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戰爭藩籬的平民紀事(陳德民)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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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戰爭藩籬的平民紀事》是中國當代作家陳德民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穿越戰爭藩籬的平民紀事
——讀非虛構小說《三灶鳥證》摭談
1938年2月17 日這天是農曆戊寅年的正月十八，雖然元宵節剛過，但地處廣東南部地區的三灶島上，家家戶戶都還沉浸在闔家團圓的歡樂之中。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天傍晚，侵華日軍從三灶島海澄那邊的蓮塘灣登陸，隨後開始了輪番瘋狂的大屠殺。日寇占據三灶島時間長達七年半之久。八十多年後，廣東作家楊宇先生根據有關歷史資料，經過多方考證，用近三年的時間四易其稿，最終完成了這部47萬字的非虛構小說《三灶島證》。
誠如書名所示，《三灶島證》證明的是日軍在三灶島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日軍在三灶島的這場屠殺同南京大屠殺一樣駭人聽聞，殘忍至極，馨竹難書。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僅在登島一個月內就殺害島民10000多人，燒毀36個村莊、3264 間民房、164艘船隻，餓死3500多人，還將從朝鮮、韓國、台灣以及廣東香山縣的萬山、橫琴等地抓來修建機場的3 千多名勞工也都秘密殺害了。
這是一段血與火的歷史，淚與恨的記憶。
別林斯基認為：「對於長篇小說來說，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現出來的。」但作者認為，如果只是單純展示和證明日軍在三灶島的罪行是不夠的，這不是一部文學作品的全部。因此，作者試圖將凝固了的歷史化開，通過一系列人物的生活記錄和證明日軍的罪行，展現戰爭中人性與獸性的交織、尋常民眾在災難面前的道義與良知；也由此證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不懼外敵入侵的抗爭精神，是堅不可摧的偉大的民族力量。
《三灶島證》的敘事框架並不複雜，主要由兩條主線交叉進行：一條是日軍由狂妄的瘋狂走向失敗；另一條是民眾苦難中的覺醒與反抗。
儘管是戰爭題材，書中不泛激戰場面的描寫，但作者並沒有着意刻畫和塑造英雄人物，只是真實地描摹三灶島民眾的群像，通過他們遭受的摧殘和陷入苦海的遭遇，將家仇國恨，妻離子散，食不果腹，無奈逃離，以及在日軍魔爪下的覺醒和反抗，都詭秘地交織在一起，演繹出三灶島數年之久的生與死、罪行與善德的尖銳對抗；以平民視線來審視這場不期而至的戰爭，以平民的紀事穿越戰爭的藩籬，波瀾起伏中達到故事的高潮，真實地展示了戰爭中卑微生命的生死之劫，以及戰爭中的浴火重生。
作者集中筆墨平實質樸地描寫了主要人物譚友山、陳子歡以及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他們原先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有着故土難離、眷戀家園和對生活包括愛情的憧憬。只是一夜之間，日本強盜闖了進來，把他們卷進了戰火的漩渦，推入了血和淚的苦海，使他們由此痛失家人，流離失所，生命無保，生活無着，前途無路，在日軍強悍、野蠻的人間地獄裡過着非人的生活。
譚友山原是舊政權的鄉村保長，事變前剛剛卸去這一村官，專事中草藥研究，做了一名治病救人的鄉村醫生。他深明民族大義，恥漢奸之榮，拒絕鄉自安維持會副會長兼書記官之職；他一度只是擔憂自己和鄉親們在日軍占領下的日子怎麼過，沒有想到如何反抗，如何將侵略者趕出去；他懷有治病救人、同情鄰里鄉親的慈善之心，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減輕痛苦，逃脫苦難。然而，正是譚友山的這一份善心，讓他花光堂兄托其保管的家財（一壇銀元），一次又一次出資幫助村民偷渡澳門逃離三灶島，收養無依無靠的孤兒許桂清，救助勞工村的勞工，資助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冒着生命危險深夜上山救治自衛隊傷員，最後為挽救300多名村民的生命，巧與日軍周旋，從容赴死，以一命換回300多人的生命。
陳子歡原是一名平常的鄉村小伙子，其時正與木頭沖村女孩藍瓊花戀愛，準備成親。他哥哥陳國良是一條血性漢子，不滿日軍將三灶島視為日本的「新長崎」，把標示「新長崎」的牌子撥去，被日軍放縱大狼狗咬死。陳子歡雖然懷有一腔國恨家仇，但無從發泄。他和藍瓊花一道遭日軍追殺時從高山墜海，被救起後加入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屢次痛殲日軍，手刃多位仇敵，最後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一躍成為一名抗日戰將。
