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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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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 。汉语不等同于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主要是为了消除方言隔阂，以利社会交际 ，与人民使用传承方言并不矛盾 。
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首选语言。 截至2015年，中国70%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4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体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
清末已出现"普通话"一词，清廷1909年规定北平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国语的前身是明清官话，更早之前则称为雅言 。现代普通话跟东南地区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较少，并且消失了"入声"。
1909年清政府将北平语音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0年爆发"京国之争"，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不是以滦平语音为标准音。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1]
语词历史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2]
普通话简介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流。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1] 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京官话语音(区别于北京胡同话)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话是北京官话的推行区、记录区，小小区别于北京胡同话。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 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推行
来源:现代汉语标准语，孕育于中原的中原官话(所以现代人读唐诗宋词元曲一般都能押韵)，从《唐韵》到宋代《广韵》是继承，定于元明，是"官话"体系。明初定都南京，南京官话被推崇，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金陵雅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以古中原雅言正统嫡传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朱棣夺取建文帝的帝位，迁都北平(改为京师，称北京)，以南京人为主、从全国各地迁徙数十万贵族、富户、民众。以南京官话为主要基础影响元大都语音，经历明朝整个时代的过程，北京官话(异于北京胡同音)初步形成。
清末:清代贵族学习和推广北京官话，在雍正年间在南方方言区推广基于北京音的官话，设立"正音书馆"。 公元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清代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民国: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南京官话的特征，如有入声等。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区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尖团音，平、上、去声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语言。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包括保持入声特征，主要由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提取创造。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为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共和国: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写入宪法，制定标准后于1956年2月6日由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向全国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3] 现代标准汉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语言。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称呼不同但内涵一致，均为现代标准汉语。
历史沿革
商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自此，洛邑的语言就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汉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晋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为南朝沿袭。
隋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唐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有学者认为，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4] 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
元代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汉语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
