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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践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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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音乐家 | |
| 出生 | 1922年10月18日 |
| 国籍 | 中國 安徽泾县人 |
| 别名 | 朱荣实 |
| 知名于 | 朱践耳交响曲集 |
| 知名作品 |
《百年沧桑》 《第四交响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 |
朱践耳，[1](1922年10月18日-2017年8月15日 )，男，汉族，本名朱荣实，字朴臣，作曲家，音乐家，安徽泾县人，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在上海长大。中学时代曾自学钢琴、作曲。1945 年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建国后在上海、北京等电影制片厂任作曲。1949年起担任过上影、北影、新影、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等处专职作曲。1955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60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作曲。1975年调入上海交响乐团从事作曲。1985年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
2017年8月15日，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5岁。根据朱老遗愿，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医学研究。 [2]
朱践耳——中国的音乐巨人
2017年8月15日上午9时，一个杰出生命的历史就定格在这一刻――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中国老一辈作曲大师朱践耳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除了不知为何总是合不拢的嘴，他的脸仍是那样的平静，温和，一如他生前惯有的慈祥、亲切模样。[3]
过了约不到一小时，全国音乐界及音乐爱好者们的手机瞬间几乎全被他去世的消息刷“爆”了，起码在我手机的朋友圈中，百分之九十几的帖子均是“泪别朱践耳”、“缅怀践耳先生”、“向大师致敬”等标题，由此，即可见朱践耳先生在全国音乐界及音乐爱好者心中有多大的分量和影响力！人们是多么地敬重、爱戴朱践耳！尽管都知道朱先生近年来健康欠佳，且已是95岁高龄，但对他的离世，还是止不住内心万分痛惜！[4]
我与朱先生相识、交往已长达40余年。与他的年龄、资历、学识、巨大成就相比，我简直是他的“小小老弟”。但由于相识久了，别人都无一例外地称他为先生，我却总是“老朱，老朱”地叫，他当然亲切地称我为“在易”，这大约即是一种人们说的忘年交吧！
在朱践耳生命历史定格后的今天，我感到自己胸中涌现出从未有过的强烈愿望，即想把装在我脑子里的、永远使我感动的、大概也只专属于朱践耳的“东西”写出来，以与音乐界及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和“朱迷”们交流，同时，也告慰我亲爱的“老朱”。
一位罕见的音乐天才
我是相信“天才”一说的，沒有一丝“天才”，甭想搞音乐，尤其是作曲。而我们的朱践耳，就是一位专为音乐而生的、罕见的音乐“天才”，这样的“天才”，我敢断言，多少年才会出现一个。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朱践耳完全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一口气写出了传遍全国的歌曲《打得好》；1940～1945年在家卧病(据朱践耳亲口描述，曾连续大口吐血)期间，仅凭着感觉和悟性，先后写下了《艺术歌曲七首》，这些艺术歌曲，即便现在听来也还具有相当水准；1953年，朱践耳为电影配乐创作了《翻身的日子》(收入专集时改名为《欢欣的日子》)，乐曲是那样地充满灵气，生动和别有风味，诞生60多年来，仍为久演不衰的音乐会曲目。须知，这些作品都是朱践耳以他特有的方式自学音乐，并在病中从电台广播中听听喜欢的名作，从未受过音乐创作训练的情况下写成的！但却无不体现出他的才情横溢。1955年，他有幸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他原本所具有的悟性和才思顿时就像闸门一样被打开，如同他在《创作回忆录》中所说，在音乐思维方面“过去是平面的、单一的、单色调的思维，现在是立体的、多元的、多色彩的思维”(注1)。他如饥似渴地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写作，在一年级便写下了钢琴独奏――序曲第二号《流水》；三年级写下了管弦乐《节日序曲》、钢琴独奏――叙事诗《思凡》；从四年级下学期起至五年级写下了交响曲――大合唱(Symphony－Cantata)《英雄的诗篇》等。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不少曲目即已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佳作或经典，尤其是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谦称：“我‘杜撰’了一个新的体裁名称”，(注2)而实际上，此作正是我国年轻作曲家们后来所频频运用的、称之为交响合唱体裁的开山之作――采取交响乐的构思，结合大合唱的写法，乐队和合唱并重，有时甚至乐队的分量超过合唱的一种新的体裁。我有幸聆听过1962年它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首演，不同凡响的和声、旋律、节奏、织体编织成一股巨大的、并充满变幻的音流，冲击并震撼着全场每一位听众。以上所举仅是朱践耳整个创作生涯的前期作品，远不指高峰期，但却已明显体现出他所具有的天才的创造力，与中国同期作曲家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论，都已走在最前列，这是确实无疑的。
