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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经济学是个专业术语。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名词解释

自然灾害，曾被美国国会议员称为“一个预期的定时炸弹”，其发生的偶然性和结果的严重性足以引起学术界和决策者的重视。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不受单个人的意志而转移，但是如果人类活动中某个方向的合力（如破坏环境）长期作用于自然界，也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害。灾害的发生常常给经济社会带来沉重的打击。据有关调查，近30年来，灾害发生的频率、受灾人数和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迅速增长。在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财政收入的1/6至1/4，严重地阻碍和制约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灾害发生和对经济的影响规律、抵御灾害风险和降低灾害损失的经济措施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然灾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尤其是经济属性。继Smith将自然灾害的主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后，最早研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的学者是Brannen(1954)，他对1953年德克萨斯经历的大灾难进行了研究。随后，Kunreuther 和Fiore(1966)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明确地提出灾害经济学一词。第一个深入地研究灾害主题的经济学家是Hirshleifer(1966)，他分析了西欧1348-1350年经历的黑死病大爆发对经济的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其研究成果激励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探究这一领域。我国关于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6）提出并且身体历行推动灾害经济学的建设。自然灾害经济学是一门“负经济学”或“消极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灾害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与一般经济学不同的是，一般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使经济效益最大化，而自然灾害经济学的目标是使灾害损失最小化，其目标和对社会所起的实际作用是积极的。

自然灾害经济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自然灾害经济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个别学者开始关注自然灾害经济的影响以及其防范措施。在《信息与协调经济学的一个案例研究：天气预测系统》一文中,Nelson 和Winter（1964）确定了天气预报对卡车是否采取防水油布来遮盖货物以避免雨水侵蚀的作用。虽然其研究重心放在这种日常决定上，但他们的模型也适用于自然灾害的其他形式。一个综合的灾害保险体系比政府直接补偿对经济发展更加有利，如Kunreuther(1968)以及Dacy和Kunreuther(1969)。虽然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预防措施，运用的模型也较简单，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然灾害经济学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体的直接经济损失，或者商业中断产生的损失度量上；对于减灾防灾措施也主要指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修正；以及灾害保险的运用。

1、直接灾害损失和商业中断引致损失。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损失估算的坚实的实证基础。Kates(1971)运用调整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分析框架，人类生态学观点强调不同风险类别的判别、理解决策过程和社会脆弱性，以风险视角看其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并需要对其作出区分。Arthur Atkisson,William Petak和Dan Alesch（1984）提出一个基于计算机处理的风险可能性分析模型，得出1970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害超过了其他类别如交通事故、犯罪与污染等所带来的损害的结论。Delaware大学灾害研究中心的Tierney(2001)和她的同事们所进行的产出调查，试图确定商业中断损失的主要来源与主要处理机制，并指出商业中断损失在量上足以相当于直接财产损害。关于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Cochrane(1984)用一般均衡模型对预想的灾害进行模拟后发现，灾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收入的边际效用、消费和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区域间的价格差异、最大劳动力人口以及资本的流动性有关，其研究对后来的灾害经济学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示。

2、自然灾害预测和修正的经济效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灾害的预测和修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气预测和对暴风雨等的即时修正在减少灾害损失的作用。Howe和Cochrane（1976）通过检验市政管理者对于暴雪灾害预报所采取的相对应的决策，指出在处理未来可能的暴风雪时，天气预测能有效的减少这种长期投资的成本。在阐述存在一个决策区间使得预期的处理暴风雪的总成本只有细微的差别的同时，他们还说明了提高预测精确性所能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RA Howard,JE Matheson和Merkhofer（1972）介绍了决策分析怎样运用于决定是否在某一海岸地区播种一个飓风来减少原来飓风的风速。尽管科学证据表明播种飓风能减弱原飓风的风速比增加其风速的可能性要大的多，但是政府却因为需要对这场灾难所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责而有所顾虑。Changnon,Farhar,和Swanson（1978）呼吁对这项超过20年的研究工作的更大的金融支持，进而发展一项更有效的冰雹控制技术来减少农作物损失和财产损害。

3、灾害保险与其他个人保护措施的投资。早期的研究较少涉及自然灾害保险和个人保护措施，运用的模型也较简单，但是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不断完善模型，使其更接近于现实的过程。Jaffee,和Russell（1997）指出保险人不愿意对灾难风险提供保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要求持有大量的流动资产。Ehrlich和Becker（1972）提出：如果保费是基于风险而定，那么市场保险鼓励个人投资在具有成本效益、能减少损失可能性的保护措施上，但减少未来损失规模的自我保护措施，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Lewis和D Nickerson（1989）考察了灾害救助项目会在什么程度会阻止个人购买保护措施。