明朝开始以官话为官方语言，以金陵雅言以古中原雅言为基础(称为"中州音")，形成汉语共同语系统，称为"正音"，并深远地影响到直至今天的中国语言形态，当时的"南京话在明代占据重要地位"。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南京话又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张卫东等学者认为"明代官话有南北两支的差别"，而以南京官话为主导。[5]
清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话仍然是清初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中叶后，北京官话的影响逐渐超过南京官话，最终在北洋政府时期以北京话为基础确立国语标准音。[6]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中国深受刺激。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南京官话的特征，如有入声等。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通话。
1918年(民国7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包括保持入声特征，主要由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提取创造。南京大学(前身为国立东南大学与南京高师)教授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其主张以北京话作为国语标准基础的意见得到当时多数人支持。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官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它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高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
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7]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滦平采音
特征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一些语词当地极少使用则在其它地方采音)。1953年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的语言专家，他们在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在滦平的金沟屯镇、巴克什营镇、火斗山乡三地进行了语音采集。作为全国规范，普通话需要音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辨，甚至要求语速适中，气流连贯，韵味充足，适于广播、演讲和日常交流，如此才适合作为推向全国的公共用语。从后来普通话的规范来看，滦平日常的语言非常符合这些标准。滦平话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比当时的北京话要"硬"一些，显得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北京胡同音那种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易于学习推广。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9] 。
史源
2016年10月23日《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这个小县城》报道:回答一个谜题，北京专家进村采集语音为什么选择滦平县?地理上并不属于中心的滦平，为什么人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600多年形成标准音
200多年的历史断层，"洗"掉了滦平原先的方言;满清旗民在滦平开田建庄，又让滦平成为北京官话的推广区。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作出了一个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决策:迁都北京。固守长城，在长城外很大范围形成军事隔离区，实际上也是一片无人区，而滦平就处在这个无人区的最南边。
清朝，包括皇家内务府直管的皇庄、王府直管的王庄和八旗各级官兵所有的旗庄，纷纷建立"口外庄田"。
"口外建庄"的过程，恰好与北京官话的普及同步。这一过程也需要追本溯源。早在明朝，官方语言为南京官话，以金陵雅言为标准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移入数十万人口，随之而来的南京官话又成为当时北京官话语音的基础。--满清入主北京以后，朝廷积极学习汉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化。满族人学说的北京话，逐步成为清代推广的新的北京官话。这个时期，恰好是满清旗民在滦平开田建庄的高峰时期。
王国平认为，庄田与京城交往密切，受当时北京官话影响较大。滦平既然像是空白磁带，大量来源多样的移民没有强势方言，通用的就是清朝推广的北京官话，可以说在清朝时滦平就是北京官话推广的先行区。【清朝高级贵族群体在滦平纷纷建立"口外庄田"，在空白区域形成一个新的贵族区。北京官话是北京雅音，区别于北京胡同音，雅音以当时有文化的贵族群体为主要使用人群(并带动其他人模仿学习)，学习汉语韵典，在语速、气流、韵味等方面有讲究，形成高雅音质】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滦平话，受北京官话影响很深，演变中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比如直接、清晰、明确。也许这些恰好符合推广的标准吧。"从清末到民国，再经过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的北京官话最终成为新中国普通话的前身[9] 。
另外，值得了解:清朝政府为什么推行雅音?除了交流的功能(关外的皇太极时期就对八旗子弟设立了翻译考试科)，还有科举考试里汉语用韵的要求。清朝科举考试有三个目的:一是为选官取士以管理庞大的国家，二是为了从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人里获得优秀人才，三是有助于以经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入关后，顺治二年进行了首次科举考试，康熙时期还采用"制科"，包括博学鸿词科等等。一般科举考试必考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试帖诗，都要求汉语用韵:八股文因为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有两股对偶句，被称八股文，对偶句要用韵。试帖诗主要是要精通结构和用韵。因此，有北京官话能力就拥有一种优势，有文化的群体和贵族群体出现学习汉语雅音的气氛，懂雅音成为某种高级身份的标志，导致他人模仿。汉语韵书著名的有《唐韵》、宋代《广韵》、明初的《洪武正韵》。
