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們叫紅小兵(趙斌錄)
作品欣賞
那時候，我們叫紅小兵
1
七十年代初期在鋼城子弟小學上學的時候，少先隊已經不叫少先隊了，改叫紅小兵。
加入紅小兵是一件光榮的事，既要根正苗紅，還得各方面表現都不錯才行。班裡每年都有同學在「六一」兒童節前夕光榮地戴上紅領巾，加入紅小兵的隊伍。如果到了五年級還沒有加入，那不是過於調皮搗蛋，就是有別的什麼問題，比如階級出身問題。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標語像如今的商業廣告一般隨處可見，課本里也有很多階級鬥爭的故事。東北老地主周扒皮鬼鬼祟祟的《半夜雞叫》、大地主劉文彩《收租院》對窮人的殘酷壓榨、為保護生產隊的辣椒被地主殘害了少年《劉文學》……，都飽含着階級仇恨在其中。三年級一次臨下課的時候，班主任趙老師說，咱們班哪位同學家里成份不好，是地富反壞右的，請站起來一下。她說完後，有四個同學遲遲疑疑又很無奈地低着頭站了起來。老師讓他們坐下，又說階級出身不是自己選擇的，不能怪他們，這幾個同學表現還是不錯的，大家不許歧視他們等等。話雖然如此，卻在我們心裡埋下了異樣的種子。之後，調皮搗蛋的同學常常惡作劇地拿他們的出身說事。看了革命電影，也常常用劇中「尤二狗」、「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名號給他們起外號。這都是我們朝夕相伴的好同學，看到他們的隱忍和無奈，心裡有些難過，卻不知道該說點什麼才能安慰他們。看到他們很艱難地在小學畢業前加入了紅小兵，真心為他們高興。
街上的宣傳櫥窗里展出了《一塊銀元》的連環畫故事，我們的思緒隨着那塊被子彈打出缺口的銀元跌宕起伏。當看到主人公的姐姐被地主李三刀灌上水銀作為童女給死去的老地主殉葬的時候，真恨不得把李三刀從畫裡揪出來當場打死！學校進行憶苦思甜教育，從焦化廠請來一位老工人作報告。老人講十四五歲領着殘廢的老娘在煤礦附近討吃要飯，要不上飯的時候，就從煤礦食堂的下水道里撈東西吃。後來他被路過的日本汽車抓到石圪節煤礦下了煤窯。講到悲切處，老人難過得抽泣着，說不出話來。同學們都挺動容，在老師的帶領下，「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絕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口號被我們喊得山響。老人講到日本人在石圪節煤礦設了「萬人坑」，說礦工們病了，不能下井勞動了，就會被活活扔進「萬人坑」，嚇得大家生了病也不敢說，硬撐着去下煤窯，直到病死、累死。我們聽得咬牙切齒。那白骨累累的「萬人坑」，更是讓我們既恐怖，又恨透了石圪節的日本鬼子。過不多久，廠宣傳部展出了當年日本人在東北撫順礦山瘋狂壓榨中國人，用「萬人坑」迫害中國勞工的一組圖片，我們才知道，原來「萬人坑」不是石圪節鬼子的獨創。之後的一個下午，因為老師調課，整個下午兩節課都成了體育課，體育老師領着歡呼雀躍的我們穿過王莊煤礦，一路往北邊的山上去春遊。山上，在一個陡峭的土崖邊，有一個敞着口的大豎井，老師說，那就是當年石圪節煤礦日本鬼子的「萬人坑」。我們戰戰兢兢地湊過去往下看了，黑魆魆的，深不見底。想起焦化老工人的血淚史，心裡滿是對鬼子的仇恨和對社會主義新生活的熱愛。
2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從小學四年級起，學農勞動就已經成了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常常在學校組織下去周邊農村參加農業勞動。掰玉米、撿麥穗兒、挖水渠、刨樹坑，啥都干。不過我們的勞動是上課、是學習，體驗、見習的意味更重一些，生產隊不把我們當勞力，所以，活都不重。倒是每次大家拿着從家裡帶來的各色乾糧，端着生產隊給熬的米湯或綠豆湯席地而坐，邊吃邊聊邊玩的情景，讓我們很是嚮往。過了些日子沒安排勞動，還有同學嘀咕：啥時候再去學農呀?
