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战争藩篱的平民纪事(陈德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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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战争藩篱的平民纪事》是中国当代作家陈德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穿越战争藩篱的平民纪事
——读非虚构小说《三灶鸟证》摭谈
1938年2月17 日这天是农历戊寅年的正月十八，虽然元宵节刚过，但地处广东南部地区的三灶岛上，家家户户都还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乐之中。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天傍晚，侵华日军从三灶岛海澄那边的莲塘湾登陆，随后开始了轮番疯狂的大屠杀。日寇占据三灶岛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八十多年后，广东作家杨宇先生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经过多方考证，用近三年的时间四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47万字的非虚构小说《三灶岛证》。
诚如书名所示，《三灶岛证》证明的是日军在三灶岛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日军在三灶岛的这场屠杀同南京大屠杀一样骇人听闻，残忍至极，馨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仅在登岛一个月内就杀害岛民10000多人，烧毁36个村庄、3264 间民房、164艘船只，饿死3500多人，还将从朝鲜、韩国、台湾以及广东香山县的万山、横琴等地抓来修建机场的3 千多名劳工也都秘密杀害了。
这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泪与恨的记忆。
别林斯基认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但作者认为，如果只是单纯展示和证明日军在三灶岛的罪行是不够的，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因此，作者试图将凝固了的历史化开，通过一系列人物的生活记录和证明日军的罪行，展现战争中人性与兽性的交织、寻常民众在灾难面前的道义与良知；也由此证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不惧外敌入侵的抗争精神，是坚不可摧的伟大的民族力量。
《三灶岛证》的叙事框架并不复杂，主要由两条主线交叉进行：一条是日军由狂妄的疯狂走向失败；另一条是民众苦难中的觉醒与反抗。
尽管是战争题材，书中不泛激战场面的描写，但作者并没有着意刻画和塑造英雄人物，只是真实地描摹三灶岛民众的群像，通过他们遭受的摧残和陷入苦海的遭遇，将家仇国恨，妻离子散，食不果腹，无奈逃离，以及在日军魔爪下的觉醒和反抗，都诡秘地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三灶岛数年之久的生与死、罪行与善德的尖锐对抗；以平民视线来审视这场不期而至的战争，以平民的纪事穿越战争的藩篱，波澜起伏中达到故事的高潮，真实地展示了战争中卑微生命的生死之劫，以及战争中的浴火重生。
作者集中笔墨平实质朴地描写了主要人物谭友山、陈子欢以及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他们原先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有着故土难离、眷恋家园和对生活包括爱情的憧憬。只是一夜之间，日本强盗闯了进来，把他们卷进了战火的漩涡，推入了血和泪的苦海，使他们由此痛失家人，流离失所，生命无保，生活无着，前途无路，在日军强悍、野蛮的人间地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
谭友山原是旧政权的乡村保长，事变前刚刚卸去这一村官，专事中草药研究，做了一名治病救人的乡村医生。他深明民族大义，耻汉奸之荣，拒绝乡自安维持会副会长兼书记官之职；他一度只是担忧自己和乡亲们在日军占领下的日子怎么过，没有想到如何反抗，如何将侵略者赶出去；他怀有治病救人、同情邻里乡亲的慈善之心，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减轻痛苦，逃脱苦难。然而，正是谭友山的这一份善心，让他花光堂兄托其保管的家财（一坛银元），一次又一次出资帮助村民偷渡澳门逃离三灶岛，收养无依无靠的孤儿许桂清，救助劳工村的劳工，资助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冒着生命危险深夜上山救治自卫队伤员，最后为挽救300多名村民的生命，巧与日军周旋，从容赴死，以一命换回300多人的生命。
陈子欢原是一名平常的乡村小伙子，其时正与木头冲村女孩蓝琼花恋爱，准备成亲。他哥哥陈国良是一条血性汉子，不满日军将三灶岛视为日本的“新长崎”，把标示“新长崎”的牌子拨去，被日军放纵大狼狗咬死。陈子欢虽然怀有一腔国恨家仇，但无从发泄。他和蓝琼花一道遭日军追杀时从高山坠海，被救起后加入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屡次痛歼日军，手刃多位仇敌，最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跃成为一名抗日战将。
