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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

穆时英

（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中国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笔名有伐扬、匿名子等。

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翌年（1930年）发表小说《咱们的世界》、《黑旋风》；1932年出版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1933年出版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后又出版《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办《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人物生平

父亲穆景庭（1877-1933），浙江鄞县人。一直从商，经营过金融生意，曾在通易信托公司当过副经理，做过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的董事，鼎甡钱庄的大股东，后独自开办鸿兴金号，还做过房地产生意。他前半生没有受过挫折，1927年（穆时英16岁时）生意失败，家道变故。

母亲石翠凤（1895-1940），江苏常熟人，是当地出名的美人。管理家务，喜欢打牌，喜读小说。穆时英在《旧宅》描述“母亲是带着浓厚的浪漫谛克的气氛的，还有些神经质。她有着微妙敏锐的感觉，会听到人家听不到的声音，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形影。她有着她自己的世界，没有第二个人能跑进去的世界，可是她的世界是由舒适的物质环境来维持着的。她也是个愉快的人。”

穆时英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中国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笔名有伐扬、匿名子等。此系穆时英妹妹穆丽娟（戴望舒的第一位妻子）的说法，过去一般认为穆时英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当属误传。这也可以从穆时英在香港写的散文《无题》（载1938年11月25日《蜜蜂》创刊号）中得到证实。他在抒发自己对上海的怀念之情时，明确提到“几时才能回到这诞生了我的都市里去呢？”

穆时英在《旧宅》中描写的那栋别墅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坐落在老上海的澹水路上。穆时英十几岁时，佣人传说家里闹鬼，看见床底下滚出人头，于是父母为避邪搬家到海宁路上一座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后又因风水不好，再搬到虹口区七浦路的石库门房子，一个弄堂只有两家，房子相当大。

穆时英中学时已表现出文学天赋；1929年17岁时考入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的说法，据顾云天在穆时英遇害后写的文章《悼穆时英先生》，见《国民新闻》1940年7月6日。

穆时英从192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次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咱们的世界》。1933年前后，穆时英出版四部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抗战爆发后，他曾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39年返沪，相继在汪精卫政府主持的《国民新闻》任社长，并在《中华日报》主持文艺宣传工作。

1940年6月28日下午6点40分，穆时英下班乘人力车经过上海三马路福建路195号附近时，突遭狙击，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弹，因射中要害，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当时普遍认为是被上海潜伏的“锄奸”组织射杀。终年28岁。

1972年康裔在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发表《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一文，自称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人员，亲自安排穆时英到上海担任伪职。由于国民党军统势盛，已把枪杀穆时英作为成绩“邀了功”，中统特工组织“只有牺牲穆时英”，保持沉默。许多年后，作者才第一次为穆时英鸣冤叫屈。

1972年12月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了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作者采用了康裔的说法，标志着为穆时英汉奸罪名的平反得到社会的认同。为慎重起见，司马长风曾经多次与康裔通话会晤，详询有关人物和事件，宣称“所有疑虑之点均告澄清”。据说，嵇康裔先生系浙江湖州人，为陈立夫亲戚。当时安排穆时英回上海时，中统局长为朱家骅，负实际责任者为徐恩曾。战后，徐氏因过错被南京最高当局解职，批示“永不录用”。在中统负责人失势的情况下，穆时英的冤桉遂难以翻桉。（见《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五编第二十五章注释。）

创作生涯

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将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同时亦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先驱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绘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昙花一现、畸形发展时的社会生活。但穆时英的早期作品表现的却是下层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会上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如《黑旋风》、《南北极》、《咱们的世界》等，艺术表现手法悖反都市文学的高雅，充满了下层人民强悍、粗犷的生活语言，一度被誉为“普罗文学之白眉”。

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当穆时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艺》第1卷第6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时，当时的编辑施蛰存曾用“使我非常惊异”来描述这篇小说给他带来的震动，因而大力推举，不仅置于篇首，而且还向读者特别推荐，认为穆时英虽然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但却是“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施蛰存对穆时英的这番激赏也标志着穆时英正式登上文坛崭露头角。当穆时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艺》第1卷第6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时，当时的编辑施蛰存曾用“使我非常惊异”来描述这篇小说给他带来的震动，因而大力推举，不仅置于篇首，而且还向读者特别推荐，认为穆时英虽然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但却是“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施蛰存对穆时英的这番激赏也标志着穆时英正式登上文坛崭露头角。

随着穆时英陆续发表以底层民众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一下子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优秀文学的作品”，“一时传诵，彷佛左翼作品中出了个尖子”，但实际上左翼文坛对穆时英的作品相当敏感，尽管肯定了穆时英从旧小说中探索出了属于民众的简洁、明快、有力的语言风格；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的语汇，但仍一致认为穆时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着“非常浓厚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

1930年10月2日，穆时英的新作——中篇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作为“一角丛书”之第5种出版，轰动一时。这篇以穆时英本人大学时的一段恋爱经历为原型的小说富有意识流风格，与之过去发表的底层题材小说风格迥异，因此遭到左翼文坛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对穆时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时英及其同伙“第三种人”是“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认为这群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这种来自左翼的批判声一直伴随着穆时英随后的创作生涯。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大街上，随意迈进一家书店，便会在书架上发现穆时英的小说《南北极》，经常有痴痴迷恋穆时英小说的读者给他来信，甚至有崇拜者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敲他旧宅的大门。而此时的穆时英年仅20岁。