最經常的學農勞動是積肥。每個同學都有積肥任務，幾天交一筐糞，都有記錄，有考核。班級收齊了糞轉交給學校，學校收齊了再統一給周邊的生產隊送去，支援農業生產。這項活動大大激發了我們清晨早起的積極性。拾糞勞動的活動空間從長鋼街上一直擴展到周邊各村的鄉間小路。有時候我們擓着筐跟在驢車後面，等着拾它的糞。結果它老小子就是光走路，不拉屎，害得我們跟了一路也一無所獲，真氣人，恨不得在那驢屁股上踹兩腳。超額完成了積肥任務，老師在星期六下午的班會上是要表揚的，很光榮。積肥勞動中，很多同學都因為勞動積極美滋滋地受到了老師的表揚。只有一個同學例外。他叫珍，是從縣裡跟着爸爸來子弟小學上學的。爸爸是單身職工，住在紅專宿舍。可能是勞動工具不湊手，也可能是貪玩、偷懶吧，他沒有撿上糞。到要上交的時候，他讓爸爸去雞窩掏了一筐雞糞來交。開班會時，老師嚴肅批評了他。他很羞愧，紅着臉，低着頭。我們也都覺得他做得很不對。尤其知道他這樣做會損害班集體的榮譽，更是氣憤。有同學講，聽大人說雞糞不經過漚制是不能直接上地的，會長蟲子，蟲會吃莊稼，他這樣做算不算故意破壞農業生產？慈祥的韓老師趕緊制止了滿臉稚氣，又義憤填膺的我們，再次提醒珍同學以後要積極勞動，多鍛煉，爭取進步，然後就下課了。
3
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好幾年了，武鬥的硝煙已經散去。林茂盛、林茂密哥倆的爸爸武鬥期間被人打死了，他們的媽媽也改嫁走了，扔下了一大家孩子們。他們哥倆與我同班，上四年級，下面還有一個更小的妹妹，家裡全靠年齡大一些的姐姐撐着。茂密平和友善，是我的好朋友。茂盛言語不多。一次，因為一件小事韓老師批評了他，茂盛記恨在心。他和另一個同學設計了在老師回家經過路上沿途安放圖釘，要把老師的自行車帶扎破的報復計劃，並積極付諸實施。茂密知道了，害怕哥哥闖禍，報告了韓老師。那個年代，自行車是家庭里最大的大件兒之一，其地位不亞於今天的奔馳寶馬，扎破自行車帶的企圖就如同今天精心謀劃一場車禍事故。這事兒大了。我們都替茂盛捏了一把汗。
上課了，韓老師在我們的忐忑中走上了講台，平靜地開始上課。我們端坐着，背着小手，貌似認真地聽了整整一堂課，預想中老師應有的雷霆之怒始終沒有降下來。只是在講完了所有功課，準備下課的時候，韓老師用右手往上輕輕推了推眼鏡，緩緩地說：「聽說有同學要扎破老師的車帶。怎麼還能這樣呢？」老師沒有點名批評任何人，那份責備和嗔怪也是蜻蜓點水似的溫和，我們的目光卻刷的一下聚焦到茂盛身上。茂盛紅着脖子低下了頭。
後來茂盛有沒有象那個年代流行的那樣寫一份檢查，老師有沒有再做他的思想工作，我都不記得了。韓老師的慈祥、疼愛和寬厚在我們的心裡扎了根。
文革後期，社會秩序亂了，相鄰班級的幾個同學疏於管教，嘯聚於與小學一牆之隔的花園草叢中，打架逃學、抽煙喝酒、講女人、偷東西，在幾年的時間裡越聚越多，最終演變成了無惡不作為害四方的流氓犯罪團伙，在1983年的「嚴打」中受到了法律最嚴厲的懲罰。而與他們班級緊緊相鄰的我們班沒有一個涉足其中，一個個都成為了於國於家有用的人。這當然有我們這些紅小兵們天性善良，面向陽光，茁壯生長的一面，但和敬愛的韓老師那慈眉善目、循循善誘又怎麼能分得開呢？
