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學而·第一·共十六章》中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目錄
原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譯】
孔子說：「年輕人在家裡孝順父母，在外面敬愛兄長，謹慎、信實，博愛群眾，親近有仁德的人。做了這些還有剩餘力量，就學習文獻知識。」
【注】
《楊注》：弟子一般有兩種意義，(甲)年紀幼小的人;(乙)學生。這裡用的是第一種意義。
【記】
這裡並無什麼「哲學」、「智慧」或「知識」，而仍然是「做人」的非常具體的規範，但又並不只是處世格言。尊敬、愛戴兄長叫「悌」，指的是同家族、宗族、氏族的同輩而年長者，非僅現代小家庭的兄弟。「泛愛眾」也指與本氏族的成員們普遍地友愛相處。
原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譯】
子夏說：「重視德行替代重視容貌，事奉父母能盡力量，事奉國君能獻出自身，結交朋友能信守承諾。他雖說沒學過，我一定說他已經學習過了。」
【注】
《正義》《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
【記】
這兩章都鮮明展示出孔學儒家的「學」，主要指現實的實踐行為，而非書面的誦讀研究。因此「學」在《論語》以及在儒學中有廣狹兩義。狹義才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學」，即指學習文獻知識，相當於今天的「學」：讀書、研究等等，孔門當然也非常重視。但整個講來，孔門更強調的是廣義的「學」，即德行優於知識，行為先於語言。關於道德(行為)與知識(語言)的關係，可與希臘哲學和蘇格拉底相比較其異同，本讀各章均將提及這一問題。這也就是我以前提過的是「太初有為(道)」還是「太初有言(字)」的問題，中西差異似可溯源於此。
所引注對「易」字的解釋不同於譯文。如按注，「賢賢易色」則應譯為「愛好德行如同愛好容貌」。「易」亦有解作平易和悅者，即和顏悅色。「色」多釋作女色，如以之作「夫婦之道」解，亦佳，符合原典儒學「造端於夫婦」，次父子，次君臣之三順序。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譯】
孔子說：「君子不嚴肅、自重，就沒有權威，所學習的東西就不穩固。應該以忠誠信實為主。沒有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了過失，不怕去改正。」
【注】
《正義》《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重」也。
《集釋》陸隴其《松陽講義》：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陳天祥《四書辨疑》東坡云：世之陋者樂以不己若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
【記】
「不重則不威」，為什麼?因為此「學」仍指實踐，如果不嚴肅認真，那麼他的行為、實踐便不會真正牢固，便不能「一步一個腳印地」紮實前進，而別人也不會信任、尊敬他。所以這裡的「威」不作外表容顏的莊重威嚴解。後世好些人裝出一副威嚴面目，道貌岸然，煞有介事，其實內心猥瑣，行為卑劣，所謂「假道學」是也。君不見，彼官場傀儡、「左派」先生，不皆如是?另有解「固」為「蔽」者(陳大齊《論語臆解》)，亦可。
「無友不如己者」，作自己應看到朋友的長處解。即別人總有優於自己的地方，並非真正不去交結不如自己的朋友，或所交朋友都超過自己。如是後者，在現實上不可能，在邏輯上作為普遍原則，任何人將不可能有朋友。所以它只是一種勸勉之辭。
「忠」、「信」又是兩個重要範疇，既關係乎情感，又塑造乎人格。但其位置仍次於「仁」、「孝」。中日文化之異途或在此處，容後再論。
原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譯】
曾子說：「虔誠地辦理父母親喪事，追懷、祭祀歷代祖先，老百姓的品德就會忠實厚重。」
【注】
《爾雅·釋詁》：慎，……誠也。《朱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記】
