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六十余年前的一位国文老师 林非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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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六十余年前的一位国文老师》是中国当代作家林非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缅怀六十余年前的一位国文老师
已经是六十余年之前，多么遥远的少年时代。我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面，静静地聆听着瞿抱一老师讲授的国文课本。
他睁大了眼睛，高声宣讲着《孔乙己》这篇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很激烈地抨击那种麻木和愚昧的人生世态，同时还称赞鲁迅渴望提升大家精神境界的高尚情操。我听得似懂非懂，觉得有一种很深奥的道理，往窗外的阳光中飞去。坐在我左右前后的伙伴们，也像自己一样默默地倾听。
瞿老师轻轻晃动着瘦削的脸庞，始终在动情地诉说，他多么希望我们这一班即将毕业的小学生，都能够领会他讲解的课文，不断地增加知识，逐步地提高思想，以便在将来更好地进行学习。
在下课之后，我向瞿老师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从小在咸亨酒店里充当伙计的鲁迅，怎么学会写出了这样让人琢磨的小说来？他立即伸出自己的右手，满脸都堆着笑容，按住我的肩膀，告诉我撰写小说的时候，可以进行虚构的道理。什么叫做“虚构”，我在当时是丝毫也不懂得的，于是就瞪着眼睛，很迷茫地张望他。
瞿老师从狭长的桌子上，拿起一本装帧和印刷得很漂亮的书籍，高兴地递交给我，嘱咐我在空暇的时候，尝试着认真地阅读一遍，然后再替我来讲解小说创作中间虚构的问题。
我恭敬地接过书本，瞧见了“呐喊”这两个似乎是铿锵有声的字儿。放学回家之后，赶紧翻开这本名叫《呐喊》的小说，立刻在“自序”中间，看到了这几句让自己触目惊心的话儿：“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因为我的家庭，正好在那个时候，从比较宽裕的生活状况，迅疾地坠入了衰败的景象。有些原来是笑语相待的亲戚和朋友，竟向自己射出了轻蔑与嘲弄的目光，使得我过早地产生出哀伤的感叹。
于是我永远记住了这样几句深沉的话语，甚至还影响着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研究鲁迅的著作，写出了《鲁迅传》、《鲁迅和中国文化》等等的书籍。这自然也是瞿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他借给我阅读的这本《呐喊》，才引领自己走上了这样的道路。
在我初中毕业之前，位于长江下游的故乡，始终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军队占领着，沦陷的县城里面，这些肩膀上扛起长枪的凶神恶煞们，气焰嚣张地跨起大步，恫吓着街道两旁的行人，大家就赶紧纷纷地散开了。
目睹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很熟悉古代历史的瞿老师，就常常向我们讲述社稷兴亡与忠臣义士的掌故。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兵败被俘之后，在元代大都的死牢里边，撰写了激昂慷慨的《正气歌》，表达自己决不投降的崇高节操。明朝覆没之际的史可法，于扬州城内抗击入侵的清朝军队时，被拦截在重重的包围之中，朝向一阵劝降的喊声，厉言疾色地大骂起来，最终被残忍地屠戮而死。清代作家全祖望撰写的《梅花岭记》，将如此壮烈牺牲的情景，描摹得令人涕泗横流，钦佩不止。瞿老师在吟咏《正气歌》，抑或背诵《梅花岭记》的时候，一会儿浩气满怀地仰天长啸，一会儿又凄凄切切地低声细语起来。
正是在瞿老师的谆谆教诲之下，大家都发誓要保持民族的气节，默默地抵制日寇部队和寥寥几名汉奸的统治，还从未听说过，在同学们的家长中间，有谁向这帮鬼魅告密的丑事。我始终怀念着故乡小镇上多么纯朴的风气。
瞿老师还讲述过投降清朝的明代将领吴三桂，被派往南方征讨之际，竟丧心病狂地屠杀了永历帝朱由榔。瞿老师大声斥骂他此种残忍与卑劣的奴才心理，说是甘心充当奴才的败类，往往比自己的主子更来得凶恶和暴虐，因为他害怕主子怀疑自己会存在着稍些的不忠，所以要做出许多极端的行径，想方设法地去巴结和奉承刚攀附上的新主子。瞿老师对于这种奴才心理的剖析与谴责，给我留下了十分鲜明的印象。
我在后来阅读鲁迅的不少杂文时，又进一步懂得了他鞭挞奴才心理的非常深刻的见解，然而如果没有瞿老师于几十年前打下的基础，我肯定就无法领略鲁迅笔下这些鞭辟入里的含义。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主子和奴才，存在着人身依附的状态，就必然会出现谄媚、欺诈、蹂躏和杀戮等等的行径，从而导致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因此在长期以来，追求人类社会的平等原则，以及消除巨大的贫富悬殊的状况，成为我自己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的重要主旨。这既要铭记像卢梭和鲁迅等等杰出人物的启迪，又得感谢瞿老师的教诲。在认识同样的问题时，思想大师与并未成名的不少人们之间，往往会得出异常相似的结论来。
是否知道像吴三桂这样的败类，对于当今的许多人说来，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不过从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而言，应该促使青年一代获得广博的知识，这样会很有利于提高他们文化和思想的素养，陶冶他们道德与审美的情操，这样才更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材。
在我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多少积累了一些知识，并且不断学习着开阔自己的视野，去观察世界的变化，预测人类的命运和前途，都起始于瞿老师恳切的指点与引导。我永远感激他赐予自己的无尽的恩情。