韓老師還有一個倡議，就是號召大家積極學習雷鋒做好人好事，各種好事都行。只要做了好人好事，星期六下午的周會上就會受表揚。長鋼的大街本不太寬，汽車也不多，做攙扶老人過馬路這樣的好事機會很少。拾金不昧的好事呢，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主動去做。我們做得最多的好事就是放學以後去廠里的職工食堂幫助師傅們洗菜、摘菜。我們不避苦累，鑽菜窖、洗土豆、刷鍋碗、抬炭塊，忙得不亦樂乎。完了，食堂的師傅給寫一個表揚的紙條，寫上某年某月某日來食堂幫廚做好事的同學們的名字。周會上，老師攥着一小把表揚的紙條，把一星期來所有辦了好人好事的同學挨個表揚一遍。受了表揚的同學光榮而驕傲，大家做好事的積極性更高了。 4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們從小就學着批判資產階級，在一輪又一輪的大批判中鍛煉成長。年齡小，資產階級是個啥玩意兒，我們不懂，但知道那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批狗日的！我們學着大人的樣子，找來報紙，抄上各種批判稿。就這樣，我們批過林彪，批過孔老二，尊過法家，批過儒家，揭露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過新編晉劇《三上桃峰》，駁斥過「唯生產力論」，反擊過「右傾翻案風」，「四人幫」被粉碎後，又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幫」的高潮中。
批林批孔的時候，老師教唱了《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憤怒的聲討像烈火燃燒，像烈火燃燒！誰妄想叫我們搞復辟，我們就堅決把他打倒！堅決把他打倒！堅決把他打倒！堅決把他打倒！」期末音樂課考試，考的就是這首歌，我們挨個上講台唱，音樂老師拉着手風琴伴奏，唱完了現場打分。我個頭小，坐在教室第一排，第一個上台。唱完了，自我感覺唱得挺洪亮的，可老師才給打了80分，比較少。我有些困惑。同桌說，你沒唱清楚，第一個字「打」沒唱出來，喊的是「啊倒林彪」。看來是我太激動，太緊張，發揮失常了。寒假回老家，把這首歌唱給姥姥聽，姥姥疑惑地問，孔老二不是一直都是個好人嗎？怎麼也得打倒啊？我望着姥姥滿是滄桑的臉，無語。
參加歌詠大合唱比賽，我們唱《文化大革命好》。那歌詞兒和節奏，一句頂着一句，帶着不由分說的反駁勁兒，吵架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尤其是其中那個「嗨！」喊起來很帶勁兒，讓我們後排幾個男生給嗨得地動山搖。
除了政治路線大批判，我們也批判身邊的壞人壞事。一次，學校組織我們看了工廠里幾個壞人的惡劣事跡展覽，有貪污的、腐化的，物證是拍的照片，生活問題是畫的漫畫。回來按要求要寫觀後感，批判他們的錯誤。我們東拉西湊，生搬硬套，硬是從國際國內革命的大好形勢入手，一直批判到他們扭曲了的心靈。那犯了貪污罪的是個廠里的採購員，貪污了公家幾十塊錢，還順手牽羊把廠里的什麼器物拿回家用了。那搞腐化的，圖片上畫的是他翹着二郎腿，半躺半坐在沙發上，左手端了半玻璃酒杯的葡萄酒，右手夾着半支香煙。旁邊的老婆穿了一件花衣服，塗着紅嘴唇兒，擰着水蛇腰，顯得有些妖道。雖然那時候沙發、紅酒、高腳杯都屬於奢侈品，喝酒吃肉也明顯超前於普通大眾的日常消費，可腐化畢竟還是在家裡搞，腐化的對象也還是自己的老婆，與現在的一些贓款成噸、小蜜成群的大腐敗相比，就顯得太小兒科了。就這樣，我們也懷着飽滿的革命熱情把他們批駁得體無完膚、狗屎不如。
