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尺度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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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内容简介：两次鸦片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之转折，传统的国家进入了近代的世界。在此转折关头的若干细部，不可不察。作者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清朝的军费、兵力、装备、训练水平，以披露西方新敌面前的“天朝”旧容；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广州入城、西礼觐、公使驻京以及叶名琛外交思想，以说明“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重要战例：虎门之战、吴淞之战、浙东之战、三次大沽之战，以测算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以《近代的尺度》作题，为明确地开出度量标准：战争不能分冠、亚军，没有第二的存在，只有胜者和败者。近代中国与外国的战争，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恰是一把尺子，量出了“天朝”与“泰西”之间在近代化上的差距。在那个时代，许多尺度与今有所不同，特别明显的是，强权是十九世纪通行的“公理”。
作者简介
茅海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1995)、《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等。
原文摘录
除此三點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統治者們並沒有把英法聯軍當做最重要的敵人，他們把清軍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鎮壓太平天國、撚軍以及各地人民起義的各個戰場上。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学术刊物、出版社增加了几十倍，但年轻人的发表机会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反而经常听见他们说起各种各样的“版面费”、“补助费”。我以为，编辑部也是培养人的地方，编辑也可以成为史学青年成长的导师。
书评
近日重读此书《公使驻京本末》一篇，略有所感，记录于下。 引言 “天下一体”和“华夷之辨”构成了清朝统治者的世界秩序观，从这种世界秩序观中，发展出一个不断体系化的“朝贡外交体制”：中国皇帝凌驾于全世界其他统治者之上，并向其中一些国家“颁正朔，易服色”，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外国的君主则以向中国皇帝进贡并行叩头之礼作为臣服的标志。然而，近代以降，当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时，西方国际外交体制正如同一个魔鬼，悄然向它靠近，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公使驻京”事件就是二者在外交观念上互相碰撞的悲烈一战，最终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当我们以近代的尺度去客观丈量这个外交实距时，便会发现二者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进而感受到清政府在适应国际外交体制过程中榫卯不合的种种痛楚。 一、夙愿萌芽：不屑一顾的态度 中西交往以来，互驻使节、平等交往就成了西方的夙愿，因此“公使驻京”一事萌芽已久，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便向乾隆皇帝提公使驻京要求。然而，乾隆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说到：“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断然予以拒绝。在回程路上，马戛尔尼向松筠做了详尽解释：“欧洲各国互派使节的惯例，通过常驻使节来解除两国间的误会，敦睦两国间的友谊”。但在乾隆帝眼里是“非分干求”，是“心怀叵测”。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再次提出公使驻京的要求，希望“在北京置一名办理英国人民事务的长驻使臣”。终因觐见礼仪问题惹怒了嘉庆帝，下令将英使立即遣送回国，并敕谕英王：“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阿美士德连嘉庆帝的面都没见上就不欢而散了。因为在清朝统治者眼中，英国是一个远不可及的“蛮夷”之乡，此类“公使驻京”不过是“夷乡夷俗”罢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曾就进京一事进行试探：“因君主怀与大清友和之至意，即大皇帝准允本国特派钦使赴京，亦未属难。然先言明，此公使之往，系按照平行之例，不准挂‘进贡’之旗，又不服叩头之礼，而准大英钦使在御前行礼，与本帝君之礼者无异。”清方此时新败，不敢断然拒绝，答之：“此系应俟届期再议。”此事不了了之。1854年，英、法、美三国代表提出修约，其中就包含“公使驻京”一条，咸丰帝认为“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他没有对公使驻京作直接评论，正是认为此项要求毫无道理，不可理喻。1856年，美国新任驻华委员伯驾向咸丰帝递交修约国书，其中特别提到了公使驻京：“此次重订条约，朕意以为应须明立一款，使合众国驻扎中国之大臣，得以居住北京辇毂之下，而贵国不论何时简派大臣，亦可驻扎合众国华盛顿都城之内。”咸丰帝看到送来的美方国书，对其中的“公使驻京”根本不屑一顾，仍不予理睬。咸丰帝的做法无疑表现了对当时西方的外交惯例的无知，即使已经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攻破了国门，仍要以“朝贡外交体制”维护自己的尊严。 二、初步确立：战争外交的手段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清政府的顽固态度，让英法联军不得不诉诸武力。当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天津大沽口时，咸丰帝再也坐不住了，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予“便宜行事”之权，前往天津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临行前，由载垣及军机大臣等拟定的“准驳四国条款”中，除原已答应的减税、增口两项外，另同意可以考虑酌赔军费。而对英、法等国的“公使驻京”等项，咸丰帝流露出极不可理解：“英、佛所求各款，如遣使进京，及传教夷人准在内地游行两事，在彼并无利益，无非扰乱中国，断难允准。此外利之所在，尚可斟酌办理。”