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日记:恢复军衔记(武立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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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日记:恢复军衔记》是中国当代作家武立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老兵日记:恢复军衔记
1988年9月22日
上午9时，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我参加了入伍以来第一次授衔仪式。会场上军容整齐，群情振奋。部首长宣读授衔命令后，全体干部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依次走上主席台授领命令状。此时场内响起一阵阵掌声，如雷贯耳，经久不息。
军衔，我以前只是在图片和电影里看到过，知道它是缀在肩章和领章等处的军阶符号，标明军人社会地位和军事级别的称号，最早产生于 15世纪西欧一些国家。为了提高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方便部队的指挥与管理，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促进军队正规化建设，我国在去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恢复军衔制，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今年9月14日，我国正式恢复军衔制，新的军衔等级为：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一是没想到恢复军衔制这么快，而立之年的我有幸成为两杠一星的少校军官；二是没想到我服役时间这么长，并为退役的那些战友没能享受这份荣誉而感到惋惜。此前我只穿过“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红旗挂两边”和大檐帽配军种肩章的两种军装，今天突然穿上带有军衔的新军装，的确有一种焕然一新、脱胎换骨的感觉。
我军的军衔代表军人的级别，它将军人的荣誉称号、待遇水平和职务因素融为一体，兼有增强军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促进军队正规化建设，加强军队诸军兵种之间指挥、管理和保障的协同，以及便于进行国际交往的作用。尤其是在讲究双方对等的对外交往中，如果一方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比如1984年国防部长张爱萍访问美国，因为我国已经取消了军衔制，美方对张爱萍的军衔级别就产生了困惑，不知道该用什么规格来接待。后来经过反复掂量，美国政府才按照上将的规格委派四星上将温伯格接待张爱萍。在那次访问中，张爱萍还大闹美国国务院，舌战国务卿舒尔茨，被邓小平称为“惹不起”的张爱萍。
建国以后，我军先后于1955年和1988年两度实行军衔制度。从资料上发现，我军第一次授衔时，将帅们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徐海东、许光达等曾提出过让衔的请求。授衔那天，在中南海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成为至今仍在传颂的一段佳话：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授勋典礼完毕，在怀仁堂的休息室里，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在追忆革命历史。陈毅以浓重的川音问贺龙：“元帅阁下，当初你在南昌问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贺龙用手把他那八字胡一捋说：“元帅？我连这是第一枪都没想到，我只想怎么打好这一枪。”叶剑英问陈毅：“要是叶军长还健在，贵军就出了两个元帅，不是吗？” 陈毅爽朗的笑声中带着严肃的口气：“不！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那时，在十大元帅中就有两个叶帅倒是真的。”当周恩来走向元帅们时，陈毅向他敬了军礼，大声道：“周副主席！”叶剑英则叫周恩来：“我们的总参谋长。”贺龙纠正说：“他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恩来听了仰天大笑，连连摆手道：“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开国元勋的交谈虽然轻松欢快，妙趣横生，却令人深思，令人感叹，令人敬佩！
当我换上佩有少校军衔的新军装，戴上饰有银灰色丝带的大檐帽，不由得想起当兵以来的着装史。1969年刚入伍时，我穿的是65式棉布军服，佩戴的是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1974年，我军的服饰由原来的“三点红”改为大檐帽、八一五星帽徽和军种肩章、领章符号，军装的面料也由合成纤维改为三元混纺。这次恢复军衔制，配发的是87式毛料军衔服装，体现了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新貌，掀开了我军军服建设史上新的一页。
有人说：北国边陲，军装是不倒的长城；南疆哨卡，军装是庄严的国门；街头巷尾，军装是安宁的象征；扶老携幼，军装是爱心的使者；抗洪救灾，军装是不溃的大堤；艰难困苦，军装是不屈的雕塑。如今穿军装的中华儿女肩上又多了一份标志，它象征着荣誉，代表着责任，凝聚着承诺，洋溢着壮志与豪情。
毫无疑问，军装是军人身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它是比山更高、比海更阔的军旅情怀，它是人民子弟兵对党和祖国矢志不渝的忠诚。在合影留念时，我端详着穿戴在身的新式军装上闪闪发光的军衔，不禁心有所思，情有所感，于是即兴赋诗一首：
青春岁月几峥嵘，
铁马金戈一路行。
今日军衔挂肩上，
誓为国防献终生。[1]
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