批判江同學的大會是在小學的操場開的。他是我們隔壁班的同學，家裡顧不上管，學校又管不住，學壞了，打架，逃學，偷東西，流氓滋事，才五年級的學生，宛然已是個小流氓的模樣。轉業軍人出身的王書記用高亢嘹亮的武鄉話義正辭嚴地宣讀了學校的處理決定後，讓江的父親也上台來表個態。江的爸爸是個老工人，穿着勞動呢工作服，一看就是那種只知道幹活的老師傅。一上台，又急又恨，薅住低頭站在台上的江就打。王校長連忙拉開了他。父親蹣跚着走到麥克風跟前，抽泣着說，辜負了黨的教導，對不起黨，沒有把孩子教育好，沒有把孩子培養成革命事業接班人。江同學最終也沒有像王書記希望的那樣在懸崖邊勒住馬韁繩，從而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是在斜路上越跑越偏，越走越遠，在一九八三年的「嚴打」中，結束了橫衝直撞，禍害四方的生涯。
5
五年級畢業，學校潦潦草草考試了一次，再開學，我們這些紅小兵已經是中學生了。
開學那天，看遍了牆上貼的大紅榜，就是沒有我的名字。我急了，再看，還是沒有。好不容易在五十八班的紅榜里找到一個「李斌錄」，趕緊去找了個毛筆，把「李」給圈掉，在旁邊圪叉巴腳地寫了個「趙」，然後匆匆忙忙跑去五十八班報了到，好像生怕被別人搶了去似的。接下來好幾天，心裡撲通撲通敲着小鼓，直到確認沒有人再找來，才放下心來。也許那「李斌錄」原本就是學校謄寫時給抄錯了。
高考早就廢除，上大學是從工農兵中推薦產生的，用不着考試了。沒有了考試這把硬尺度，改成了擇優推薦這把軟尺子，規則就不好掌握了。表現優秀不優秀，工作突出不突出，常常就是大隊支書或者車間主任一句話。雖推選出了許多優秀青年，但也常有某某某家裡有勢力有辦法，或者某某某雖然幹活不行但在領導面前有眼色會來事所以被推薦上了大學之類的消息在人們嘴上流傳。「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社會格言已經長着細腿在各個角落悄悄遊走。
適應新的形勢要求，初中教材有了大的調整。我們都是未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學習偏重於勞動技能。物理不叫物理，叫《工業基礎知識》。化學和生物合成一門課，叫《農業基礎知識》，講的是土壤、肥料、小麥分櫱什麼的，聽得我們雲裡霧裡。師道尊嚴作為封資修的餘孽已經在接受批判，當老師不再是一件光榮的事。我們排房很有學問又很受人尊敬的方老師也不願意教書了，想調到車間。在車間上夜班有夜班補助，能多點收入貼補家用。正巧東院住着的一位女職工家裡需要照顧，不方便倒三班上夜班，願意調到學校上長白班。方老師和她在聯繫單位對調的事。學校里教學已經不太重要了，老師在工廠里只是煉鋼工、儀表工、維修工、車工、鉗工、電工等等諸多工種中的一種。學校把握的是調走一個，必須調進來一個，人員總數不能變，至於調來的人文化程度如何，能不能教書，都太不重要。
教我們農業課的老師應該也是從車間調來的，既不懂農業，也不懂教學。當她端着《農業》課本，口音很重地一頁一頁念上面那些方塊文字的時候，我們急得抓耳撓腮，如坐針氈。尤其是每個句子裡逗號的時候她要毫無意義地加上一個「呢」，句號的時候要拉長腔調來一個「啊--」，真「啊--」得我們暈天砍地，苦不堪言。熬到下課鈴響，一溜煙兒衝出教室，那種撲面而來的幸福感比逃出牢籠的小鳥還幸福百倍。
為了兼學別樣，我們年級成立了體育班、文藝班，還有專門學習中醫技術的醫學班。看着我最好的朋友小剛所在的醫學班常常在老師帶領下漫山遍野去辨識各種中草藥材，毫無忌憚、名正言順地在戶外瘋玩，眼熱不已。我們班主任黃老師也有相當的中醫基礎，也把他背得爛熟的中醫口訣抄給我們，要求我們背下來。於是我們上自習的時候就搖頭晃腦「犀角解心熱，羚羊清肺肝，車前子……」地背。只是黃老師光讓我們背口訣，從不帶我們去野外學習學習什麼是蒼耳、黃芩、車前草。其實，去野外學習才是我們最嚮往的學習方式啊。 6