音系
语音特点
普通话语音的特点是:声母除舌尖后擦音、鼻音 、边音外，无浊音;韵母多复元音，鼻韵母有前后之分;没有声母的清浊对立，没有入声韵，尖团合流，声调较少，调式简单，另外有轻声和儿化韵。
与印欧语系相比，普通话语音有鲜明的特点:
1.音节结构简单，声音响亮。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素，其中，发音响亮的元音占优势，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可以连续出现几个元音(最多三个)，如"坏(huài)"，而且普通话音节中没有复辅音，即没有像英语"lightning(闪电)"、俄语"Встреча(遇见)"那样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
2.音节界限分明，节律感强。汉语的音节一般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声母在前，韵母紧随其后，再带一个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便有了鲜明的音节界限。从音素分析的角度观察，辅音和元音互相间隔而有规律地出现，给人周而复始的感觉，因而极便于切分音节。
3.声调抑扬顿挫，富有表达性。普通话声调变化高低分明，高、扬、转、降区分明显，能够较强的表达一个人的情感。
现代标准汉语的发音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各地标准略有差异。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而韵头、韵腹、韵尾又被合成称为"韵母";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直音和反切都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曾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于一九二八年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方案。
依据注音符号的标音系统，其声韵系统共有21个声母、3个介母、13个韵母及4个声调。 依据汉语拼音的标音系统，其声韵系统共有23个声母(计入y、w两个半元音)、39个韵母(略同于注音符号中所有独用与结合韵母)和4个声调。
超音节发音
现代标准汉语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例如变调、轻声、儿化。
变调
现代标准汉语发音时，字和字连起来发生字调与单字音调不同的现象，叫做变调。变调一般出现在下列情况:
上声的变调
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21。
当两个上声字连读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变得接近阳平。许多人将其与阳平35合并。
例如"老鼠"，两字音调都是上声，但发音若阳平、上声，和"牢鼠"的读法相近而不相同。
当三个上声字连续时，则比较复杂，要分析具体情况。
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变调。如"保管好"，发音若阳平、阳平、上声。
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变成21，第二字变如阳平。如"总保管"发音若半上声、阳平、上声。
"一"和"不"的变调
在去声音节之前，"一"读阳平声，如"一定"。 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如"一天"、"一年"、"一起"。 在词语之间，"一"读轻声。但表示序数时或其他情况下，"一"都读原本的阴平声。 "不"只有在去声音节前才变调为阳平声，如"握不握得住?""不"即为阳平声。在词语之间，"不"读轻声。 "七"和"八"的变调
现代标准汉语中，"七"和"八"在去声字之前需要变为阳平。例如，"七月"、"八拜"等词。但随着时代发展，年轻一代变调的人数越来越少。中国大陆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删去了"七"和"八"变调的内容。但部分讲解现代汉语的书籍有所保留。基于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很少会在去声字前读为阳平。读为阳平普遍被认为东北土话的象征。
轻声
现代标准汉语发音时，某些字音失去了其原有的声调，而变得轻而短促的现象，叫做轻声。
普通话难点音
口腔运动操
增强口腔吐字，咬字器官唇、齿、舌、腭、颊的力度和控制口腔运动操。
(一)面部按摩，即用双手顺序延眼睛四周，额头，两鬓，双耳，口腔四周进行按摩→面部生热精神放松，鼻腔通道通畅，口腔肌肉松弛自如的目的。
(二)开口练习:身体端坐，两目平视，用右手轻抵下颌，做开口练习，做时感觉像打哈欠一样，切忌用力往下开口，要感觉颈部的后拽力量，目的发好a，o单韵母。
(三)撮口联系，做单韵母i，u，ǖ的连续发音动作但不出声，注意力量主要用在ǖ上，作此训练可增强口腔的力度和控制使用。
(四)舌头联系，即通过舌头往外伸，向里卷，左顶，右顶及沿门齿外周的转动训练吐字器官舌头的顶，卷，弹，吐的力量及灵活性。
难点音(二)
zh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气带不颤动，舌尖翘起来顶住硬腭，堵住气流通道，然后舌头在原来的地方往前慢慢一移，路出一道窄缝，气流从这道窄缝中挤出来。
ch送气，当舌头离开硬腭时，有显著气流跟随着。
sh舌尖后清擦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舌尖向前硬腭翘起时，不和硬腭接紧，留着一条缝气流从缝间挤出来。
r是舌尖后浊擦音，发的时候声带颤动。
z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声带不颤动把舌尖放在下齿背的上端，用舌面的最前端抵住上齿背，闭住气流通路，然后舌面的前端缓缓离开上齿背，现出一道空隙，气流从空陷中出来。
c送气
s舌面前端接近上齿背。
难点音练习
n:哪、奴、奶、闹、能、您
l拉、铃、来、列、搂、罗
f发、房、奋、佛、风、法
h海、欢、好、画、还、坏
j江、机、家、街、景、金
q青、球、取、前、恰
x先、西、香、新、凶、修
zh赵、中、朱、专、庄、追
ch产、吵、车、陈、冲、出
sh沙、蛇、筛、省、双、书
z栽、怎、增、宗、资
c猜、擦、参、仓、策
s撒、三、桑、松、思
难点音(三)
an(uan)发a(舌面前、低、不圆唇 )后，抬高舌位前伸，舌尖顶住上牙龈，软腭下垂，让气流从鼻子里出来。一定注意把舌头放在上牙龈的位置不要松动和后缩。
比较n作声母时，舌尖和上齿龈马上就分开。
in i→抬高舌位，舌尖抵住上齿龈不要松动。n→in
en e→~→en
ang 先发a→舌根后缩→让气流从鼻腔出来。
an，ang比较:
① -n舌尖抵住上齿龈，-ng舌根尽力后缩
② -n上下门齿相对，口形较闭，发-ng门齿较远口形较开。
