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姓名 = 陈介祺
| 图像 =
| 图像说明 = 陈介祺
| 出生日期 = 1813年
| 逝世日期 = 1884年
| 国籍 = 中国
| 年代 = 清
| 籍贯 = 山东潍坊
| 研究领域 =
富收藏,精鉴别.工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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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介祺(1813～1884)清代篆刻家,清鉴赏家、文物收藏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山东潍县人(今潍坊)人.
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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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 )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编修。
自号为“万印楼主人”
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质疑，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馀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 万印楼 ”一幢。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 他在京时，目睹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咸丰四年(1854年)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从42岁辞官返籍,到72岁辞世的整整三十年间,陈介祺潜心于藏古、鉴古、释古、传古的事业中。42岁归故乡之前,他仅仅收藏到2000余方秦汉古印﹔但到1872年,他59岁时,藏印竟达到7000多方,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此后又得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近万方。故命其斋为“万印楼”,自号为“万印楼主人”。被金石学界誉为“南有西泠,北有万印”。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席、篆刻理论家韩天衡先生评价道:“万印楼不仅是潍坊的,也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
精于金石文字
在后半生的日子里,陈介祺逐步解决了经济困顿的生活,并将收藏范围扩大到古物研究的方方面面。除了万方古印外,还收藏了珍贵的青铜器天亡簋、兮甲盘、龙姞簋、纪侯钟等精品。他的藏品门类有青铜器、古印玺、封泥、陶器、陶文、铜镜、碑碣、古砖、瓦当等。门类齐全,无所不收,无所不富,无所不精。他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有248件,秦汉铜器98件,石刻119件,古文字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封泥548方,陶器63件,陶文5000片,泉布、泉范、镞范数千件,铜造像、书画等,亦是质精量大,不愧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私人博物馆。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著有《簋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1]
被并誉为“南潘北陈”
他收集到秦代“ 铁权 ”(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簠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他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此古器内壁铭文多达499字，极为罕见。所作毛公鼎考释，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作
清代最著名的收藏鉴赏家陈介祺,中年辞官归潍县故里退隐,后半生以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为己任,成为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对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
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藏古目》《簋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古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簋斋藏镜全目抄本》、《簋斋藏古玉印谱》等十馀种，还有后人辑的《陈簠斋尺牍》，也保留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秘藏毛公鼎
相传北京古董商苏亿年、苏兆年于咸丰二年（1852年）某日在西安一条窄巷中的小院里发现一只铜鼎，苏家兄弟见鼎腹内铸满铭文，知是宝货，但不露声色，假装好奇，打听如何处置此鼎。炉匠说打成铜门环出售，再问铜环可卖多少钱？炉匠扳指一算，说是30两银子。苏氏兄弟本是到西安收购古董而来，当即付银30两买下此鼎，转而向老主顾陈介祺兜售生意，出售此鼎。陈介祺当时正在北京为官，随即付给苏亿年白银一百两，叫他们兄弟速将铜鼎运京，鼎之价钱看货再议。陈介祺见了毛公鼎后欣喜万分，先将铜鼎锁入密室后，再付白银千两，算作鼎金。苏氏兄弟于是购房置地，从此享受暴发户生活，不再做古董买卖。
毛公鼎是西周青铜重器，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它的外形典雅庄重，半圆形深腹，兽形三足，双耳竖立，纹饰朴素，造型洗炼而简洁，浑厚而凝重。陈介祺获如此堪称国宝之物，怕树大招风，第二年便辞官携眷并带全部古器物返归潍坊故里，秘藏毛公鼎于县城新造房屋之中。
光绪十年（1882年），陈介祺病故，毛公鼎分给次子陈厚滋。后来其孙孝笙开钱庄亏本，在端方威逼利诱下于宣统二年（1910年）以万两银子将鼎卖给端方。这位两江总督不久呜呼哀哉，在其女嫁于项城袁府时，即以毛公鼎为陪嫁。项城袁氏虽是袁世凯家族，但对此鼎并无收藏之意，随即将毛公鼎抵押给天津俄国道胜银行。
民国十九年（1930年），美国来了个财大气粗的董事长，扬言出5万美元购买此鼎。消息传到叶恭绰处，叶怕毛公鼎流落国外，急忙从各方集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出来，藏于天津某地。当日军燃起侵略战火后，毛公鼎被运到香港避难。后来日寇又发动太平洋战争，毛公鼎来不及运走，在战争中失窃。也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毛公鼎并没有毁于战火，而是出现在商人陈克勤的上海公馆中。不久陈泳仁出巨资从陈克勤手中买下这件国宝。抗战胜利后，陈泳仁知道个人难以收藏这样一件无价之宝，于是捐献给国民政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