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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作家素質》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近年來,有些人給我提問,討論文學創作上的問題,多數是人云亦云,泛泛不切實際,引不起我的興致,就沒有回答。我覺得你是個認真讀書和認真思考問題的人,如果我不談談,對你所提問題的看法,是會辜負你的良好用心的。但是,我很久不研究這些問題了,談不出什麼新的東西,恐怕使你失望。

先談些與作家素質有密切關係的文學現象:

人物,或者說是人物形象,無論怎樣說,在小說中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中篇、長篇。人物與故事情節,是小說區別於其他文體的兩大要素。

這是就文體形式而言,如果談創作,那就複雜得多了。

通過故事表現人物,或通過人物表現故事,作為文學,是一個創造過程。人類的創造過程,都是以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環境,作為創造的對象和根源。但我們研究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不能忽視作家主觀方面的東西。即他在創造故事和人物時,注入到作品中的,他自己的願望,他本身的血液。人物是靠作家的血液孕育和成長的。沒有主觀的輸入,作品中的人物,是沒有生命的,更談不到豐滿。

這一事實,雖為歷代偉大作品所證實,但並不是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這樣的作品產生,也並不是每一個懂得這種規律的作家,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完成這樣的作品。

是的,在人物身上,注入作家自己的原望,很多人都在這樣嘗試了,他們的作品,有的不但沒有成功,反而成了概念說教的東西。這種作品,比起成功的作品,為數要多得多。

創作的複雜情況就在這裡。多少年來,我們過分強調了客觀的東西,(其實是強調了主觀的東西。)固然對創作有不利之處,束縛了創作。但像今天,有些作家所實踐的,過分強調主觀的方面,(其實是強調了自然的方面。)成功的希望,反而更覺渺茫了。

近五十年來,我們的文壇,不只一次地發問: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並不斷有好心的人預期,我國歷史上的偉大作家,即將在我們這一代出現。直到今天,大家仍然在盼望着。這就證明:產生不產生偉大作品,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或認識問題。

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說法不一。我認為健全和提高作家素質,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從歷史上看,偉大作品的產生,無不與作家素質有關。

時代精神,社會文明,作家素質,是能否產生偉大作品的系列關鍵。只有偉大的時代,並不一定就能產生偉大的作品,這也是歷史不只一次證明了的。社會意識,社會風尚,對創作的影響,有決定性的意義。社會文化、道德標準的高低,常常影響作家的主觀願望,影響作家的思想、藝術素質。

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只有藝術高下的分別,也有藝術風格上的區別。就是那些文學名著,其中形象雖然都可以說是寫活了,很豐滿,長期為讀者喜愛。其形神兩方面,還是有很大差異的。以中國長篇小說為例:《三國演義》里的人物,形似多於神似;《水滸傳》里的幾個主要人物,可以說是形神兼顧;《紅樓夢》里的人物,則傳神多於傳形。以上是指文學上乘。如就低級小說而言,《施公案》中的人物形象,本來談不上豐滿生動,但因為有很多人喜歡公案故事,好事者把它編為劇本,搬上舞台,黃天霸這一類人物,不只有了特定的服裝,而且有了特定的扮演者,遂使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經久不衰,成為最大眾化的形象。這就不能歸功於小說的藝術,而應看做是一種民風民俗現象。但做到這樣,實已不易。今之武俠作者,夢寐以求,不能得矣。

時代不同,社會變化,作家素質的差異,創作能力之不齊,欣賞水平之千差萬別,形成了藝術領域的複雜紛亂的現象。曲高和寡,死後得名;流俗轟傳,劣品暢銷;虛假的形象,被看作時代的先知先覺;真實的描寫,被說成不是現實的主流。

於是有嚴肅的作家,有輕薄的作家;有為藝術的作家,有為名利的作家。既為利,就又有行商坐賈,小販叫賣。這就完全談不到藝術了。

任何藝術,都貴神似。形似固不易,然傳神為高。師自然,不如師造化。

人物形象,貴寫出個性來。個性一說,甚難言矣。這不只是生物學上的問題。先天的因素和後天的因素,蓋兼有之。

後天主要為環境、教養和遭遇。高爾基以為要寫出典型,必觀察若干個類型之說,固然解決了一個大難題,然也只能作為理論上的參考。一進入創作實踐,則複雜萬分。例如同一職業,與生活習慣有關,與性格實無大關係。大觀園中之小女孩,同為丫頭,環境亦相同,而性格各異,乃與遭遇有關。

現在,流行一種超趕說,這些年超過了那些年。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不符合藝術發展規律。舉個不大妥切的例子:

抗日時期的文學,你可以說從各方面超越了它,但它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或大或小,都不是後來者所能超越的。沒有聽說過,楚辭超過了詩經,唐詩超過了楚辭。在國外,也沒聽說過,誰超過了荷馬、但丁。每個時代,有它的高峰,後來又不斷出現新的高峰。群峰並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沒有連綿的山色了。

這裡說的高峰也好,低峰也好,必須都是真正的山:植根於大地之內層,以土石為體干,有草木,有水泉。不是海上仙山,空中樓閣。有的評論家常常把不是山,甚至不是小丘的文學現象,說成是高峰。而他們認為的這種高峰,不上幾年,就又從文壇上銷聲斂跡,蹤影不見了。這能說是高峰?