勤奋、拼搏、探索、追求
既使是一个超凡的天才，如若离开了勤奋，也终究成不了本民族某一领域不可替代的大家，这是古今中外的一条定律。而我们的朱践耳先生，从我所见，起码是我国最为勤奋、最为刻苦、最具进取探索精神的作曲家之一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外文化交流的门户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打开，音乐领域亦不例外，一些由于过去年月的封闭而未曾了解的二十世纪较前卫的作曲技法逐渐传入中国。此时，朱践耳坐不住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需要补课！”因此，尽管年过半百，且已著作等身，他仍像小学生那样去上音院坐在第一排聆听“桑桐关于多调性的系统分析，杨立青对梅西安作曲技法的分析，陈铭志关于十二音无调性体系”(注3)及外来专家的有关创作技法讲座，几乎一次不缺，还认真做笔记，回去认真整理思考。试问，这样出自内心的、迫切的求知欲，中国音乐界又有几人能及？几人能做到？
现在很多人都知晓了，朱践耳在64岁才完成第一部交响曲(我沒有做过调查，这在中外音乐史上若不是绝无仅有也应是极为少见吧？)，据我所知，写得异常艰苦，他多次和我谈起，是因为所写题材，也因为他要“摆脱旧的理念与习惯性技法的束缚”。尔后，约每年一部，甚至两部，而且每部的样式、内容、风格、技法都在改变，连续创作了十部，加上未列入“第几”的小交响曲，共计十一部。在这里，我不打算对以上作品逐一进行评述(那是音乐学家的事)，我主要是想强调指出，朱践耳创作生涯中最难得、最可贵的精神之一，显然是晚年(这里所指晚年若从50岁算起竟长达40余年)所具有的一般人难以做到的、甚至不可能达到的出奇的勤奋、忘我的拼搏、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这是迎来、形成朱践耳创作高峰期(我认为这一高峰期、也亦转型期是自完成《第一交响曲》算起)的根本原因。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他经常通电话。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在电话中他曾对我说：“在易啊！晚上11：30之前你尽可以来电话”。这就意味着，他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1：30之后。而那时的他，已是年逾80岁的老人了！多么地不易！我还记得，第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2003年)“终身荣誉勋章”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获奖的桑桐先生、朱践耳先生都发表了由衷的感言，朱践耳的话语尤为感人，他说：“我很惭愧，我沒有多少成绩，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还债，努力向人民还债！”(大意)。或许有人会不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很理解，他说这番话的真实意思是：浪费掉的时间太多了(指“文革”)，我只有抓紧时间写作，才有可能对得起抚育我们的这个民族和人民！
也许是深受他精神之感动，我曾在2006年10月在《朱践耳管弦乐曲集》首发式上动情地说过一段话，与本文直接有关，不妨抄录于下：
“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执著；有一个名字，象征着与时间和生命赛跑时的顽强毅力；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永远的好学和不倦的追求；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才华、革新和创造力；有一个名字，象征着音乐表现社会和人性的深层思考；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献给了我国的音乐创作事业，这个名字，就是姓朱，名践耳，朱践耳！朱践耳先生！”
朱践耳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后来的朱践耳，还和他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视、学习、研究，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实际创作中去有关。据我所知，他曾多次身带一架简陋的小录音机，深入云南、贵州偏僻的小村落采风至少八、九个月，全然不顾环境、条件有多艰苦。他还去过新疆、广西、西藏等地，其中有一次赴云南与我同行。我当时才三十几，他可是五十几岁了。一天，两人分头骑马过峻岭，回来时，望着他那浑身被汗水浸透的衣衫，涨红得变了形的脸，我对他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还记得某日在他家，共同回忆起在云南的采风日子，他的夫人舒群同志不由得和我说起践耳孤身一人深入云南时的情景：正当人们欢天喜地过大年、过春节的日子里，践耳却因虔诚地想和当地兄弟民族打成一片，吃了不洁食物而躺在中缅边境瑞丽一家小旅店里连续发高烧，“凄凉孤独”、无人照看，差点“丧命”的险情。舒群同志几次说：“践耳为了深入生活，差点连命都搭上了！”。幸亏老天有眼，不然，中国这位天才作曲家岂不就少了后期惊人的成就和传奇？
朱践耳的数次云贵之行是卓有成效的，回来后即先后写下了四乐章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和四乐章的交响音诗《纳西一奇》。这两部作品不仅本身优秀，而且对朱践耳创作的全面转型有着明显的铺垫意义。