已經是初中的紅小兵了，就有了去工廠學習的機會，學校安排我們去無縫鋼管車間參加一個月的學工勞動。大多數同學分配去了鍛工班和車工班，我和好朋友國紅與另兩名比較文弱的女同學被安排到了鉗工班。到了廠里才知道，工人師傅們遠不像我們在作文里寫的那樣每天熱火朝天，汗流浹背，常常也是端了白搪瓷的大茶缸兒晃悠着沒啥事做。鉗工班是個小班組，一共五六個人。組長姓王，人們叫他「三兒」，是個挺精神的年輕人。還有就是溫師傅、石師傅等，都是老師傅了。有一位年輕女師傅，是電焊工，沒事的時候就靜靜地坐着，不太愛說話。班組政治學習念報紙的時候也默默地坐在一旁聽着，一聲不吭。我們四個紅小兵來了，也沒什麼事做，就是簡單打掃打掃衛生，烤烤火，然後等着下班。眼看一個月快要到了，溫師傅把我們叫到一起，說這麼久了什麼也沒有教給你們，就教你們個配鑰匙吧。我們很高興。看着他拿了一截報廢了的鋼鋸條，用鐵絲挑了在火爐上燒紅了，蘸在冷水裡退了火，隨手從工具箱上拔下一把鑰匙，跟鋸條緊貼在一起夾在老虎鉗上，輕舞鋼銼噌噌幾下就銼出一把鋼鋸條鑰匙來。伸到鎖眼兒里一擰，鎖真的開了。好神奇呀！我們一下子來了興趣，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興高采烈地把能找到的鑰匙挨着個地配了個遍。 鋼鐵企業，高爐林立，機器轟鳴，安全是恆久的話題。鉗工班的師傅們也常常提醒我們注意安全，對我們進行安全教育。
火車隊有幾台蒸汽機車，其中那台編號0289的，總愛出事故，橫衝直撞的傷了好幾個人。大家既有點怕它，又有點嫌它，見它開來，都躲得遠遠的。班裡有一個同學略顯莽撞，不是撞在門框上，就是不小心撞在樹上。於是，有同學就戲謔地把他叫做「0289火車頭」。 有兩個常被大人用來對我們進行安全教育的例子是繼小和平。
繼小大我兩歲，心靈手巧。夏天的中午帶我去河塘玩的時候，用一根細棍子，綁上自己用鐵絲做的魚鈎，再在田埂上挖兩條蚯蚓，輕而易舉地就能把魚兒釣出水面。小，就是小子，男孩兒。據說，繼小的名字是奶奶給起的。奶奶一定稀罕極了男孩兒，繼小的哥哥姐姐們分別叫換小、拉小、拉弟、換弟。印象里，我沒有見過這位老奶奶，但從孩子們的名字中，卻深深體味到了奶奶的慈祥、執着，和對孫兒的希盼與疼愛。
繼小的右手少兩個指頭，是過年放炮仗崩掉的。那可不是一般的炮仗。小朋友告訴我，寒假裡去相鄰的王莊煤礦煤堆上玩耍時，繼小撿了一截細銅管，閃亮亮的，很好看。過年放炮仗，他突發奇想，把一個小炮插進銅管里，點燃了，手攥着往右一伸，一聲炸響，捏着銅管的兩個手指就這樣沒了。那截閃亮亮的銅管其實是沒爆過的雷管。
我的同學平也是過年放炮出的事。正月天，孩子們一起玩，他撿來一截鋼管子，把許多炮仗一個個剝了，把火藥剝出來灌進鋼管里，再安上捻子，要做一個煙花。燃放的時候，捻子燃完了，煙花卻沒有放出來。平着急，過去看情況，鋼管還是沒炸。他拿起來，鬼使神差地往煤池子上一磕，鋼管炸了。他失去了雙臂，也從此失去了上學的機會。
事過多年，現在想起來，那份場景依然讓人痛惜不已。又是許多年過去了，長亭古道，知交零落。願我的好同學波折過後一切順利，永遠平安！ 7
學校是兩個階級爭奪下一代的前沿陣地，工人階級是最先進、最無私、最革命的無產階級代表。於是，工宣隊進駐了學校。進駐我們班給我們講政治課的是工宣隊長柴師傅，很慈祥、很和善的一位老人。老人文化不高，上課時拿份人民日報給我們念上一篇，然後就坐在講台上，慈愛地看着我們像一窩小鳥一樣嘰嘰喳喳，直到下課。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了，柴師傅拿着一張報紙又來給我們上課，滿臉凝重。