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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其益 | |
|---|---|
| 出生 | 1909年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农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科技管理专家 |
沈其益，湖南省长沙市人。出生于1909年12月17日。农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科技管理专家。沈其益于1929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师承邓叔群、曾昭伦等著名教授，1933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4年至1937年受聘为南京中央棉产改进所技师兼棉病研究室主任。193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皇家学院深造，1938年到英国洛桑斯特实验站从事学习与研究，1939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华自然科学社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等职。1949年至今任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1956年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49年至1956年兼教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至1967年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1980年至1982年再次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并兼任研究院首任院长。此外，他还曾兼任过很多社会与学术职务。1989年，他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国际名人字典》。
在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历程中，沈其益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主持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认为，在办学方面，既应发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科学与学术水平高的优势，又应发扬解放区华北大学密切联系生产实际的优良教育传统。他曾向学校提出 "农耕学习"的建议，得到校领导和多数教师的支持，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潜心于学校的教学改革，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等方面开展全面系统的改革，首次在本校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教学管理体系。他为本校实习农场和科学实验站的建设付出了很大的心血。20世纪60年代初，他向中央提出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批准本校试办研究院，并由他亲自负责筹建。
沈其益早年主要从事棉花病害及综合防治的研究工作，后扩展到小麦条锈病和真菌分类学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他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有关棉花病害的专著《中国棉作病害》。他先后建立了植物病理生理研究室和药理研究室。在植物病理生理方面，他对植物的抗病性机理研究有较高的水平；在药理学方面，他则着重研究与开发多种种衣剂的配方和应用。他在防治多种作物病虫害和促进增产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其研究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奖项。他曾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沈其益曾长期致力于科学团体的进步活动，并长期从事多种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50年，在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中，他担任中国反对美帝细菌战调查团副秘书长，以事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罪行，受到国家卫生部的嘉奖。在国际学术交往活动中，他曾多次率团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和外事活动，为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做出了较大贡献。 沈其益始终把教书育人视为人民教师的天职。他立足本校、胸怀祖国、面向世界，以"科学、求实、创新、兢业"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1]
年代记事
- 1909年12月17日 出生于湖南长沙。
- 1929—1933年 南京中央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同时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 1933—1934年 任中央大学助教。
- 1934—1937年 任中央棉产改进所技正，负责棉病室工作。
- 1937—1939年 在英国伦敦大学及洛桑斯特实验站研究学习。１９３９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 1941—1948年 任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 1949—1956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教务长。
- 1956年 由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 1957年 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所长和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 1972年 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院院长。
- 1981年 兼任国家科委发明奖总评审委员会委员和农业生物学组组长。中国科协农函大名誉校长。[2]
主要贡献
献身科学事业
沈其益在从事教学科研同时，组织团结中国科学界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数十年如一日。他认为“个人能力有限，而科学救国任务艰巨。只有科学界组织起来，齐心协力，才能有所作为”。从事科学界的团结组织工作，必须以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致力于共同奋斗的目标，才能形成科学社团的凝聚力。
培养科技人才
沈其益热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沈其益被任命为教务长。他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兢兢业业培养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真才实学的人才。