用作品说真话的楷模
我历来认为，作曲，即说话，说出作曲家自己最想说的话；这种话，当然是真话，非套话。我还认为，在艺术创作面前，真诚，始终是第一位的，容不得半点虚假。有质量的音乐创作，从本质上说，即是一个音乐家长时期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对现实生活深刻感悟化为自己艺术语言的体现。综观朱践耳一生的全部创作，我认为，他一直在真诚地说真话，而且越说越好、越说越精彩、越说越深邃、越说越有哲理。
“文革”结束后，张志新的英雄事迹曾传遍中国大地，朱践耳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带着被感动的真情，写下了《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献身的勇士》(1980年)。此曲在第一届全国交响乐作品评奖中获奖，并于1984年5月在莫斯科第二届国际音乐节上演出，深受好评；
他的《第一交响曲》(1985～1986)，以表现“文革”为题材，曾准备和酝酿十年之久，并第一次使用十二音无调性序列技法写作，写完后，在上海、北京演出多场。对这一朱践耳转型期的首部作品，既有高度评价也同时有些许意见和建议，而这些意见和建议，则启发并促成朱践耳写出了揪人心肺，悲剧性更强的《第二交响曲》；
在国内首演于1991年，为笛子和22件弦乐而作的《第四交响曲》，是朱践耳交响曲中最为抽象之作，但由于朱践耳巧妙地利用乐队编制数排出十二音序列，并从老庄哲学中得到感悟，最后竟以它的音乐打动了瑞士比赛的秘书长、联合国国际音乐比赛联合会主席，从而获得了“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唯一大奖；1994年朱践耳写出第八交响曲《求索》，演奏者仅为二人：一把大提琴和一套敲击乐(一人奏16种打击乐器)，可谓“二人”交响曲。立意为屈原《离骚》中的两句话，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大提琴则奏出“朱践耳”的四声化旋律(如唢呐“卡腔”)作主题。整部作品听来充满色彩、变化和张力，生动地表现出探索者(首先即朱践耳自己)的内心独白和心历路程；1996年创作交响诗《百年沧桑》，朱践耳帯着对中华民族百年来所受苦难和国耻的强烈愤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此作。作品一气呵成，饱含历史的沧桑感，但催人奋进，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则是“一吐为快”。(注4)作品获“迎接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唯一金奖；1997年起，朱践耳开始构思并写作第十交响曲《江雪》，并在1999年10月在上海交响乐团的庆典音乐会上首演(分别在上海大剧院和上海音乐厅)。我个人认为这是朱践耳交响曲中最为成熟、最为完美之作：手法老到，中国意韵浓郁，大气，正气，震撼灵魂！并对柳宗元的诗作了独到的、全新的诠释。通过这个作品，可以看出朱践耳先生内心的坚强定力，以及独立人格的完成。
……
综上所述，我认为朱践耳先生一直是在用作品说出内心想说的话，说的是那样认真，那样真诚，那样完整(指作品结构)，那样感人，那样到位！至于他所用的现代作曲技法，确实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变化，尤其是在他创作高峰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作品的技法、作品样式和别的作品中所运用的技法、样式是相同的。对此，我的师兄、朱践耳作品的权威诠释者、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先生曾多次称赞和表示敬佩不已。
最为可贵的是，朱践耳努力探索、或运用的技法始终是为作品的内容服务的，是和作品内容相统一的(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中，则达到了高度的融合)。我曾问过朱践耳：如若你不考虑内容，仅为体现音响、形式，即纯技巧而创作，将会怎样？他连连摆手说：“那样，我就一个音也写不出来了”。上述一句话，便可说明朱践耳是技法和内容的统一论者。至于有人反映朱践耳的晚期作品“难懂”，我想引用伟大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说过的话：“音乐是思维者的声音”。我认为，朱践耳用各种技法写成的，并在作品中体现的，即是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现实生活感悟、思考后发出的“思维者”的动人声音。我还以为，朱践耳创作的高峰期，即转型期，包括转型期的准备期和后来重新修订的旧作，很有可能成为他对中国交响乐创作中最为宝贵的遗产并传给后人。
1995年夏，在福建鼓浪屿召开的第二届“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上，有人曾提出这样的尖锐质疑：“当年朱践耳先生曾创作《唱支山歌给党听》，很真诚，而《第四交响曲》及其以后的作品，用了那么多先锋技法，令人看不出作者的真面目。究竟哪个是真朱践耳呢？”(大意)。对此问题，从现在看来，已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即都是真朱践耳。为什么朱践耳会写此歌？因为他真切地感到“雷锋是个崭新的人，纯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注5)并被雷锋的事迹所感动。在创作《唱支山歌给党听》后，朱践耳还写过《接过雷锋的枪》，《梦见毛主席》(我和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次交谈中，曾各自说到最动情的某次创作，他即说到写此曲时曾嚎啕流泪，足见他在创作时的真诚和投入)。再后来，他还写过《清晰的记忆》等。上述作品中，尤其是前两首，自发表后迅即传唱于中国大地。若要说朱践耳在广大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广泛影响，离不开那段历史时期他的歌曲创作，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