那天他念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念得很慢，長一點的句子要停頓幾次才能念完。念着念着，他哽咽着念不下去了，抬起右手，用洗的半白的工作服袖子擦一把眼淚鼻涕，稍稍歇一會兒，平復一下情緒，再念。後來柴師傅念着念着鼻子出血了，他渾然不覺，依然抬起袖口擦一把，抽抽噎噎地繼續念。那篇文章他念了整整一節課。那一節課，我們全班的紅小兵們似乎一下子懂事了，誰也沒有嘰嘰喳喳，就默默地看着柴師傅念報紙，直到下課鈴聲響起。
聽大人說，柴師傅從小挺苦的，在晉城老家活不下去了，十幾歲就逃了出來。路上遇到一個同齡的晉城女孩兒，也是逃出來的。她是給人家當童養媳，被婆家打得受不了，跑出來的。兩個年輕人同命相憐，相依為命，聽人說八路軍兵工廠招人，就投奔了兵工廠。臨解放成立故縣鐵廠的時候，柴師傅來到了這兒，成了廠里的骨幹。而那位一起逃難的小姑娘，就是他現在的老伴兒。知道了他的身世，就更理解了他對毛主席的那份感情，也更多了幾分對老人的敬重。
學習已經很淡化了，考試不再排名次，考得不好也不用再羞答答的了。可畢竟是一臉好奇，求知若渴的年齡，對新知識的渴求自然而又天然，猶如乾燥的海綿之於水。
語文張老師是東街師範的老中專畢業生，有語言功底。上課時高興了會給我們講講「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有一次在課堂上一時興起，念了一段舊時代的打油詩，「騎黃馬，過黃莊，誰家女子在篩糠。…」是描寫一位在村邊打穀揚場的青年女子的美麗姿態的。詩很長，很上口，從形象、語言、動作、神態各個方面描述那村姑的美。我一下子迷住了，下課後就去找老師要。張老師嚇了一跳，連連推說沒有。那時候，階級鬥爭這根弦還是繃得很緊的，象這樣的封資修或疑似封資修的東西是不敢拿來示人的。老師許是上課無聊，信馬由韁，隨口吟來念給我們聽，沒想到我給認真了。今天想來，那首打油詩的意思其實跟《羅敷》差不多，只是更直白，更外露，更通俗了一些。可在那個年代，《詩經》都是禁讀的，「篩糠女子」這樣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野路子作品就更得嚴密防範、嚴格封殺了。何況，那時的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要沐浴着陽光雨露茁壯成長的秧苗，如果被用封資修澆灌了一遍，那老師的罪孽就大了！自那之後，老師再沒有在課堂上給我們念過課本以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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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二分」是我們給音樂苗老師起的外號。苗老師大號苗忠秀，本來是既質樸又優雅的一個好名字。苗忠秀老師對學生要求很嚴，音樂課考試的時候，看學生唱得不好，常常高舉起右手兩根手指，高喊：「不及格，二分！」二分、二分的喊得多了，我們就叫他苗二分，到後來他的真實名字除了正式場合用一下以外已經很少有人叫了。
苗二分老師有志向，有想法。上五年級那一年，他挨個走過我們年級八個班，精心挑選了幾十個孩子組建了一個文藝隊。接下來二分老師給大家簡單測試了一番，你吹小號、她學揚琴，這幾個小提琴、那幾個練聲樂地扒拉開，然後，每天早晨上課以前、下午放學以後都會看見二分老師瞪着兇巴巴的眼睛在逼着孩子們練、練、練，不停歇地練。