自然灾害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自然灾害经济学研究内容逐渐深入，关于灾害对经济的影响，不再仅仅停留在直接的经济损失，而是涉及到灾害风险损失通过交互式传递而产生的区域影响；关于防范风险的策略也逐步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购买灾害保险的个人保护措施外，金融工具的创新发展为灾害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方法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许多学者开始将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自然灾害经济学中来。Carol Taylor West 和David Lenze(1994)证明了标准的经济模型在处理灾害问题时必须加以修正，因此他们对灾害损失估算提供了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

（一）灾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灾害具有区域组合规律，它不仅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区域组合规律属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区域影响分析的文献当中，大多是以投入-产出模型为主。如：Rose,Benavides,Chang,Szczesniak和Lim（1997）说明了投入-产出模型在综合工程模拟与调查数据方面可以更好地反映灾害条件方面的有效性，合理的考虑个体行为与区域的弹性恢复能力能够避免对经济损失的过分估计，他们通过构建这个包含了空间特征的线性规划模型，解释了如果稀缺效用资源在地震过后能通过市场或者行政手段来进行理性分配以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话，区域损失就能够极大的减少。SungbinCho,PeterGordon,JamesMoore,Harry Richardson,Masanobu Shinozuka和Sthphanie Chang（2001）阐述了基础设施状况、交通网络与双区域投入-产出（I-O）模型相结合能够更精确的测度灾害影响，发现高速公路系统的大量冗余可能是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地震过后弥补其经济影响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Cole(1994)运用社会核算矩阵模型估计出灾害对区域经济的生产、家庭、政府、企业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实际上，社会核算矩阵模型是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

（二）个人保护措施：灾害保险与金融工具的选择

Shogren 和Crocker（1991）对自我保护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既能减少潜在损失可能性，又能影响损失严重性的投资行为。各然保护措施包括进行必要的保护手段，如在地震多发区，人们对房屋建筑材料会有特别的要求。典型的个人保护措施的经济手段有灾害保险和不同种类的金融工具，如灾害债券。关于灾害保险的研究都集中在为什么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不对巨灾提供保险，以及用以补充传统保险手段的金融工具如何赔付灾害损失等。Cummins,Doherty和A Lo（2002）指出尽管看起来保险业有足够的能力为大型灾害提供赔付，但以保险行业目前的格局来看，这会引起大量的破产。对保险人而言，获得更大偿付能力的一个办法就是购买再保险。Kenneth Froot（2001）提出再保险人面临融资的不完美性，拥有强大的市场能力，这能使他们向灾难保险索取超过精算基础价值的高额保险费。鉴于此，在贫穷落后的经济中，个人的灾害保险更加难以形成，政府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险体系。这一保险体系不仅包括了灾害来临时的饥荒救济，还应包括应急的公共就业以及失业保险、收入补贴等社会福利计划。资本市场通过灾难债券、远期和期权，对灾害风险提供保护的作用。Jerry Skees（2000）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遭遇旱灾是面临食物不足的挑战时，应设计一种降水合同，合同规定如果缺乏降水，就对当地的农民给予偿付，偿付的数额应该是缺少的降水量的函数，而这可以由可靠的降水指数测定。然而国内关于自然灾害金融工具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萌芽阶段，学术界的探讨也主要集中于保险和国家财政补贴上，关于金融工具的引入问题较少有人提及。Paul Freeman(2001)把金融工具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国有资产、政府在转移风险中期重要作用以及政府作为穷人的保护人这些情况下，并检验其应用效果。Freeman总结出风险套期保值工具在前两种情况下很有效，而对于第三种情况则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

（三）建立对粮食的交换权利体系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权利的研究成果为灾害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他提出交换权利一说。饥荒的发生与受灾某些行业群体的交换权利丧失密切相关，饥荒的发生可以用人们的“权利失败”来解释。萨赫勒地区减灾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公共机构解决食物问题的脆弱性，确保每一个人的食物权利。这一权利不仅包括灾难期间的食物分配，而且还包括通过社会保险和就业保障来实现的较长远的权利安排。森特别强调了通过国家扶持来创造就业机会不仅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使就业者获得了取得食品和劳动的机会，还可以鼓励一国的贸易和商业过程。森进一步提出，一国合适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发展程度，对减小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制度变革，如税收和补贴等激励机制使易灾区人们建立合作；如在防止牧民过度放牧而造成植被减少的问题上，政府适当的制度变革可以建立起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牲畜所有权做出积极反应，而对他人的牲畜所有权做出消极反应的私人权利，以使每个牧民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牲畜数量，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森持有同样观点的Barciay Jones 和William Kandel(1992)回顾了大规模城镇化发展的历程，以及相应的人口和资产的集中，进而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脆弱性。他们指出具有吸引力的经济分布区的一些特征就是自然灾害相关联的，在这些地区由于发展的压力所导致的为了利益而牺牲抗灾安全性的担心，这将增加在发展中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