为噶厦政府首任噶伦4 人里排名第一位。[5]
多仁·班智达的儿子丹津班珠尔后来也是噶厦政府的噶伦，在第一次征讨廓尔喀入侵事件里（噶玛噶举派红帽十世·却朱嘉错（汉文史籍作“沙玛尔巴”，意为红帽僧人）想分润同母异父兄班禅六世去世后清朝送给扎什伦布寺的巨大资财而勾结廓尔喀来劫夺），驻藏大臣巴忠为求苟安，派总兵官穆克登阿，噶厦派噶伦丹津班珠尔（噶厦首任噶伦多仁·班 智达之子），会同红帽十世，与廓尔喀头人私下议和，许诺每年给廓尔喀白银9600 两，廓尔喀人遂退还吉隆等3地。后来廓尔喀要求实现许诺而再次入侵，导致私议公布，清朝对几个责任人处理，包括丹津班珠尔。[6]
资料
- 《藏族民族英雄颇罗鼐事迹述略》曹自强，刊于《西藏研究》 1986年第1期28-36,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