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辽阳行中书省）又称辽东宣慰司，是直属元朝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在当时民间多简称为辽阳省、辽阳行省。统有七路、一府。属州十二，属县十。元朝末期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实际统治者为纳哈出。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历史沿革
元朝至元六年，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称东京行省，后徙治北京。至元十五年，又改为宣慰司。至元二十三年， 再立东京行省，同年罢。至元二十四年，复置辽阳行省。 辽阳行中书省为元朝中国本部的10个行中书省（不含征东行省）之一，辖境包括今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部四省区及北冰洋、乌苏里江以东到日本海等地区，以及今朝鲜半岛北部，包括东宁府，双城总管府与耽罗军民总管府。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东道诸王
东道诸王后王部居住于辽阳行省北部,即兴安岭以东、洮儿河、绰儿河、嫩江流域地方；辽东汉人世豪则居住在辽阳行省南部；木华黎后王部则分布于辽阳行省南部开元以北，三卫诸部以东南的长春、农安、扶余、哈尔滨、庆州、伊通河等地。明朝建立后，为尽快稳定国内局势，巩固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族人采取招抚政策，“有才能者，一体擢用”。洪武五年北伐，明军因辽东粮草支援北元而失败，明太祖遂于其地设大宁都司、分兵置卫，以控制金山。明朝在取得金山之战后，开始逻戎旧信州地区。然而，实力最为强大的蒙古鞑靼部不断东进侵扰兀良哈部，明朝随即派兵征讨。捕鱼海之战胜利后，于洪武二十一年 十一月 二十一日辛卯故元辽王阿札失里、会宁王塔宾帖木儿等来降，先遣人赍脱思古帖木儿旧降诏书赴京来献，以表其诚。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主要事件
元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太平将其俘获，朱元璋以其为名臣后人，待之甚厚，劝其归顺，但其坚决不肯。后来朱元璋好言相抚，厚赠银两，准其北归元朝。元亡后，元顺帝北逃，史称北元。以纳哈出手握重兵，封其为丞相，继封太尉。不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辽东大部为明所有，纳哈出领兵踞开元路（今开原），屯兵二十万于金山（今昌图金山堡以北至辽河南岸的吉林双辽东北一带），持畜牧丰盛，与明军对峙。当时元顺帝早已于明洪武三年殁，不久太子又死，由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继位，纳哈出成为元末主要势力，有史料言，曾封其为开元王。明取得辽东后，明太祖数遣使招抚，其置而不答。洪武八年（1375），入犯辽东，兵锋直达金州，为辽东都卫马云、叶旺等击败。其后屡入塞犯，皆为明军所败。洪武二十年，冯胜率大军二十万逼金山，史称金山之役。再遣故元将乃刺吾至纳哈出处招抚。纳哈出见大势已再难更变，遂降于明。降后，朱元璋亲封纳哈出为海西侯，赐铁券丹书。二十一年，纳哈出从傅友德往征云南，途中卒于武昌舟中，葬于南京。子察罕改袭沈阳侯，太子朱标武人集团班底之一。二十六年，坐蓝玉党伏诛。明朝在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全境设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奴儿干都司。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文化
辽金以来，黄龙府即为东北重镇，金初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曾载:“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株鞠，东有女真、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绝、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当时，黄龙府就成为东北各族交汇之地，风土“杂诸国俗”，且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到了元代，黄龙府为开元路治所，附近之西祥州则为东北北部地区各绎道的中转站，无疑当地的经济、文化较发达。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经济
辽阳行省治下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是指元朝定义的汉人，生女真是随俗而治，以其长为官。《开元新志》载：“建州,东濒松花江,稍类开原旧俗,其脑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直,受野人所辖,略事耕种,土俗居处,稍类建州。”熟女真用税赋（类大宁都司、辽东都司），生女真用贡赋（类奴儿干都司）。各行省所督办的钱粮数额并不相等，而是高下悬殊，差距很大。以税粮为例，江浙行省最多，达4494783石。甘肃（襄陵县的赋税属于钦察汗国国王）、辽阳（熟女真要供养东道诸王）二行省最少，仅六、七万石，相差六十余倍。就其在全国税粮总数中的比例而言，甘肃、辽阳二行省则分别占0.5 %左右，江浙一省可占到37%左右，更不用说其他江南行省。《元史·食货志》所统计，最多的江浙行省为十九万六千六百五十四锭三十一两三钱银子，最少的辽阳行省每年二千二百五十锭十一两二千银子。除云南行省外，全国每年酒税共达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五十二锭又五百两。