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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行漫记 |
《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于1938年2月首次出版中文版。
作品真实记录了作者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基本内容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37年10月
原版名称：Red Star Over China
ISBN：7-202-01124-7
所获荣誉：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
又名：西行漫记
作者：埃德加·斯诺
开本：850×1168 1/32
页数：475
类别：报告文学
同名歌曲：郝云 西行漫记
作品简介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作家E.斯诺的著作。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1937年10月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用复社的名义出版。现流行的中译本由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2月出版，约30万字。
该书分为12篇，并附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和70幅珍贵历史照片。各篇依次题为“探寻红色中国”“去红都的道路”“在保安”“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长征”“红星在西北”“去前线的路上”“同红军在一起”“同红军在一起（续）”“战争与和平”“回到保安”“又是白色世界”。书中记录了作者自1936年6～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以及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等情况。其中，着重描写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等人物，通过他们的口述以及与他们的长篇谈话，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此外，还介绍了作者与无名的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对话，展现了他们的力量、欲望和热情，以及他们不可征服的精神。作者给予红军长征很高的评价，认为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也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同时，书中还对中国社会革命运动进行了预测，认为中国社会革命运动有挫折、有退却、有起伏，但最终会取得胜利。
（以上内容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授权提供，作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目录内容
目录：
中文重译本序
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去西安的慢车
汉代青铜
通过红色大门
第二篇 去红都的道路
遭白匪追逐
造反者
贺龙二三事
红军旅伴
第三篇 在保安
苏维埃掌权人物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论抗日战争
悬赏200万元的首级
红军剧社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童年
在长沙的日子
革命的前奏
国民革命时期
苏维埃运动
红军的成长
第五篇 长征
第五次“围剿”
举国大迁移
大渡河英雄
过大草地
第六篇 红星在西北
陕西苏区：开创时期
死亡和捐税
苏维埃社会
货币解剖
人生五十始！
第七篇 去前线的路上
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第九篇 同红军在一起(续)
第十篇 战争与和平
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附一：《西行漫记》新译本译后缀语
附二：斯诺在西北苏区的摄影采访活动
附三：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2]
作者简介
埃德加·斯诺，美国人，1928年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他遍访中国主要城市。1933，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1936年，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名进入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采写、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陕北苏区、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报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当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更名《西行漫记》作为掩护)出版，几十年来畅销不衰。斯诺毕生致力中美友好，成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并在新中国建立后几次来华访问。
写作经历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
出版发行
由于斯诺在西北红色区域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的探索和报道。《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就是斯诺回来后写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集，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集。以后，此书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畅销书。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难以计数的该书重印本和翻印本。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先后查禁的这类著作达十几种。
1938年7月，美国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订版。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印行，1938年的版权，精装漆布封面，书的高乘宽是24乘16厘米。封二与环衬相连的是一幅中国地图，图中详细画出红军长征路线。封三和环衬印的也是一幅地图——中国西北地图，实际是1938年国共双方控制区域图。此书环衬钤有多枚椭圆形印章，原文是：NANKING CALIF. JESUITS LIBRARY。美国版经过斯诺修订增补，文字与复社版不同，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
1949年后，中国政治斗争越演越烈。斯诺的书继续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国反倒被打入黑牢。《西行漫记》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根据复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为内部读物，限于内部发行，这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而特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行漫记》也难逃劫，被加盖严控之类印记，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书库中，禁止借阅。
1979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董乐山根据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翻译的中文本《西行漫记》，胡愈之为该重译本作了序，该译本还收入了1938年斯诺为复社的中译本作的序。
2016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推出。该版还插入如今很难觅见的从1937年、1938年、1939年三版《红星照耀中国》中遴选出的数十幅珍贵历史照片，以及书末所附译者董乐山撰写的《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等三篇文章。
2018年2月，该书中文版已诞生整整80年。新版《红星照耀中国》销量已高达300万册。新版《红星照耀中国》推出20个月来，创下了销售奇迹，也是人文社首部一年内码洋过亿元的书，更是国内出版界2017年头号爆款图书。新版《红星照耀中国》至2018年2月已加印31次，一年内发货码洋达1亿元，一本书就为人文社盈利2000多万元。[1]
2018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了由斯诺基金会官方授权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此书根据《红星照耀中国》定版翻译而成，是经过斯诺基金会官方认证的中文译本。