沈其益认为，农场和实验站是农业院校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基地。为此他曾多次向领导陈述意见，争得上级领导对农场、实验站人员的编制、土地和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终于促使北京农业大学农场初具规模。
沈其益坚持教学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方向，同时也认识到加强基础学科，引进先进技术，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意义。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农业大学率先成立了研究院，他多年任该院院长、学位评委主任，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科技人才。他为北京农业大学创建了动植物生理、生化，微生物，农业气象等专业，建立了农业遥感研究室；组织开展了赤霉素、抗菌素、遗传工程的研究工作。
发展植物保护事业
中国农业病虫灾害发生普遍，为害严重。沈其益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时，在１９６３年得知小麦条锈病越冬菌量大，而次年气候条件可能使锈病流行成灾。他向科委反映，并受到中央的重视。他组织小麦锈病综合防治协作组，长期坚持实地考察研究，查明了条锈病菌在西北、华北的越冬越夏基地，传播流行规律及病原菌生理小种产生变异的地区和原因与小麦品种抗性丧失的关系。近十年来终于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流行为害。
六七十年代，在全国普遍发生棉花枯、黄萎病，尤其以陕西关中棉区损失严重。1972年，沈其益从延安返回北京后，农业部请他主持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他亲自制定计划，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确定了以抗病品种为主的防治策略措施。棉病协作组十余年间一直坚持大力协作，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都获得良好成果，并促进了植病和育种学家的密切配合，培育出不少抗病、丰产、优质的新品种。
促进国际交流
沈其益早年留学英国时就为中华自然科学社成立欧、美分社，促进了学术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三次到苏联、东欧各国参加国际植保植检会议，并任该会秘书长，组织在我国召开的会议。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他又任我国植保学会代表团团长先后三次分赴美、英、菲等国参加国际植物保护大会，介绍我国植保科学发展情况。在国际植物保护科学界，他享有很高的声望，当选为国际植保大会的常务委员和名誉副会长。为提高我国植物保护科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作出了贡献。
1959年他赴莫斯科和波兰筹备召开世界科协华沙学术讨论会，翌年与周培源等代表中国科协参加了大会。1963年他任中国科协代表团团长，出访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邀请各国派科学代表团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在访问摩洛哥期间，他得知周总理访摩时曾提出摩柑桔品种较我国为优，希望使馆引进摩柑桔品种，他当即拜访了在摩的法国专家，经商定后，摩方同意无偿为我国嫁接良种苗木1000株，次年苗木如数运到。这次访问为发展亚非拉国际科学事业，增进国际友谊，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带领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了西澳大利亚大学，签订了对干旱地区土壤改良及发展草原和畜牧业合作协议，并接受日中农交、日本农业协同组织的邀请赴日本考察，推动了中日两国农业科技界的交往和合作事业的发展。
1979年中国与美国建交伊始，他借率中国植物保护代表团访美之便，邀请十余位美国学者访华，建立了中美两国学术界的友好协作关系，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学者互访签订了合作协定。
他在推动北京农业大学与联邦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两校合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他与该校校长莱施教授的友好关系，双方实现了从两校协作，发展为与巴登州际合作，直到促成联邦德国政府与我国政府间合作的重大项目；从学者互访讲学、合作研究，发展为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并建立了中德农业发展中心。沈其益为推动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培养高科技人才作了大量工作，其功绩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所称颂。
维护科教事业发展
农业是基础，科教事业对发展农业生产关系极大。1963年农业部门因忽视农业教育科研，大量裁减科研机关，下放科技人员，压缩经费，以至已经得到控制的水稻螟虫，又暴发成灾，当年损失稻谷50亿公斤。沈其益和有关专家、教授联名提出“加强植物保护，防治病虫灾害”的报告。这一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经批发作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后来，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接见沈其益、丁颖等著名农学家，阐述了中央对农业科学的政策，加强了我国农业教育科研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农业大学和许多其他著名大学被下放到不适于办校的边远地区，教育科研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农业大学面临崩溃。沈其益多次请求中央予以关照。中央了解到农大的危机，周总理批示农大迁回，从而挽救了农业大学这支优秀的农业教学科研队伍。
致力科学普及事业
建国初期，沈其益曾任“全国科普协会”秘书长，与梁希、竺可桢、夏康农、袁翰青等组织科学家大力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他任“中国科联”宣传部长时，还主编数理化及生物学四个学科通报，提高了中学教师的水平。此后，他任中国科协书记，仍为发展科普教育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沈其益深感教育为立国之本，要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必须首先普及义务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使初高中毕业生有就业能力，因而他对发展多层次的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在我国财力、师资缺乏情况下，他积极倡导以中国科协的省、地、市、乡基层组织为依托，创办和发展中国农村技术致富的函授大学。农业函授大学以实际、实用、实效作为社会办学的方针，把大学所授的生产技术课程，融会贯通，编为通用和乡土教材，形成函授、辅导、咨询、服务的网络体系，在全国各省市兴办了200多所分校。沈其益不顾年迈体弱担任该校名誉校长，经常到各地基层考察，尽心为培养农民技术员、促进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农业函授大学的茁壮成长努力工作，为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