初一分班的時候，專門給文藝隊編了一個班，叫文藝班，苗二分老師是他們的老師。二分老師堅持不懈，凶態不減。一年多後，文藝班已經能在廠俱樂部的大舞台上表演一台節目了。再後來，二分老師一手帶出來的這支文藝骨幹隊伍活躍在鋼城舞台上，年復一年，靈動了鋼城三十年，成為了美好長鋼的一道重要風景。
如今，二分老師早已遠去。回首往事，他那一副兇巴巴的面孔後面，一定滿是美妙的旋律和鏗鏘的節奏，滿是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憧憬。那個年代，已經是學習黃帥反潮流，學習張鐵生交白卷的年代，很有些美術功底的圖畫老師在課堂上也已經不再教我們畫畫，只把頭天晚上看的長篇小說講一段給我們聽。我們聽得如痴如醉，幾乎忘了這一節課是圖畫課。那時候，沒有人要求二分老師必須怎麼怎麼做，而且他這麼做了也不會有人給他發一分錢獎金。然而，他就是這樣去做了，做得有板有眼，做得鍥而不捨，做得酣暢淋漓，做出了十里鋼城三十年的婉轉和鏗鏘。
能夠透過眼前的一片紛繁看到未來那一曲清新，是睿智。肯於為了未來那一曲清新去奉獻，是偉大。外貌平平常常，說着一口帶郊區口音的普通話的苗二分老師，就是這樣一個睿智而偉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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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金秋時節，「四人幫」被粉碎了，再不能張牙舞爪禍國殃民了。人們喜氣洋洋，奔走相告，仿佛整個社會都為之一振。從大人們漸漸變得爽朗和不加遮掩的喜悅里，我們感到，世道變了。
從此，沒有人再叫我們紅小兵了，我們也不再用紅小兵的自稱造句、寫作文了。
悠悠歲月遠去了時光，模糊了記憶，只沉澱下一些斷斷續續的片段留給我們咀嚼、回味。
那個年代，紅小兵是整整一代少年兒童的光榮和夢想。雖然沒有紅衛兵「摧枯拉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般轟轟烈烈，沒有知識青年響應號召紮根農村戰天鬥地那般豪情滿懷，但平平淡淡中也不乏追求與夢想、虔誠與希望。那時候課本上教導我們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要做毛主席的紅小兵，家裡爸爸媽媽也鼓勵我們做忠於毛主席的紅小兵。我們沒有玩具，沒有糖果，當上紅小兵就是對我們的最大獎勵。課堂上老師常問：「同學們，你們想不想做毛主席的紅小兵啊」？全班同學就會異口同聲、聲音震耳地回答：「想！」
那個年代，那份純潔，那股清新，哪種虔誠，清晰在目，宛然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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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上說，1978年10月，共青團十屆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少年兒童組織恢復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名稱，紅小兵正式撤銷。 [1]
作者簡介
趙斌錄，古城上黨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