难点音(四)
ong "u"→"ng"→ong
iong "i"→"u"→ "ng"→iong
难点音(五)
开口呼ai，ei，ao，ou
口腔又达到小，从开到闭，感到声音往向送前长后短，前强后弱，前紧后松。
齐齿呼ia，ie，iao，iou
发音先定好口型，舌位，上齿要适当用力，展辅两个嘴角，咬住i的音位，在逐渐打开口腔，放低舌位到主要元音a，o前短后长，前弱后强。
合口呼ua，uo，uai，uei
发音先定好u的口型，双唇收敛，小圆唇，满口用力，然后向主要元音过渡，收住尾音。
声调
声调就是汉语每个音节用于声音的高低，升降，曲直而产生的差别，这种不同的调子，就叫声调。普通话的声调分四类。它起纯正字音，区别词义的作用。
第一声 起音高平莫低昂，气势平匀不紧张
第二声 从中起音向上扬，用气若起逐渐强
第三声 上声现降转上挑，降时气稳扬时强
第四声 高起直送向低唱，强到弱时要通畅[10]
关于推广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由于不同方言在沟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不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因此存在"区域文化岛"的现象，这些"区域文化岛"保留了不同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民间智慧的精华，但是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补，因此，需要有一种共同语来消除"区域文化岛"，将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来。不过推广一门语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宜操之过急，要恰当处理好地方语言的发展和普通话推广之间的协调性。推广普通话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地方语言，而是要消除沟通障碍，但是在推广当中的确出现了消灭方言的现象(例如南宁的平话与白话)[11] ，所以在推广的时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宝贵文化积淀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因为多样性，这个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为多样性，生物圈才能维持平衡，保证物质流动和能量传递能够正常的进展下去。语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语言多样性，才彰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因为多样性，才不会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同样的思维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
北京话、大陆普通话、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少许差异。要注意的是北京话并不属于一种标准语，因为它是未经整理和标准化的北京城区方言。以上的几种标准语都是以北京话这种方言为基础来进行标准化的产物。
周总理谈推广
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就阐明:"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活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
标准口音
语音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基准，而不是"以京音为主、也兼顾其他方音"，语音标准是就整体而言，并非北京话每个音都是规范和标准。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种大类"方言"。即使是标准，三地也有区别，如"消息"一词。大陆"息"读轻声，台湾读二声，新马同台湾(如同"休息"的"息"字读音，音同"席")。
国语的情况与之相似:老派国语、新派国语都是被视为标准的;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学习普通话及口音的有无与出身地域与教育程度有相当关系。不标准的普通话古称"蓝青官话"，蓝青即是暗指发音夹杂方言口音。
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
最严格定义的"标准口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发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但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 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准。但台湾地区的取音不同与大陆地区，如垃圾、崖，中华民国国语文读"乐色"、"ㄧㄞˊ yai2"，大陆普通话读"拉机"、"牙"。
词汇差别
主条目:眷村黑话和繁体中文#地方用语台海两岸在某些习惯用语上，经过长时间的隔绝，也有某些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些是因为台湾调国语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大陆所使用的一些语汇，而这些语汇在中国大陆则由于种种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较少使用。比如说，"里长"，相等于大陆的"村长"，在台湾，里和村为相同等级的行政区域，而大陆没有这种行政区域。以下括号内均为大陆替代用词)、"邮差"(邮递员)、"车夫"(台湾与港澳地区只会对非机动的陆上运载工具的驾驶员才称车夫，已成为旧时代语汇，如今使用或含贬义)、"佣人"、"次长"(中华民国文官体制，次长约略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级任教师"(班主任)、"学艺股长"学习委员)等，这些词语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词，也继续在国语中经常使用。但是，中国大陆则是使用反映新社会关系的一些词语来替代它们。 "先生"、"小姐"、"太太"、"老板"、"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称谓词语，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