结 语
中国能出现朱践耳，这是中国音乐界的幸运和骄傲。而他近70年的创作生涯，迄今为止,至少在中国也是难以被打破的时长纪录。
他所涉猎的创作体裁除歌剧外，几乎音乐创作领域内的大多体裁，包括交响曲、管弦乐、室内乐、民族器乐、交响大合唱、合唱、舞剧音乐、钢琴音乐、器乐独奏、重奏、歌曲等，均有佳作或经典留世，如此巨大的创作成就，有几人能与之比肩？
特别难得的是，他处世低调，处事谦虚，从不自负，更不骄横。他经常主动走到爱乐者群中征求对自己作品的意见，爱乐者们即他的贴心朋友。他甚至会为《纳西一奇》这一当时的新作专程跑到云南丽江纳西族中听取意见，纳西人给了他最高的评价：这是纳西人自己的交响乐！
他对创作的极度认真，对管弦乐表现性能的钻研，无人能及。“上交”原首席张曦仑曾满怀崇敬地说：“单说他对小提琴泛音之了解、研究竟比我还深”！
他是作曲家，同时又是思想者。
他有着深厚的传统音乐根底，又能与近代、现代的技法融会贯通。
因此，我认为他是我国的一位音乐巨人(称他为“巨匠”生怕有“匠人”之嫌)。别看他斯文、文质彬彬，内心却有坚强的定力，他有着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品德和人格。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朱践耳的某些作品有“实验”性，不完全成熟，此说我不反对，因为连朱践耳自己也多次公开说过：“我是在为后人铺路”。因此，即使是作为教训，也是宝贵的财富！
我们的贺老(贺绿汀老院长)也曾这样说过：“真正的音乐将经得起时间的长期考验。”(注5)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朱践耳。
但不管怎样，中国音乐史上将永远会留下朱践耳的英名，中国的爱乐者将永远会记住朱践耳这个名字。
朱践耳先生留给后人的音乐遗产不朽！
朱践耳先生的精神不朽！
此文仅是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敬请音乐界同仁、高人批评指正。
(注1)见《朱践耳创作回忆录》032页。
(注2)见《朱践耳创作回忆录》055页。
(注3)见《朱践耳创作回忆录》086页。
(注4)见《朱践耳创作回忆录》185页。
(注5)见《朱践耳创作回忆录》068页。
(注6)摘自贺绿汀先生在第15届“上海之春”《陆在易作品音乐会》节目单上的题词，这里引用的是题词中最后一句。
个人作品
管弦乐曲《节日序曲》、民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弦乐四重奏两部（其中 1部与施咏康合作）、双簧管与钢琴《春天的歌》、钢琴曲《云南民歌五首》、无伴奏合唱套曲《绿油油的水乡》、独唱曲《远航》和《清晰的记忆》，电影创作音乐:《和平万岁》、《龙须沟》、《伟大的土地改革》，以及影片《烈火中永生》的配乐等。歌曲《打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清晰的记忆》等。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5]，钢琴曲《序曲第一号“告诉你”》、《序曲第二号“流水”》等，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交响组曲《黔岭素描》，管弦乐音诗《纳西一奇》、《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等。
艺术特色
作为一名异常勤奋的作曲家，朱践耳在许多重要的音乐创作领域都留下了成功的记录。主要的作品有交响曲十部及其它体裁的交响乐作品十余部，他的音乐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朱老的交响乐创作立足于传统，并借鉴西方技法，在现代的艺术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新的音乐语言，赋予传统民族文化新的思想内涵。 朱老说：“音乐创作从古典时期的共性写作到近现代的个性写作的演变是一种进步的趋势、必然的趋势。几乎每一个作曲家都在艺术探索和艺术追求中，力求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为自己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他自己的定位是“兼容并蓄，立足超越”，具体的表现为“合一”，其中包括音乐思维上的虚实合一、情理合一、神形合一；写作技法上的传统与现代合一、有调性与无调性合一、民族性与国际性合一；美学观念上的自律论与他律论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超前性与可接受性合一。 所有的“合一”双方都是相对立的。将这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基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和阴阳交替的原理，我认为对立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渗透，相互补益，相互转化，相反相成，合为一体。“合一”不是混合，而是化合，也不是简单的1+1=2，而是一种螺旋形上升的“一”。“合一”的双方绝非是平分秋色，而是有着千变万化的“配方”和“冶炼法”的，这也区别出每部作品的不同特色。“合一法”还可以有严谨与自由的合一、刻意与随意的合一、确定性与不确定的合一、有序与无序的合一……是机动灵活的，不是机械刻板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性的；是一种乐风，而非乐派或体系。
人物荣誉