作品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 1937年10 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这一种思想武装，使得一批青年，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斯诺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这样，斯诺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发现了一个“活的中国”，对普通中国百姓尤其是农民即将在历史创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正确的预言，他发现了隐藏在亿万劳动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作品评价
关于最新的一轮《红星照耀中国》热潮，陕西省中美文化研究会会长、斯诺研究中心主席安危认为，这与国内外的中国热、毛泽东研究热有很大关系。“2018年，《红星照耀中国》创下销售300万册这个新纪录，说明我们没有忘记斯诺，说明中国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孙华认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其实都在学习以往宝贵的经验，如‘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首要的目标。”他认为，许多读者正是通过这本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深刻领悟到什么是“不忘初心”，让他们心中点燃了希望，对现在、对未来充满了自信。
宋庆龄促成斯诺“西行”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发行，一个月内就增订到了第五版。此时，斯诺正在上海，他将一本1937年版的“红星”赠予宋庆龄，并在扉页上用英语写道：“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宋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
现如今这本珍贵的“红星”依然陈列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内。连同展出的还有斯诺当年在陕北时拍摄的黑白照片——毛泽东的经典肖像、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的合影、留着胡须的周恩来骑在马上……
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研究专家孙娟娟告诉记者，追溯到红军长征前3年，1931年9月，斯诺就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身份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他们在一家巧克力店里从午间畅谈到晚餐时分，不久后斯诺第一次受邀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爱路两层楼寓所（现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拜访。
历史学家认为，斯诺与宋庆龄的友谊后来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性因素，宋庆龄促成了斯诺前往陕北，并顺利采访了“红色中国”。“红星”成书于当年北平城的未名湖畔，而斯诺为何出发去延安，又如何实现了这一次“红色长征”，与他在上海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斯诺来到中国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他到世界各地采风的过程中，原计划在中国停留数周，没想到后来变成了13年。”孙华说。
史料显示，斯诺及其第一任夫人海伦都曾在不同场合承认，影响他们最终驻留中国、促成《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与两个中国人有关，一是宋庆龄，二是鲁迅。
据《宋庆龄年谱》记载，斯诺渴望到中国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考察，并于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求帮助，“以便到红军地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
也是在这年春天，经宋庆龄的努力沟通，斯诺和外籍医生马海德都得到了确认口信。《宋庆龄年谱》上说，当时宋庆龄曾对马海德说：“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
历史研究发现，1936年春夏之交，宋庆龄促成斯诺与马海德前往陕北，安排接头和护送的就是“红星”中提到的“王牧师”（真名董健吾）。于是，后来读者们能够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中读到，用隐形墨水准备了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帮助等，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联络人之一就是宋庆龄。
斯诺面对“革命青年”的提问清单
现在看来，斯诺的“红星”依然是一部写作精良的长篇通讯，他带着无数的好奇心向“红色政权”提问：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质炸弹？”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
来自斯诺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一篇学术论文显示，1936年斯诺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宏观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来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首次对谈，很多内容即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
后来斯诺在1938年1月上海复社的中译本前言中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斯诺个人认为，尽管英文本第一版有一些错误，但“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
而在斯诺开出的“问题单子”中，也有关注延安“红色文艺”的，他提到“红色剧团”和娱乐等。鲁迅文化基金会的研究者认为，斯诺后来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延安文艺的浓厚兴趣，大多来自与鲁迅对话的启迪。斯诺亦是最早向西方翻译推介鲁迅作品的外国记者。
在斯诺的笔下，陕北的“红色战士”爱打乒乓球，还学识字、办墙报，“外界传说‘红军纵酒宴乐、大肆抢劫’等，都是胡说八道”。海伦·斯诺认为，“红星”吹奏出了雄壮而激昂的号音，让西方积累起来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谣言和猜疑倒塌了。
“红星”仍在照耀
在“红星”向世界传播的70多年时间里，斯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还包括大量的新闻照片、毛泽东的长征律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星”为顺利出版而化名的中译本《西行漫记》，以及相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都曾被查禁。直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和香港又出现了《长征25000里》等几个新版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多场政治运动中，出自外国人之手的“红星”一度在中国国内渐受冷落，但在世界各地依然风行畅销。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斯诺的再一次访华，“红星”得以作为“内部刊物”再度印发。
改革开放后，“红星”重新被“擦亮”，除了早年复社胡愈之团队的译本外，又多了董乐山的新译本。到1984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斯诺文集》时，《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得以恢复，“西行漫记”转为副题，这一年仅文集征订就超过28500册。
“红星”畅销世界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都曾阅读这本书，它成为促使他们下决心来华工作的主要动因之一；从二战时期，到上世纪末，美国多任总统承认曾阅读“红星”，这本书也成为他们决策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参考；在日本、韩国，学者也把阅读“红星”作为了解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
作为“红星”的主要翻译者之一，胡愈之在1978年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斯诺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这个年轻时曾经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海员的新闻记者，拥有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西方的一些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全方位的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孙华认为。
现在，斯诺的部分骨灰就安葬于当年他奋笔疾书“红星”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墓前仍会定期有人祭扫，但显然不是每个路人都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个中往事。
译者们认为，该作品传播70多年之后，重读《红星照耀中国》依然不会过时。事实上，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期，“红星”仍在照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