台湾国语与普通话的词汇相比，台湾国语的词汇除了融入部分日语、福佬话或客家词语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较多的古语词，如"定谳"。台湾国语词汇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词语继续指称某一群体的人。由于，国民政府迁台后，在各地成立许多眷村，各省或帮派间词汇亦有少部份成为台湾国语的词源，例如条子(警察)、马子(女性，女友)。台湾亦出现很多国字头的词语，如国乐、国文、国中、国字、国立等，其"国"字可能代表:国民、民国、国家、中华民国或著是汉族的传统文化。
同样地，中国大陆由于共产主义体制下重视"人民当家做主"，故名称多有"人民"字样，如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医院、人民公社(已废除)、人民公园等。大陆又因为60年间特别的历史原因出现了许多名词，如"武斗"，"知青"，"老三届"，"自卫反击战"，"下海"，然而这些用法在1980年之后渐渐减少，同时一些1949年前的旧称呼重新出现。现今的大陆网络事件也造就许多新词汇，如"欺实马"，"草"，"羊叫兽"等名词。
此外，两岸对新名词的不同译名也是词汇差异的一大来源，特别是在于新出现的科技等词汇上。港台多称"原子笔"，在大陆多称"圆珠笔"。同样使用简化字的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词习惯的不同。正体中文的文献如果仅在文字上转换为简化字形式，根据规范的要求，通常还不算作简体中文。如今，"现代标准汉语"的三个名称正好体现地方用语的不同，如"普通话"(大陆、港澳)、"国语"(台湾，港澳则为非官方叫法)、"华语"(新马)。
审音历史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出现三次，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出现三次，每次都审定、统一了一批字的读音。
1956年粗定
1956年以前，全国人民的口音都相当随意，甚至连四声调都不是全国通用，在南方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古老的"入声"，很多常用字的读音语调也五花八门。
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阐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也是在那时候开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第一次正式成立，开始主持审定那些有争议的字词读音。
1963年细定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从1956-1963年历经7年，到1963年搞定了所有有争议的字词读音、词汇和语法，编制了第一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从那以后，人们说的普通话有了一个统一的规范。例如，在《普通话审音总表》发布之前，"车"这个字在很多成语里面都读[jū]，比如"安步当车"，象棋里面的"车"读[jū]。但是说"汽车""火车"的时候又要读[chē]。本着不给大家添麻烦的原则，它统一读成[chē]了。例子，癌症的癌字，当时的北京人固然是读作[ái]，但是上海人、广东人却读作[yán]，"岩"是"岩"的繁体，不同地方读[yán]或[ái]。癌症炎症如果都读[yán]，容易混淆，所以规定读[ái]。
1985年补定
1982-1985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字音变化在1985版里面有很多，例如，让"细胞"的"胞"字不再读[pāo]，而是改为读[bāo]之外，比较常见的还有"歼灭"的"歼"字，从那以后也不再读[qiān]，而是改为读[jiān]。不过这一改动似乎对军人们来说并不太深入人心，因为很多人还是秉承着认字读半边的精神继续读[qiān]。甚至在央视的军事节目中，还有专家对着镜头把歼击机读作"千击机"。比如说"卓越"不读[zhuō]，而读[zhuó];"咆哮"不读"哮[xiāo]"，读"哮[xiào]"了;"驯服"不读"[xún]服"，读"[xùn]服"了。变的原因也很简单:现实中大多数人怎么读，就改成怎么读。
2016年修订
2011-201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总体原则就是"尽量简单易懂，不给群众找麻烦"，按照民间调查，采用大家使用最多的!例如，安徽省有座文化名城叫"六安"，这"六"从古到今都要读作[lù]，在最新版的审音表中，"六"统读为[liù]了。"说服"以前一些人读[shuì fú]，现在统读为[shuō fú]。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最后一个字不再读[xiá]那个古音了，统读[xié]。[12]
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
1950年8月，国家出版总署组建新华辞书社，着手编写《新华字典》，由钱玄同的学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编。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体系和《国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异读上，较《国音字典》来说更注重口语音。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国务院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纂《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是继三十年代《国语字典》之后最权威的现代汉语工具书。195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历经八年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及"续编"、"三编"，1963年合并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基础。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组织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展了第二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以《总表初稿》为基础，形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此表1985年12月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是普通话语音的现行国家标准，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基础依据。2011年10月28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建新一届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