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原也是一支由平民自发组织的队伍，在家仇国恨面前，他们抱定痛杀日寇、血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三灶岛赶出中国去的决心，几番浴血激战，最终除陈子欢等数人尚存之外，基本上全军覆没。
本书在翔实和骇人听闻的史实基础上，作者以悲愤的笔墨，重现了当年日军占领三灶岛后倾四海之水不足以书其罪，倾九天之水难以洗其恶的滔天罪行，惨烈得不忍卒读，读着心惊肉跳而后又怒火中烧。其中，日军指挥官龟田大佐种种阴谋阳谋，角田武直、保茂龟助、金城龟助等日军士官以杀人为乐，凶残至极，都有原形毕露的细致描写。
但是，作者认为只是展示和证明日军狂魔的罪行是不够的，因此尽可能地摆脱单独的控诉性书写，走出战争的藩篱，将平民纪事的视野延伸到日本这一民族的文化心理，努力探讨其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作者先是在《三灶岛证》的第一章，从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初期至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梳理出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觑觎和侵略行径。特别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将崇拜太阳的神道尊崇为国教，将天皇视为国家的象征，将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准则，举国上下，回响着'天皇万岁！驱除蛮夷！富国强兵！’的口号，向外实行军国扩张的野心，被进一步激发和放大起来了。”而后，又在第四章中通过成田明良对战争的质疑，写日本军国主义成了国家的群体价值观和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石之后，把对别国的侵略美化为“圣战”，将战争变成国家的杀人机器，通过新兵入伍和士官晋升的杀人训练，把日本军人变成战场上的杀人狂魔。
在《三灶岛证》中，作者别有意味地择取了上野幸子、美香子、成田明良等几个日本青年作为视点，剖析他们遭受军国主义思想浸渍的人生。其中，上野幸子和成田明良最为典型。
上野幸子是独生女子不能从军，但她非常渴望武士道家族和军人的荣光，鼓动未婚夫成田明良应征参战。她从家里拿来三本书给成田明良看，一本是鼓吹“八纮为一宇”的梦想，包藏“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野心的《日本书记》；一本是鼓吹日本要强大就要脱离亚洲融入欧洲的《脱亚论》；另一本书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田明良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日本“通过战争掠夺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人的生命，而且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对是否应当从军犹豫不定。上野幸子一再鼓动他，甚至提出如果他不从军，那她就有可能参加日本女子挺身队（日本随军慰安妇)。这时候，成田明良为了不失去上野幸子，豪情遽起，裹进了从军之列……只是，他最终的结局，是他奉命到三灶岛疍家湾哨所巡视时，遭到大霖山民众抗日自卫队的伏击。“机关枪是打中了成田明良的心脏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也咽了气。不过，他迷魂悠悠飘渺中，看到了上野幸子走在前面欢迎他凯旋归来，一起前来的还有她的父母上野尊男和上野光代，还有美香子和她爸多田喜一郎町长。町长多田喜一郎先是问他有没有遇见过大岛浩二？他正惶惑不知如何作答的时候，町长多田喜一郎竟然端着酒碗给他敬酒，笑着说：“酒的碗里，盛的是荣光”……“于是，成田明良的迷魂一路沉吟而去：军人的荣光，军人的荣光？”
颇具匠心的是，《三灶岛证》一书开篇的引子，引用了三灶岛万人坟的祭文，尾声写的是三灶岛万人坟重修迁至新址后的公祭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作者在激活这段沉重的苦难记忆之后，内心深处对这段历史的祭奠仪式。作者在这部书的代序中这样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需要真实的记录。有真实的记录后人就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重蹈历史覆辙。这不是妄念，而是作者所期冀的文学理想和书写情怀。”作者最后重复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骞尔的话：“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我想，《三灶岛证》的意义，就在于此吧。[1]
作者简介
陈德民,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学者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华文化》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