阿克顿的一句名言
林 非
并未专门研究过欧洲历史的朋友们，大概不会太熟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这个名字，更不用说有关他生平和著作的概况了，然而这位诞生于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剑桥近代史》的主编，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儿，“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蚀”，却是好多人都耳熟能详，并且牢牢地记在心间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因为阿克顿实在是诉说得太精辟了，多么睿智与深邃地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周围的多少人们，在当时人烟稠密和熙熙攘攘的伦敦城内，大概也会隐约地感觉出来，某些有权有势的官吏，似乎逐渐发生着相当微妙的变化，却无法提升出像他那样阐述的哲理来。而且他不仅指出了权力所能够产生的腐蚀作用，还又进一步演绎出“绝对的权力”所造成的“绝对的腐蚀”，真是层层递进，很足以启人深思。
阿克顿所以能够做到如此的高瞻远瞩，振聋发聩，是因为在自己毕生的博览群书与揣摩人生中间，始终刻苦地思索和挥洒着，投入了如此艰巨的功夫，才获得这般探赜索隐的深刻认识，而且还表达得简明扼要，铿锵利落，像一句格言，像一首短诗，深深地扣击着人们记忆的弦索。
阿克顿的这句名言，其实也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在欧洲的思想与文化史上，继承和接受了有些先哲的见解，再融合着自己的感受，进行发挥和创造的结果。
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早就在他的《政治学》中说过，“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泽水少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 。单独一人易为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从这样的起点向前拓展，甚至还得出了异常尖锐的结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所以就强调“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清楚地说明了要运用人们共同制定的法律，去进行监督和弹劾的道理。
英国的法学家洛克（1632—1704），在《政府论》中这样说，“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运用契约或者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去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绝对和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而应该“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适当的范围之内”。为了保卫大家生命的安全，当然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使用，这真是丝毫也不能懈怠的啊！
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了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正是因为他清醒而又深刻地知悉，几乎所有的人，都喜爱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竟是古往今来很难出现例外的常规，才会坚定不移地提出，必须建立一种平行的“权力”，以便去有效地“约束权力”，保证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行。
法国的政治家和小说家贡斯当（1767—1830），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这样说，“由权力的本质所决定，只要可以不受惩罚地滥用，它就会得到更多的滥用”，因此就必须通过“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以便“对主权加以限制”。他的想法跟孟德斯鸠竟如出一辙。
两千多年间的这些思想家，都是从复杂多变的人性中，看出了如果长期执掌权力，不断从中获利，一定想要取得更多，这样就会使自己的欲望愈益旺盛起来。正是因为洞察了这样的恶果，于是必然就会促使他们，形成了如何缩小和监督权力的种种思路。
阿克顿确乎是深沉地融汇了他们那些切中肯綮的至理名言，凝结成自己辉煌和璀璨的言辞，于是在1887年致《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信中，才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他不仅洞察着人类的历史，在复杂运转中的某些规律和奥秘，还针对当时社会中间出现的问题，勇敢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企图去纠正这样的弊害。譬如当天主教会于梵蒂冈召开教务会议时，教皇庇护九世竟在七百多名主教面前，悍然提出“教皇永无谬误”之信条，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开始发生严重的分裂。此时正值普法战争即将爆发，持反对意见的主教们纷纷离会，庇护九世乘机迫使留下的四百多名主教，于1880年7月，表决和通过了这个神化教皇的提案。阿克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公开表示极力反对。作为天主教徒的他，能够很坚定地采取抵制的行动，真是显得有些大义凛然。[1]
作者简介
林非，1931生，江苏海门人，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