他实在看不出这些历来“嗜利如命”的西“夷”，为何在驻京一事上如此顽梗。英、法恃兵以强，咸丰帝又决心不让，桂良却手无退敌之兵，处于两难的境地之中的他，在26日上午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帝当日收到此折，他未发表评论，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是默许赞同了。可见清朝统治者不仅对西方模式的公使驻京并无认识，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公使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并且还对国际条约惯例规则表示无视。26日下午3时英方表示若不按时签约，立即开战，直入北京。桂良心知开战必败，只能屈服。6月26日，很可能是桂良和咸丰帝一生最难受的一天。桂良与英使额尔金签订了包括“公使驻京”在内的《中英天津条约》，该约关于“公使驻京”共有四款，明确规定了公使驻京、以西礼觐见清朝皇帝、外交豁免。这与当时西方通行的国际准则相符，但与清朝此时残存的天朝体制格格不入。根据前引桂良的奏折也可看出，条约规定和实际执行有很大的的出入，只能说是初步确立，至于真正实现，仍十分遥远。 三、一波三折：修约避走的无奈 咸丰帝认真看过《天津条约》后，深受桂良“万不可作真凭实据”一言的影响，只是将之当作“缓兵之计”，又引儒家经典称“要盟无质”，对于要挟以盟、强迫立约，背之改盟，不谓不守信义。咸丰帝决心修约，七月，派桂良、花沙纳、何桂清为关税谈判大臣，乘上海谈判之机，向英国等国要求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占据广州这“四事”，作为此四事的补偿，咸丰帝竟提出要全免关税！咸丰帝打算以今日看来最大的国家利益关税，来交换今日看来极为正常的“公使驻京”！此真为惊人的误国之举！幸好桂良、何桂清再三再四地抗旨连奏，清朝的关税才得以保住，从而避免了近代中国一场大灾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60年，英、法为报复清军在大沽阻止公使进京换约，重组联军侵华。英使额尔金提出“国书亲递”的要求，但国书亲递该采用何种礼仪？从乾隆帝开始就争论不休，在咸丰帝这里再次成为问题的核心。按照之前《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以西礼觐见是毋庸置疑的，但咸丰帝下旨：“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收后，给与玺书，亦与亲递无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在咸丰帝看来，天朝的朝贡体制和尊严不能在他手里葬送。于是战争再次打响。然而，僧格林沁的皇家军队一溃千里，万人皇家子弟兵敌不过四千人的英法联军。咸丰帝听闻败绩，于1860年9月22日逃往热河，把北京的烂摊子推给了恭亲王奕訢，咸丰帝虽身在热河，心却在京师，他敦促奕訢：“总期抚局速成，和约已换，国书已递，朕即可及早回銮。”也就是说，只要不提皇帝亲递国书，不用西礼觐见，一切都可允诺。咸丰帝对英、法公使的使命“多有疑意”，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说明，一个没有专门使命的使节，驻在他国的京城，究竟是干什么的？而一旦英、法礼尚往来地提出觐见，又该如何是好？因此咸丰帝没有回北京，自我放逐于热河，直至1861年8月22日驾崩。他也得偿所愿，一生始终没有见过一个不愿跪拜的外国人。 四、最终实现：任重道远的外交路 19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为惩罚咸丰帝，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圆明园。奕訢再也不敢与英法争执，除了“亲递国书”外，其他一切皆可允准。24、25日，奕訢先后与额尔金、葛罗签订《北京条约》，互换了《天津条约》。而后，英法等国分别遣使来华筹建使馆。至此，公使驻京终于成为了现实，西方列强终于达成了从马戛尔尼来华便开始追求的外交目标。纵有万般不愿意，清政府还是倒在了英法联军强权的铁蹄之下，开始被动与国际外交体制接轨，朝贡外交体制逐渐被打破。在这个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逐渐发现，公使驻京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但值得一提的是，以西礼觐见皇帝一直未能进行。清朝的理由，最初是咸丰帝依旧制“北狩”热河，不便举行，后因咸丰帝去世，称皇帝年岁太小。直至1873年6月29日，外国使节才第一次以西礼觐见了同治帝，同治帝通过奕訢之口致答词，表示与各国的亲善之意。整个觐见过程约半小时。还需提到的是，尽管《天津条约》之后的各国条约规定，清朝今后若派使节赴其国家，将以当时西方的外交惯例来接待，但清朝直到1875年才任命郭嵩焘为第一位驻英公使。他于次年渡海赴职时，京城满是讥讽之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可见当时清朝融入国际外交体系仍然任重道远。 余论：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外交实距 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更进一步说，战争是一种文化碰撞，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得以以近代的尺度丈量清朝与西方外交的实距，但我们却无法得出准确结果，因为这个距离简直是天壤之别，而在这个尺度下，还隐藏着19世纪通行的公理，即强权。西方与清朝的对抗，究其本质，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强权外交与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朝贡体制之间的碰撞。若以今日国际外交准则为标准，损害中国利益最为严重的，应是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减少关税等内容。可在咸丰帝的眼中最不可容忍的，是西方视为外交惯例的公使驻京与西礼觐见，为此，他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很明显，他将之归类于“监国”，取消公使驻京，在他的心目中，也就是保全了王朝的宗庙社稷。 最终实现西礼觐见的1873年，只是清朝遭遇鸦片战争之后的第33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西礼觐见的第15年；但对西方来说，恰是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后的第14年，大西洋海底电报电缆敷设成功的第7年，卷筒轮转印刷机发明的第5年，而3年后，贝尔发明了电话……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和茅海建先生一样，尽管想要尽可能客观地叙述公使驻京与西礼觐见的过程，但种种愤怨已在文中不自觉的泄露了。 [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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