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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第一·共十六章》中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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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论语》以一个人物,即孔子为中心描绘各种人物形象,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个首创。这些人物来自十分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执政者、贵族、各种等级的官吏、军队首领、学者、隐士等。书中写得最多的是同孔子关系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面敬爱兄长,谨慎、信实,博爱群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了这些还有剩余力量,就学习文献知识。”

【注】

《杨注》:弟子一般有两种意义,(甲)年纪幼小的人;(乙)学生。这里用的是第一种意义。

【记】

这里并无什么“哲学”、“智慧”或“知识”,而仍然是“做人”的非常具体的规范,但又并不只是处世格言。尊敬、爱戴兄长叫“悌”,指的是同家族、宗族、氏族的同辈而年长者,非仅现代小家庭的兄弟。“泛爱众”也指与本氏族的成员们普遍地友爱相处。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

子夏说:“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事奉父母能尽力量,事奉国君能献出自身,结交朋友能信守承诺。他虽说没学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注】

《正义》《广雅释言》:易,如也。王氏念孙疏证引之云:《论语》贤贤易色,易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也。

【记】

这两章都鲜明展示出孔学儒家的“学”,主要指现实的实践行为,而非书面的诵读研究。因此“学”在《论语》以及在儒学中有广狭两义。狭义才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文献知识,相当于今天的“学”:读书、研究等等,孔门当然也非常重视。但整个讲来,孔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于知识,行为先于语言。关于道德(行为)与知识(语言)的关系,可与希腊哲学和苏格拉底相比较其异同,本读各章均将提及这一问题。这也就是我以前提过的是“太初有为(道)”还是“太初有言(字)”的问题,中西差异似可溯源于此。

所引注对“易”字的解释不同于译文。如按注,“贤贤易色”则应译为“爱好德行如同爱好容貌”。“易”亦有解作平易和悦者,即和颜悦色。“色”多释作女色,如以之作“夫妇之道”解,亦佳,符合原典儒学“造端于夫妇”,次父子,次君臣之三顺序。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译】

孔子说:“君子不严肃、自重,就没有权威,所学习的东西就不稳固。应该以忠诚信实为主。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了过失,不怕去改正。”

【注】

《正义》《法言·修身篇》:或问何如斯谓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轻。曰:何谓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是言君子贵“重”也。

《集释》陆陇其《松阳讲义》:学必深沉而后能固,不重则浮。学必镇静而后能固,不重则躁。陈天祥《四书辨疑》东坡云: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

【记】

“不重则不威”,为什么?因为此“学”仍指实践,如果不严肃认真,那么他的行为、实践便不会真正牢固,便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而别人也不会信任、尊敬他。所以这里的“威”不作外表容颜的庄重威严解。后世好些人装出一副威严面目,道貌岸然,煞有介事,其实内心猥琐,行为卑劣,所谓“假道学”是也。君不见,彼官场傀儡、“左派”先生,不皆如是?另有解“固”为“蔽”者(陈大齐《论语臆解》),亦可。

“无友不如己者”,作自己应看到朋友的长处解。即别人总有优于自己的地方,并非真正不去交结不如自己的朋友,或所交朋友都超过自己。如是后者,在现实上不可能,在逻辑上作为普遍原则,任何人将不可能有朋友。所以它只是一种劝勉之辞。

“忠”、“信”又是两个重要范畴,既关系乎情感,又塑造乎人格。但其位置仍次于“仁”、“孝”。中日文化之异途或在此处,容后再论。

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译】

曾子说:“虔诚地办理父母亲丧事,追怀、祭祀历代祖先,老百姓的品德就会忠实厚重。”

【注】

《尔雅·释诂》:慎,……诚也。《朱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

【记】

丧礼极为重要,是远古先民氏族的共同特征。征之于世界人类学文献,俱然。现代人类学家说,当人知道埋葬死者,或给死者以某种丧葬形式(如山顶洞人撒红粉于死者身旁或身上),即人的族类自觉的开始,亦即人的文化心理的开始。动物一般就没有。这即是说,丧葬礼仪给予混沌难分的原动物性的理知、情感诸心理因素以特定的社会族类的方向和意义,以确认自己属于此族类的存在,此即人的最早的“类”的“自我意识”。追怀死者的丧葬礼仪,都具有此种情感兼理知的重要功能(参阅《荀子》)。这即是最早的社会意识、人性心理、情感行为。孔子及其弟子承续这一历史遗俗的强大传统而加以理论化和理性化,把它转向内心,形成“仁—礼”结构。外在为“礼”(人文),内在为“仁”(人性),以此为人道之本。

“慎终”、“追远”都是首先要求上层和国君去做,而“民德归厚”则说明中国大、小传统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由于上行下效,渗透交融,鸿沟不大,这也是中国传统一大特色。之所以能上行下效,在于儒学一开始就重视通过“教化”,使上下协同一致:上层的“慎终追远”能使下层追随团结,因为本来就由同一氏族而来。荀子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礼论》)

可见儒学的观念、范畴远不是只供个体思辨的理论,而主要是供群体实践的法则。

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译】

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与闻政治,是他自己要求的呢?还是国君们要他过问的呢?”子贡回答说:“先生以他的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而得到,他要求的方式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方式吧。”

【注】

《集释》《吕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所见八十余君。

【记】

学生恭维老师,强调老师如此美好的品德使国君倾慕,却并未否定还是“求之”的,即孔子是非常主动、积极地要求参与政治的。这也几乎是后世儒学、儒家、儒生所共同具有的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特征,而不同于尽量丢弃或脱离人际关系的出家的和尚(释)、修行的道士(道),也颇不同于后世许多理学家道学家专谈心性修养,轻视“通经致用”。当然,这并非说今日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向孔老夫子学习,都成为古代的儒生。相反,今天你可以关心或参与政治、社会事务,也可以专攻业务,不问不闻;今天不但需要“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门人才,也需要一批脱开政治、专攻行政的“官僚”阶层。因为毕竟已不是国难当头、全民御敌,“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的时候了,而是走向一个多元发展、各得其所的现代社会。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译】

孔子说:“当父亲活着,观察他的愿望和志向;父亲死了,观察他的行为和活动。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途径、方向,这也就可说是孝了。”

【注】

《朱注》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记】

“其”指父抑子,有不同解说。本译从前说。所谓“不改”,是承继父业,不轻易改动,这是氏族传统的要求;即使改作,也得慢慢来,所以要“三年”即多年之后才动。某些注释(如前注)把它归结为心理的“不安”,虽然贯穿了孔子归“礼”(外在传统的习惯法规)于“仁”(内心情感)的精神,但从历史真实看,并非如此。保持本氏族的生存经验的重要性,才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一传统的真正原因,这才是关键所在。后人多不注意,常纯从道德、情感讲,便讲不通。既然它只是远古氏族遗迹,在后世不必也不可能遵行,便很清楚。后世“丁忧”居丧三年是其最后的残存,标准的“形式主义”,原始意义不明久矣。从这里也可看出,自远古起,伦理(父子)与政治(君臣)是一回事,再与祭祀、崇拜祖先相一致,斯是之谓“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此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同一和合一。它在后世虽然具体形式多经变化,但这一传统却已根深蒂固。虽后有佛、道,各具组织、仪式、教义,但并未能取代或消除儒学这“三合一”的强大传统来统摄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牟宗三、杜维明强调儒学有道统政统之分,远非事实。[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今河南),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