1951年《交响幻想曲》获全国交响乐作品一等奖；[6] 1960年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被前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 1990年《第四交响曲》获瑞士“玛丽·何赛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 1990年被列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的《世界音乐名人录》； 1991年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个人“杰出贡献奖”； 1992年《第一交响曲》获中国唱片公司“特别创作奖”； 1994年《第二交响曲》获全国交响乐作品一等奖； 1997年《第六交响曲》获宝钢高雅艺术奖； 1997年交响诗《百年沧桑》获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唯一金奖和第四届上海市文学艺术个人“优秀成果奖”； 2001年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人物生平
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自幼随家迁居上海。读中学时对音乐发生兴趣，自学钢琴等乐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随钱仁康学习和声，又入石人望办的训练班学习键钮式手风琴。 1945年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和华东军区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 1947年莱芜战役后谱成歌曲《打得好》，在解放区军民中广泛传唱。 1949年至1953年，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作曲，曾为《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影片配乐。 1955年赴苏联，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巴拉萨年教授学作曲。留学期间所作钢琴序曲第 1号《告诉你》、第2号《流水》，用音精练，笔触细致；钢琴独奏曲《叙事诗》（为独幕芭蕾《思凡》而写）和《主题与变奏曲》，乐思发展逻辑严密，和声手法亦较丰富，前者运用了交响性手法和奏鸣曲式，冲突尖锐，情思奔放，刻画了小尼姑从宗教重压下挣脱出来走向生活的历程。 1959年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并被前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以后又以德国科隆、日本名古屋、挪威等地交响乐团陆续演出。 1960年写成的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歌词选用毛泽东的诗词），具有磅礴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在构思和手法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功力，深得音乐界好评。 1960年学成归国，翌年起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专职作曲。此后数年，创作多为小型声乐体裁，其中，《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成为当时流传较广的歌曲。 1975年起，任职于上海交响乐团。作于1978年的弦乐合奏曲《怀念》，是他在交响音乐创作方面触及悲剧性题材的第一次尝试。完成于1980年的《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则是他在张志新烈士悲剧性事件的激发下，经过两年的酝酿而写成的。此曲在1981年的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作品评奖中获优秀奖。 1982年5月，在第10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首次演出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 1983年交响组曲《黔岭素描》由瑞士广播交响乐团在斯德哥尔摩演出。 1984年应邀赴莫斯科出席第二届国际音乐节，《交响幻想曲》由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录制唱片。 1985年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 1987年应邀访日本，“新交响乐团”演出《纳西一奇》，日本著名作曲家芥川也村志指挥。 1993年出席第六届中国作曲家研讨会，在台湾首演了委约创作的民乐五重奏《和》。 1994年在美国完成第六、七、八交响曲和《小交响曲》。 1996年出席巴黎“96法国电台国际音乐节”，演奏了五重奏《和》。 2002年出席香港“国际现代音乐节”，演出了琵琶与弦乐四重奏《玉》。 2000年赴日本横滨出席“亚洲现代音乐周”，演出《第八交响曲》。 2002年5月，他出版了我国首部个人交响作品集《朱践耳交响曲》
人物评价
叶小纲（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包括思想上、艺术上，他在60岁才开始创作交响曲，一共创作了10部。他早期也创作了非常多脍炙人口、影响力巨大的作品，从莫斯科回来创作了《节日序曲》《春天的歌》，有《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后来的大型交响乐作品。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尤其是他在年纪很大时还是坚持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为人刚正不阿。 钱世锦（上海交响乐团前任总经理，上海大剧院前任副总经理）：他是一个不肯墨守成规的音乐家，虽然他学的是传统古典音乐的作曲，但他对于现代音乐还是一直都在探索和追求、应用，这在中国作曲家当中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底子比较厚，为人很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