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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時進

董時進

(1900年11月9日-1984年4月16日),四川墊江人,農學家,中國農業經濟學的開拓者之一,有「中國三農問題第一人」之稱[1]

目錄

生平

董時進1920年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之一)畢業後赴美國留學,1925年獲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農藝系主任,1928年至1931年間三次出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代院長、院長。1937年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所長,此後曾創辦中國農業協進會(1940年被「國際農業協會」接納)、現代農民社。1941年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中央委員。1947年成立中國農民黨並任主席。1949年因其反對土地改革,農民黨被迫解散。1949年12月他還曾上書毛澤東,反對土改。[2]1951年起赴美國定居,任教於加州大學,並曾出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3][1]

1984年4月16日,董時進逝世。[1]

相關事件

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

1949年12月,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進上書毛澤東,勸阻土地改革。

董的觀點簡單明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當時的一些文件和講話,認為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董認為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了董的觀點。

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有恆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

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租出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其實,董時進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於是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最後,這位預言家說:「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組建中國農民黨

從董時進對農村土地經濟和社會的分析看出,他強調保障私有地權,反對侵犯私有產權。因此,1945年民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民盟政綱時,作為民盟中央委員的董時進則在會上發言,稱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 會後他寫信給張瀾主席,表示不同意該主張,退出民盟。

董時進深知無法通過民盟表達自己的主張。1947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後,組黨自由相對寬鬆,各派系紛紛成立自己的黨派,董時進便順勢於同年5月12日在上海組建中國農民黨,並當選為主席。

董時進在中國農民黨成立宣言中道:「我們組織本黨的動機,曾經在本黨的緣起上詳細陳述,大意即是說:中國之所以鬧到日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因此認為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

「中國農民黨」側重於鄉村建設,謀求於同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

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他建議政府用贖買的辦法,收購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持自耕農,借給有能力經營土地的農民購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

在成立宣言中,中國農民黨提出了一系列主張:

1、黨的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

「本黨雖是代表社會上一行職業的政黨,但絕不存自私的階級觀念,一切主張,必須顧到國家全民的利益,我們的主要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並謀政治的改革,及農業與鄉村的改進,這都是整個國家所切需的。至於本黨的黨員當然最大部份是要向農民裡面去徵求,但是我們也歡迎一切同情者參加。農民黨是要農民都能當國家的主人,卻並非要他們都去做官。」

2、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是政治剝削

「我們認為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剝削,因為政治不良,法紀不存,農民知識低落而又散漫,一切軍閥官僚皆可以利用他們的權位,肆意掠奪人民,使得整個鄉間涸竭,個個鄉民貧窮。因此,我們認定,改善農村經濟的辦法,應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紀,使鄉間所生產的財貨不再被非法剝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裡奪取一些去彌補貧農。」

3、反對強制沒收農民財產

「本黨真誠的為農民謀利益,決不欺騙農民,故不願意發出一些只好聽而不能實踐的諾言,使他們期待從天上掉下來的財喜,隔夜發橫財,因為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們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農民能收得自己辛勞的結果,不被他人掠奪,並能藉自己的勤儉與經營逐漸改善其境遇。」

4、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

「八年抗戰下來的國家,浩劫餘生的人民,犧牲慘重,痛苦萬狀,內戰再打下去,非至同歸於盡不止。我們要求一切軍隊都無條件的向全國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將他們的槍炮一齊放下來,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同時我們認為內戰的根本解決,不僅是目前不打的問題,而必須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來阻止任何人打仗。」

5、注重鄉村與城市的教育平衡

「我們認為根本救國的辦法,是在和平統一及優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積極發展建設與教育,這才是本黨最重要的使命。過去中國不是沒有建設與教育的成績,然而建設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極少數人的專利品。結果是建設反加重人民的負擔,都市愈發達,鄉村愈殘破,教育造成了社會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眾,剝削農民者愈多。本黨必須力挽其弊,特別注重鄉村生產建設的發展和農民知識的提高,使中國成為一個平衡健全的國家。」

6、「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

中國農民黨成立後,主張「為農民謀利益,不一定要損害地主,更犯不着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公開聲稱「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對「共產主義並不感興趣,但同時對於(國民黨)政府亦不滿,政府必須徹底改革,並鼓勵農民參政」。1948年中共發表《紀念「五一」節口號》和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文告,各黨派認為它「符合於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中國農民黨也表示「當無不樂聞此項消息」。此時中國農民黨依然「對目前時局絕對保持中立態度」,但對國共兩黨的態度有所改變,一方面強調「對中共持觀察態度,注意其發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動求好感,並避免惡感」;另一方面「對政府持應付態度,黨與政府保持距離,不以黨的立場參加政府」。

1949年1月,國共和談,中國農民黨發表宣言表示擁護,同年4月,董時進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

6月5日,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批評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土地改革的文章,是力圖為地主階級保存封建剝削制度,因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李維漢並向董時進說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時進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最後表示,願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

6月25日,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宣稱:「本黨中常會議決,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號召全體黨員一致在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將大家的學識技能和一切力量貢獻出來,幫助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功。」[4]

着作

  • 《農業經濟學》
  • 《農民與國家》
  • 《國防與農業》
  • 《農村合作社》
  • 《糧食與人口》
  • 《農人日記》
  • 《食料與人口》
  • 《農村合作》
  • 《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
  • 《我認識了共產黨》
  • 《共區回憶錄》
  • 《兩戶人家》(小說)

參考文獻

  1. 1.0 1.1 1.2 中國「三農」問題第一人:董時進. 中國農村發展網. 
  2. 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 鉛筆經濟研究社. 
  3. 董時進. 中國農業大學校友網. 
  4. 相關事件資料,騰訊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