穆时英后期亦涉猎电影工业。1935年穆时英加入了刘呐鸥、黄嘉谟与左翼电影界展开的“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时英在《晨报》上连载《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文章长达4万字，针对左翼电影理论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及理论。1937年穆时英在香港《朝野公论》第2卷第4期到第6期上发表《MONTAGE论》，这篇长达18000字的电影理论文章计划论述电影艺术的基础、分解与再建、细部的强调、时间与空间的集中、画面、Camera的位置与角度、画面与画面之编织、节奏、音响与画面的对位法等8个有关电影蒙太奇艺术的重要问题，目前仅见前六部分，与穆时英小说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节奏”问题未见刊出。但前几部分的论述已经反映了穆时英对电影艺术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电影艺术的特征，是对电影艺术的模彷、自觉追求和实验。穆时英不仅通过小说，也通过理论表述，在电影艺术和小说艺术之间建立了一种沟通的桥梁。华南一家电影公司曾邀请穆时英拍一部“国防电影”，穆时英自编自导了一部描写东北抗日游击队英勇事迹的《十五义士》，后因影片公司发生变故，电影没有完成。但据说在当时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时英导演《十五义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极》小说的作者还多。

人物结局

汪伪汉奸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时英经常涉足的。 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伪政府的宣传干将。穆时英在为汪伪政府工作时，日本人给他配备卡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

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事后证实，此次暗杀为军统所为。

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死亡之谜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政府，效力于伪政府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政府，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

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逼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当时，《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等人知道汪伪政府的阴谋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联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伪政府的企图。汪伪政府想迅速接管《文汇报》的阴谋失败后，在进行《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国民新闻》创刊的同时，也仍然由穆时英在筹备《文汇报》，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杀身亡。所以，所谓穆时英任《文汇报》社社长一事，仅仅是筹备时期的社长,而非正式的社长。

关于穆时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还是他被刺杀的原因。从史料上可知，穆时英先后曾经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从这些情况来看，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而其被惩罚的命运似乎也在劫难逃。实际上，他被杀的确是重庆国民党军统所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在29日“汪精卫就穆时英被刺一事打电话给《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人员”。

扑朔迷离

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却让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该文章说，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军统误杀的。作者自称是穆时英在中统的上司，穆时英返沪任职于汪伪报界是他亲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重庆方面卧底的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而误认为穆时英是自己人，正因为如此，汪精卫才打电话给《中华日报》，扬言要报复暗藏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特务。认为穆时英是被军统误杀的人还以当时的新闻界反应为旁证。

自从1940年6月29日《申报》报道穆时英被刺杀后，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国民党自己的特务机关协调出了问题，发生了自己人暗杀自己人的丑闻，而避免家丑外扬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时英被刺杀那天坐的是人力黄包车，并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这在暗杀频繁的伪上海时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黄包车，也许他正自恃是中统特工，国民党方面不会袭击他，但未想到还是被军统误杀了。认为穆时英可能是中统特工的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他的身世、早期经历和作品。和在日本长大的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戏于舞场和赌场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曾经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这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温暖，从而在他的心灵里播下良知的种子。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小说《咱们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师》等都反映了他对穷苦大众的悲悯和对上流社会的愤恨，带有浓厚的左翼文学色彩。因此，有些人认为，与刘呐鸥相比，穆时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汉奸的不归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学”，靠近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不过是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伪政府、为国民党服务取得资本。

1940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穆时英被杀以后，关于他的卷宗和一大堆发生在战时的偷窃、绑架、谋杀、失踪、车祸、欺诈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记、物资供应清单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杂乱的档案架上，随着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今天，由于证据的不足，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尽管众说纷纭，真相却恐怕只能是一个迷。

婚姻

1934年6月23日，22岁的穆时英与舞女仇佩佩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举行婚礼。他们的结婚照刊登在1934年7月1日《小说》第3期。

作品

小说篇目

• 《咱们的世界》
• 《黑旋风》（1929）
• 《公墓》，《小说月报》创刊首篇作品，标志穆时英成为现代派代表作家。
• 《南北极》
• 《公墓》
• 《白金的女体塑像》
• 《圣处女的感情》
•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1932）
• 《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 《莲花落》
• 《手指》（1930）
• 《CRAVEN "A"》（1932）
• 《某夫人》
•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 《烟》
• 《黑牡丹》（1933）
• 《贫士日记》
• 《红色的女猎神》
• 《五月》
• 《旧宅》
• 《父亲》
• 《百日》
•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扎废稿上的故事》
• 《街景》
• 《空闲少佐》
• 《PIERROT》
• 《墨绿衫的小姐》
• 《G NO.Ⅷ》
• 《第二恋》
• 《交流》
• 《偷面包的面包师》（1932）
•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 《断了条胳膊的人》
•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31）
• 《油布》（1931）
• 《田舍风景》
• 《玲子》
• 《夜》

作品集

• 《南北极》（小说集）（1930）
• 《公墓》（小说集）（1932）
• 《白金的女体塑像》（小说集）（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