喪禮極為重要，是遠古先民氏族的共同特徵。征之於世界人類學文獻，俱然。現代人類學家說，當人知道埋葬死者，或給死者以某種喪葬形式(如山頂洞人撒紅粉於死者身旁或身上)，即人的族類自覺的開始，亦即人的文化心理的開始。動物一般就沒有。這即是說，喪葬禮儀給予混沌難分的原動物性的理知、情感諸心理因素以特定的社會族類的方向和意義，以確認自己屬於此族類的存在，此即人的最早的「類」的「自我意識」。追懷死者的喪葬禮儀，都具有此種情感兼理知的重要功能(參閱《荀子》)。這即是最早的社會意識、人性心理、情感行為。孔子及其弟子承續這一歷史遺俗的強大傳統而加以理論化和理性化，把它轉向內心，形成「仁—禮」結構。外在為「禮」(人文)，內在為「仁」(人性)，以此為人道之本。
「慎終」、「追遠」都是首先要求上層和國君去做，而「民德歸厚」則說明中國大、小傳統或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由於上行下效，滲透交融，鴻溝不大，這也是中國傳統一大特色。之所以能上行下效，在於儒學一開始就重視通過「教化」，使上下協同一致：上層的「慎終追遠」能使下層追隨團結，因為本來就由同一氏族而來。荀子說：「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禮論》)
可見儒學的觀念、範疇遠不是只供個體思辨的理論，而主要是供群體實踐的法則。
原文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譯】
子禽問子貢說：「孔老夫子每到一個國家，一定與聞政治，是他自己要求的呢?還是國君們要他過問的呢?」子貢回答說：「先生以他的溫和、善良、恭敬、儉樸、謙讓而得到，他要求的方式大概不同於別人的方式吧。」
【注】
《集釋》《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所見八十餘君。
【記】
學生恭維老師，強調老師如此美好的品德使國君傾慕，卻並未否定還是「求之」的，即孔子是非常主動、積極地要求參與政治的。這也幾乎是後世儒學、儒家、儒生所共同具有的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的特徵，而不同於儘量丟棄或脫離人際關係的出家的和尚(釋)、修行的道士(道)，也頗不同於後世許多理學家道學家專談心性修養，輕視「通經致用」。當然，這並非說今日的知識分子都必須向孔老夫子學習，都成為古代的儒生。相反，今天你可以關心或參與政治、社會事務，也可以專攻業務，不問不聞;今天不但需要「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的專門人才，也需要一批脫開政治、專攻行政的「官僚」階層。因為畢竟已不是國難當頭、全民禦敵，「工農商學兵，一齊來救亡」的時候了，而是走向一個多元發展、各得其所的現代社會。
原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譯】
孔子說：「當父親活着，觀察他的願望和志向;父親死了，觀察他的行為和活動。三年不改變父親的途徑、方向，這也就可說是孝了。」
【注】
《朱注》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記】
「其」指父抑子，有不同解說。本譯從前說。所謂「不改」，是承繼父業，不輕易改動，這是氏族傳統的要求;即使改作，也得慢慢來，所以要「三年」即多年之後才動。某些注釋(如前注)把它歸結為心理的「不安」，雖然貫穿了孔子歸「禮」(外在傳統的習慣法規)於「仁」(內心情感)的精神，但從歷史真實看，並非如此。保持本氏族的生存經驗的重要性，才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這一傳統的真正原因，這才是關鍵所在。後人多不注意，常純從道德、情感講，便講不通。既然它只是遠古氏族遺蹟，在後世不必也不可能遵行，便很清楚。後世「丁憂」居喪三年是其最後的殘存，標準的「形式主義」，原始意義不明久矣。從這裡也可看出，自遠古起，倫理(父子)與政治(君臣)是一回事，再與祭祀、崇拜祖先相一致，斯是之謂「倫理、政治、宗教三合一」，此即中國式的政教合一：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社會體制的同一和合一。它在後世雖然具體形式多經變化，但這一傳統卻已根深蒂固。雖後有佛、道，各具組織、儀式、教義，但並未能取代或消除儒學這「三合一」的強大傳統來統攝製度、法律、公私生活。牟宗三、杜維明強調儒學有道統政統之分，遠非事實。[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