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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中原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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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谕中原檄

作品别名;奉天北伐讨元檄文、北伐檄

作者;宋濂(存疑)

创作年代;1367年

作品出处;《明实录》

文学体裁;檄文

'''谕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吴王朱元璋于1367年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出兵北伐时所颁布的檄文,相传由宋濂起草。檄文历数元朝统治之昏暴及人民流离之惨状,断定元朝已丧失天命,失去统治中国的资格;接着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的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成为朱元璋北伐的纲领。该檄文以“天命”为中心,同时兼带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理直事明,气势磅礴,顺应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军事行动,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该文的影响亦十分深远,不少汉民族主义者都对该文推崇有加,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亦演变为清末革命党的口号。[1]

檄文全文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作品注释

临御:即统治之意。从高视下,以尊适卑皆曰“临”。御:统治。

宋祚倾移:宋朝的国祚倾覆移动。

罔不:没有不。

足以纲维天下:意为元初能用法度来治理天下。“维”,绳。纲,网之大绳。《史记·淮阴侯列传》:“秦之纲绝而维弛”,谓纲断因失其所以维系之具。“纲维”,指维持国家的法度。

达人:智能通达之人。又指达观一切不受世俗缚束之人。

冠履倒置:即本末颠倒。“冠履”,即帽、鞋,比喻上下各有定分。意为元初虽君明臣良,但其以夷狄入主中国仍属本末颠倒之举。

纲常: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五常:仁、义、礼、智、信。都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

大德废长立幼:大德: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1297年—1307年)。废长立幼:指元世祖死后,嫡长孙甘麻剌没能当上皇帝,反而是嫡幼孙铁穆耳做了皇帝。

泰定以臣弑君: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之年号(1324年—1327年)。1323年,元英宗硕德八剌被御史大夫铁失等弑杀,相传泰定帝实预其谋。

天历以弟鸩兄: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年号(1328年—1330年)。1329年元文宗毒杀其兄元明宗而自立。鸩:通“鸩”,毒鸟。《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子烝父妾:儿子与父亲的妾通奸。《小尔雅·广义》:“上淫曰烝,下淫曰报,旁淫曰通”。这句与上句都说的是蒙古收继婚风俗。

恬不为怪:意为面对种种败坏纲常的乱象,元朝上下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奇怪。恬:安然不惊动貌。

宪台报怨:御史台等监察部门专干挟私报复之事。宪台:指御史台,元朝的监察机关。报怨:报复仇怨。

有司毒虐:官吏刻毒暴虐。有司:意为官吏。设官分职,事各有其专司,古曰有司。

天厌其德:上天讨厌元朝的立国之德。厌,憎恶。德,立国之德,古有五德终始之说。《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

信乎不谬:确实没错。信:真,确实;谬:错误。

圣人:指朱元璋。

一纪于兹:到这时已经十二年了。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这里说的是从1344年黄河决口,导致中原人民流离失所,到1355年朱元璋崛起这十二年之间。

战战兢兢:“战战”,恐惧,动趋走。“兢兢”,小心戒慎。《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晁补之《北渚亭赋》:“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这里说的是中原人民在这十二年间找不到天命之主,不得不投机依附于各割据势力。

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指当时割据中原的据传是汉族的军阀王保保使用蒙古名扩廓帖木儿。

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这里也说的是王保保,他在1364年举兵击败孛罗帖木儿,攻入大都,权倾一时,被元顺帝封为河南王。凭陵:恃势凌人。

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指割据关中的四个元朝军阀: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他们与王保保都是朱元璋北伐的主要进攻对象。

捕妖人:指镇压红巾军。

予本淮右布衣:我(朱元璋)本来是淮西的一个平民老百姓。淮西:淮河以西之地。今安徽凤阳一带之地,皆为淮西,元代曾设淮西总管府。

今十有三年:指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开始崛起,独立创业,到1367年时已经十三年了。

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军始平福建,执陈友定;四月大军克广州。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军克重庆,明升降。文中所说“西抵巴蜀,南控闽越”“奄及南方,尽为我有”等,皆为夸大之词。

深用疚心:因为此事深感愧疚。用:以,疚心:心中愧疚。

复汉官之威仪:指恢复汉人传统的礼仪、典章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于是置僚属,作文而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见司隶僚属,皆欢喜而不自胜。老吏或垂涕而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膻腥:指羊肉的荤腥味,北方少数民族喜食羊肉,故以此指代北方少数民族。这里说的是蒙古。

蒙古、色目:指蒙古人和来自西域的色目人。这两个民族是元代的统治民族,地位高于汉人。

创作背景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经过数十年的统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濠州农民朱元璋崛起于乱世,定都金陵,自称吴王,并先后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一方的势力,据有东南。接着,朱元璋于1367年建年号为“吴元年”,决定北伐灭元,一统中国。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这种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谋士宋濂起草《谕中原檄》,作为北伐的纲领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的北伐大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明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谕中原檄》作为见证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献,亦永垂史册,广为传诵。

谕中原檄》最开始并没有注明标题及作者,明代中叶程敏政所辑《皇明文衡》中冠以“谕中原檄”的题目,并署作者名为宋濂,为后世所普遍采用。但据《宋文宪公年谱》记载,宋濂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华乡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复自潜溪还”;其间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忧,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阕”,并未有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记载。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此篇,直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金华府学教授孙锵编的《宋文宪公全集》才补入《谕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为《谕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内容概要

谕中原檄》的核心观点即朱元璋政权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但其对象并非是整个中华,而是“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换言之即华北汉人。朱元璋政权在此之前从未公然以华夷之辨标榜,在发布《谕中原檄》前一年所颁布的《平伪周榜》中,朱元璋政权还痛斥投靠元朝的张士诚对元廷不忠;而在与北伐同时进行的南征中,明军檄文也没有以“恢复中华”相号召。可见《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是针对中原之民进行的政治宣传。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华北汉人被女真、蒙古等异族统治两百多年(幽燕一带更是处于异族统治四百多年),其华夷观逐渐淡漠,甚至发生颠倒,反而认为南方为蛮夷,因此朱元璋政权才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向华北汉人灌输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意识,以防止华北汉人“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的状况发生。

具体而言,《谕中原檄》的政治诉求可归纳为三点,即“天命移转”、“文化道统”与“招降劝诱”。首先该文并未否定蒙元的正统地位,甚至赞赏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后来元室子孙不肖并且“天厌其德”,使天命移转。然后又从种族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论述“天命”该由何人承受,从种族来说,“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而且“天运循环,中原气盛”,因此必须是中国人(汉人)为真命天子;从文化来说,通过批判北方的“数雄”即李思齐、王保保等军阀,指责他们不讲纲常道义,“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虏禽兽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己任的“圣人”——朱元璋来承接“天命”。最后又劝中原之民不要跟着元朝走,号召他们共同响应朱元璋北伐,同时又招抚蒙古人、色目人,以达到扩大自己阵营、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参考来源

朱元璋最初创建的国号,不是大明而是这个字,后来被孙中山借用!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