有時在年初,無數的期刊,無數的評論都在鼓譟吹捧的發時代之先聲的開創之作,到年底,那些曾經粗脖子紅臉,用「就是好,就是高」的言詞讚美過它的人們,在這一篇目面前,已經噤若寒蟬,不吭一聲。很多人也並不以此為怪事。這是因為大家對這種現象看得太多了,已經習以為常。

現在,有很多文章,在談名與實。其實,自古以來,名實二字,就很難統一起來,也很難分得清楚。就當前的文學現象而言,欺騙性質的廣告,且不去談它。有些報道、介紹,甚至評論文章,名不副實的東西也不少。你如果以為登在堂堂的報刊上的言詞都屬實,都是客觀的,那就會上當。

要正確對待歷史文化。原始文化之可貴,在於它不只是一個藝術整體,還是這個民族的藝術培基。此後出現的群峰,也逐個起着繼往開來的作用。

原始文化是單純的,沒有功利觀念的,不受外界干擾的。

詩經以興、觀、群、怨的風格,奠定了中國文藝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可貴的,正確地揭示了文藝的本質及其作用。

唐詩是有功利的,據說詩寫得好,就可以做官。唐朝的詩人,有很多確實是進士。當時的詩,也很普及。根據白居易的敘述,車船、旅舍,都有人吟誦。居民把詩寫在牆壁上,帳子上,甚至有人刺在身上。在如此普及的基礎上,自然會有提高,出現了那麼多著名的詩人。

五十年代,我們也曾開展過一次群眾性的詩歌運動。聲勢之大,群眾之多,當非唐時所能及。但好像沒有收到什麼效果。原因是只有形式,沒有基礎。作者們的素質薄弱。

好的作品,固有待作家素質的提高,但社會的欣賞水平、趣味,也會影響作家的成長。

魯迅說,「五四」時代的小說,都是嚴肅認真的。這不只是指作家對現實的認真觀察,也指創作態度。那時期的小說,今天讀起來,就像讀那一時期的歷史,能看到現實生活,人民的思想狀態,感情表現。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小說,在現實的反映上,主觀的東西增多了。但作者們革命的心情,是熾熱的。公式概念的作品也多了,但作者們的用心,還是為了民族,為了大眾的。解放區的小說,基本上接受的是「左聯」的傳統,但在深入生活,接近群眾,語言通俗方面,均有開拓。

研究或評價一個時期的文學,要了解這一時期作家的素質。除去精讀這一時期的作品以外,還要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它的社會情況,它的政治情況,即作家的處境。脫離這些,空談成就大小,優勝劣敗,繁榮不繁榮,是沒有多少根據的。這只能說是表面文章。從這類文章中,看不出時代對作家的影響,也看不出作家對時代的影響。特別是看不到這一時期的文學,與前一時期文學的關係及其對後來文學發展的影響。

小說成功與否,固然與故事人物有關,但絕不止此。除去文字語言的造詣,還有作家的人生思想,心地感情。這種差別,在文學中,正如在社會上一樣,是很懸殊的。培養高尚的情操,是創作的第一步。

社會風氣不會不影響到作家。我們的作家,也不都是潔身自好,或坐懷不亂的人。金錢、美女、地位、名聲,既然在歷史上打動了那麼多英雄豪傑,能傾城傾國,到了八十年代,不會突然失去本身的效用。何況有些人,用本身的行為證明,也並不是用特殊材料鑄造而成。

革命年代,作家們奔赴一個方向,走的是一條路,這條路可能狹窄一些。現在是和平環境,路是寬廣的,旁支也很多,自由選擇的機會也多,這就要自己警惕,自己注意。

一些人對藝術的要求,既是那麼低,一些評論家又在那裡胡言亂語,作家的頭腦,應該冷靜下來。抵制住侵蝕誘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麼多的人,給那麼低級庸俗的作品鼓掌,隨之而來的是名利兼收,你能無動於衷?說句良心話,如果我正處青春年少,說不定也會來兩部言情或傳奇小說,以廣招徠,把自己的居室陳設現代化一番。

有的人,過去寫過一些嚴肅的現實之作。現在,還可以沿着這條路,繼續寫一些。也可以不寫,以維持過去的形象。

但也有人,經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誘,半老徐娘,還仿效紅裝少女,去弄些花柳胡哨的東西,迎合時尚,大可不必矣。

雖然現在已經有不少人,不願再提文學對於人生,有教育、提高的意義,甚至有人不承認文學有感動、陶冶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不能承認,文學只是討好或迎合一部分人的工具。文學不要討好青年人,也不要討好老年人,也不要討好外國人。所謂討好,就是取媚,就是迎合遷就那些人的低級庸俗趣味。文學應該是面對整個人生,對時代負責的。目前一些文學作品,好像成了關係網上蛛絲,作家討好評論家,評論家討好作家。大家圍繞着,追逐着,互相恭維着。也不知究竟是為了什麼,到底要弄出個什麼名堂來。誰也看不出,誰也說不準。還是讓我們老老實實地,用一磚一石,共同鋪建一條通往更高人生意義的台階,不要再挖掘使人沉淪的陷阱吧。

作家素質,包括個人經歷,教育修養,藝術師承各方面。

社會風氣的敗壞,從根本上說,是十年動亂的後遺症。對症下藥,應從國民教育着手,道德法制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評論家的素質,也要改善。因為評論的素質,可以影響作家的素質。蘇東坡說,揚雄以艱深之辭,傳淺近之理。近有不少評論文章,用的就是揚雄法術。他們編造字眼,組成混亂不通的文字,去唬那些沒有文化修養的人,去盅惑那些文化修養不深的作家。這種評論,表面高深奧博,實際空空如也,並不能解決創作上的任何實際問題,也不能解釋文學上的任何現象。理論自是理論,創作自是創作,各不相干。是一種退化了的文學玄學。

總之,如何提高作家素質,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非一朝一日之功,所能奏效的。

1986年1月31日[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