还需要注意，元廷设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如"生齿繁夥，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土赋居天下十六七" 的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应地均设在行省北端的水陆交通要冲，而不置于该行省的中心地带，以便朝廷的联络和指挥。位于中原、关中及西南边檄襟要，驻有许多蒙古军团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诸王星布棋列" 的岭北行省及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作为主要使命。从以上设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控制，酷似十个大军区。无论是作为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抑或作为常设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进行政治控驭和军节镇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浓厚。[1]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九月己丑 “晋王也孙铁木儿以诏赐钞万锭，止给八千为言，中书省臣言："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帝曰：……可给晋王钞千锭，余移陕西省给之”。这段奏言及武宗谕旨，是迄今所见反映行省征集财赋上供与留用关系 的重要资料。其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与成宗初中书省右丞相完泽所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 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 比较，似不包括金、银及税粮石数收入。而中统钞四十万锭的差额 估计是成宗一朝所增加的。即便四百万锭只限于武宗初全国岁钞收入，它与“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句，前后相缀，也能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 全国岁钞收入四百万锭中，二百八十万锭统统解运、上供京师。上供京师的岁 钞数占全国岁钞收入的70%。各省留用仅占30%。 第二， 上供京师二百八十万锭以外，明确讲是由“各省备用”，而未提路府州县。或者 可以说，由于“藏富之所，聚于诸省和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行政建置，元中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赋 分配已是在朝廷与行省之间进行（腹里地区除外）。地方留用财赋的支配权，主要由行省掌握。 第三，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各州上供数额只是留州、送使之后的自然余数，通常明显 低于全国两税收入总额的一半 。元代由岁钞所反映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割比例，竟高达七比三。显 然，元朝廷所占比重高于唐代，某种程度上又是两宋尽收州县财赋于中央政策的继续。据说，明代 中央与地方盐税等分割比例是八分起运，二分存留，而且也是在中央与各省之间分割的 。如此看来， 迄武宗朝已实行的岁钞上供与留用的比例，又开了元明两代中央与地方省级政权财赋分割的先河。 第四， 由于行省起初是朝廷中书省的派出结构，朝廷行省之间财赋七三分成政策之下， 行省仍然主要充当朝廷简直财权的工具。行省除了上供中央和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和严格 控制路府州县的财赋支用，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政支出的不足。武宗海山命令陕西行省在上供之外，代朝廷向晋王支付一千锭赐钞，即属此例。 至于粮食上供，更表现了中央利用行省对江南稻谷主要极力产地的搜刮。世祖朝创立江南之粮海运 入京师制度以后，海运粮食由每岁四万余石，逐渐增至三百余万石。这些粮食多取之于平江、嘉兴、 松江为中心的江浙行省。然而，元后期江浙行省税粮年收入最高是四百四十九万四千八百八十三石 ，殆非虚语。这种异乎寻常的搜刮，使江浙行省可供民间食用的粮食数额大为减少。成宗大德年间，号称天下粮仓的江浙一带，连年发生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了“野无青草树无肤，人腹为棺葬万 夫”的悲惨景象 。这或许是元廷对江浙行省肆无忌惮的粮食搜刮所间接产生的恶果之一吧! 各行省的上供与留用虽然在整体上实行七三分成政策，但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具体执行上 述政策时，各省很不平衡，差异相当大。元制，“一岁入粮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江 浙四分强，河南二分强，江西一分强，腹里一分强，湖广、陕西、辽阳一分强，通十分也” 。一般 说来，在每年上供朝廷二百八十万锭中统钞等财赋总额内，经济富庶的江浙、江西等江南行省为最 多。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行省，不仅税粮、课程岁办额较少，而且 岭北等行省的经费也主要由朝廷拨赐。这类经费拨赐，少者万余锭，多者几十万锭，几乎达到全国 岁钞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盐引、杂彩、粮食、金宝等赐与 。拨赐数额多半远远超过该省年度税课 收入。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又继承了该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