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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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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住院》中国当代作家赵明利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有病住院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九八年,正值我的天命之年,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让我终生难忘:一是五月份由于身体不适,我住院半月有余,确诊为陈旧性心梗,从此这种病将陪伴我终生;二是命运注定,让我在仕途的道路上再上新台阶,在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余年直到退休,人这一生就是阴差阳错,有福有祸。

记得一九九八年五月一个周一的早晨,市总工会例行召开部室长碰头会,通报各部门的工作情况,部署本周的工作内容。我坐在刘主席的对面,那天我感到胸闷,头昏伴有阵阵恶心,我情不自禁地趴在会议桌上,刘主席看到我不舒服的样子,就关切的问我怎么了?我抬头手捂着胸口说:“有点难受,不要紧。”

刘主席看到我痛苦的神情,说:“去医院看看吧,医院这么近。”

时任文化宫主任的陈卫康自告奋勇,说他爱人在当时的第七人民医院当检验科主任。我在卫康的陪同下,来到第七医院找到他爱人。他爱人虽然不是内外科大夫,但也在医务战线上工作了多年,对很多疾患有着丰富的经验,她听了我的描述,建议先做心电,检查后再一一排查。我来到心电室,在检查床上躺好,护士娴熟的把吸盘吸在我的胸部,手脚用夹子夹好,电脑上立刻出现了高低错落的曲线图,很快一张完整的心电图就交到了主任手上。还没等我站起身,就听到主任问了我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得地心梗?”

我当时一 怔,随口回答道:“我没有得过心梗呀!”

主任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心电图明明是陈旧性心梗, 而且 T 波倒置,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我当时懵了, 一时不知所措,好像连精神都恍惚了,因为长这么大从来没住过院,更弄不明白自己竟成了一名心脏病患者。我当时真的记不清卫康和他爱人及护士是怎么把我送进病房的,只依稀记得在电梯上护士和卫康都扶着我,记得我嘴里还喃喃的说:“我没事, 不用扶着我。”

卫康的爱人说:“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院不止一次发生过病人随时晕倒的病例。”

由于熟人的关系,我很顺利地被安排住院了, 住院手续都是后补的,我爱人闻讯赶来时,着实被吓着了,反倒是我躺在病床上,心里踏实多了,也感觉到好多了。

卫康回到工会把我的情况向刘主席做了汇报, 刘主席当即宣布碰头会不开了,马上和维华主席以及部分部室长赶到医院看望我,看到我身上依然有心电监视器,输液架上挂着好几个输液瓶,正通过针管一点一点的注入我的身体,让在场的同事们都很难接受,几十分钟之前大家还在一起开会,汇报本周的工作,设想下周的安排,这是怎么啦?真是让人费解,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说病就病呢?通过这次住院,我才真正地理解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的深刻含义。

从那天开始,我就在当时的第七人民医院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漫长的住院治疗过程,每天上午下午都挂吊瓶,而且每天还要例行各种检查,别说是病人,就是没病的人在医院也能得折腾出个好歹来。

也就是从那天起,市总工会的领导隔三差五地为我送来些营养品,领导和同事都轮流到医院看望 我,由于人缘关系吧!从我住院那天起,病房里就络绎不绝地有很多朋友来看望,就连时任七医院的党委副书记秦炳秀和院长都是我的朋友,每天从早到晚这伙来了,那帮走了,所以我没有感到住院是一件痛苦,孤独寂寞的事,相反大家的精神鼓励让我的病情好转的很快,记得一 天刚查完房,卢院长在科主任 和大夫的簇拥下,来到我病床前,还给我上了一堂课,他说心脏病并不可怕,只要配合大夫积极治疗,按时服药,定期检查就没什么大危险,况且我 是左下臂支系血管堵塞,没什么大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侧支循环的。我听完之后虽然只是 一知半解,但是心里还是踏实多了,临走卢院长又送给我两本有关心脏病方面的知识读本,这回我的心里更有底了,同时增强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由于治疗及时,加之大家的关爱,我的病情恢复得很快。就在这时,市里对机关事业单位出台了一 份文件,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机关工作多少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可以申请退养,我理解的意思就是退下来养起来,所有待遇都和在职人员一样,直到退休,现在看起来这份文件真的有点不靠谱,哪朝哪代也没有年富力强的人,拿着俸禄白吃饱的道理。

还过这个文件对我诱惑力很大,何况我还在病中,但我心理清楚,市总工会早就传的沸沸扬扬的,说我要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事,刘主 席和维华主席也多次对我暗示过这个意思,这多少 让我的心里有些纠结,但还是想借这机会退养。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太愿意出人头地,其实要想走仕途,早在一九八二年就不会拒绝给陈烈民当秘书了,由于我从小家境清贫,所以走到今天我早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总结起来我就是个知足常乐,不思进取,与事无争,老守田园的这么个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退养这条路。决心已定之后,我不好意思直接给刘主席打电话, 就让爱人打,刘主席接到爱人的第三次电话时说:“小曹,就是这事的话,以后就别再打电话了。”

既然我退养的决心已定,我又求主任和主管我的大夫给刘主席打过两次电话,得到的答复是等他本人出院后再说,当时和我同病房住院的是时任市法制办的主任崔昌文,他听到我的情况,很严肃地开导我 说:“小赵,你年纪轻轻的,怎能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一 片期望呢?我在市里工作了几十年,都快退休了, 还从来没听说过给官都不要的人,由其是你们群团组织,这么多年来几乎就没提拔过一个领导……”

我虽然很感激老主任的忠恳相劝,可我还是决定走退养这条路。出院后,我采取了软磨硬泡的办法。就说难受不上班在家休息,五一刚过,刘主席来电话了,先是询问了几句病情,之后又让我到办公室坐坐,说上不了一天班就上半天,如果觉得不舒服随时可以走,刘主席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让我再也无法回绝。上班吧!从那天起我的工作又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这个人工作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得有模有样,所以从那天起,我又开始了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是我心里还是盘算着退养的事。[1]

作者简介

赵明利,笔名,愚人,原大庆市总工会副主席;《中国老年报》常务理事。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