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原也是一支由平民自發組織的隊伍，在家仇國恨面前，他們抱定痛殺日寇、血戰到底、把侵略者趕出三灶島趕出中國去的決心，幾番浴血激戰，最終除陳子歡等數人尚存之外，基本上全軍覆沒。
本書在翔實和駭人聽聞的史實基礎上，作者以悲憤的筆墨，重現了當年日軍占領三灶島後傾四海之水不足以書其罪，傾九天之水難以洗其惡的滔天罪行，慘烈得不忍卒讀，讀着心驚肉跳而後又怒火中燒。其中，日軍指揮官龜田大佐種種陰謀陽謀，角田武直、保茂龜助、金城龜助等日軍士官以殺人為樂，兇殘至極，都有原形畢露的細緻描寫。
但是，作者認為只是展示和證明日軍狂魔的罪行是不夠的，因此儘可能地擺脫單獨的控訴性書寫，走出戰爭的藩籬，將平民紀事的視野延伸到日本這一民族的文化心理，努力探討其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作者先是在《三灶島證》的第一章，從明朝、清朝、中華民國初期至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梳理出日本對中國由來已久的覷覦和侵略行徑。特別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將崇拜太陽的神道尊崇為國教，將天皇視為國家的象徵，將武士道精神作為全體公民的道德準則，舉國上下，迴響着'天皇萬歲！驅除蠻夷！富國強兵！』的口號，向外實行軍國擴張的野心，被進一步激發和放大起來了。」而後，又在第四章中通過成田明良對戰爭的質疑，寫日本軍國主義成了國家的群體價值觀和侵略擴張的理論基石之後，把對別國的侵略美化為「聖戰」，將戰爭變成國家的殺人機器，通過新兵入伍和士官晉升的殺人訓練，把日本軍人變成戰場上的殺人狂魔。
在《三灶島證》中，作者別有意味地擇取了上野幸子、美香子、成田明良等幾個日本青年作為視點，剖析他們遭受軍國主義思想浸漬的人生。其中，上野幸子和成田明良最為典型。
上野幸子是獨生女子不能從軍，但她非常渴望武士道家族和軍人的榮光，鼓動未婚夫成田明良應徵參戰。她從家裡拿來三本書給成田明良看，一本是鼓吹「八紘為一宇」的夢想，包藏「弘揚大義於八紘，締造神輿為一宇」野心的《日本書記》；一本是鼓吹日本要強大就要脫離亞洲融入歐洲的《脫亞論》；另一本書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成田明良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日本「通過戰爭掠奪的不僅僅是資源，還有人的生命，而且是千千萬萬人的生命！」他對是否應當從軍猶豫不定。上野幸子一再鼓動他，甚至提出如果他不從軍，那她就有可能參加日本女子挺身隊（日本隨軍慰安婦)。這時候，成田明良為了不失去上野幸子，豪情遽起，裹進了從軍之列……只是，他最終的結局，是他奉命到三灶島疍家灣哨所巡視時，遭到大霖山民眾抗日自衛隊的伏擊。「機關槍是打中了成田明良的心臟的，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也咽了氣。不過，他迷魂悠悠飄渺中，看到了上野幸子走在前面歡迎他凱旋歸來，一起前來的還有她的父母上野尊男和上野光代，還有美香子和她爸多田喜一郎町長。町長多田喜一郎先是問他有沒有遇見過大島浩二？他正惶惑不知如何作答的時候，町長多田喜一郎竟然端着酒碗給他敬酒，笑着說：「酒的碗裡，盛的是榮光」……「於是，成田明良的迷魂一路沉吟而去：軍人的榮光，軍人的榮光？」
頗具匠心的是，《三灶島證》一書開篇的引子，引用了三灶島萬人墳的祭文，尾聲寫的是三灶島萬人墳重修遷至新址後的公祭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作者在激活這段沉重的苦難記憶之後，內心深處對這段歷史的祭奠儀式。作者在這部書的代序中這樣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需要真實的記錄。有真實的記錄後人就不會忘記歷史，也不會重蹈歷史覆轍。這不是妄念，而是作者所期冀的文學理想和書寫情懷。」作者最後重複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騫爾的話：「忘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
我想，《三灶島證》的意義，就在於此吧。[1]
作者簡介
陳德民,高級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家協會會員、中華學者協會主席團成員，《中華文化》雜誌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