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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日》是中国当代作家张文和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新红日
从4月初的一段时间里，汤恩伯的第一兵团以其主力整74师和整83师为先导，沿临沂至兖州公路，大举进犯临沂以西的费县、梁邱一带，不久即占领这些地区；
王敬久的第二兵团则在侵占泰安以西的宁阳、肥城一带后，又相继占领了大汶口、泰安等地，并有继续东进莱芜、新泰之势。
欧震的第三兵团也不甘落后，在侵占曲阜以南的邹县、滕县一带后，又相继占领了泗水、平邑至白彦一带。
至4月中旬，国军基本打通了津浦铁路济南至徐州段，以及临沂至兖州之间的公路，完全控制了整个鲁南地区。
至此，顾祝同制定的第一步作战计划顺利实现。
蒋介石遂命令顾祝同采取“北挤东压”战术，以第1、第2兵团向北挤，第3兵团向东压，企图在鲁南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随即乘势发展，又指挥3个兵团从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成弧形战线向鲁中的沂蒙山区逐步推进和压迫，企图逼迫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与其决战于鲁中山区，或退至狭窄的胶东地区，或北渡黄河。
4月20日至27日，华东野战军各部为阻击国军的进犯，在东起蒙山东麓的黄崖崮、西至蒙山西麓的观山一线，与10余万国民党军爆发全面激战。一时间炮声四起，榴弹翻飞，处处烽火，村村冒烟。其中尤以蒙阴与平邑交界处白马关一带之云台山、天台山和黑山的战斗最为激烈。华野主力许世友的9纵与国军的王牌军之一胡连的整11师在这里互不相让硬碰硬，碰得火光四溅，杀声四起，直杀得天昏地暗。
但这样对攻对守的打法，不是解放军的特长，无法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更无法达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目的。因此野司首长决定，避敌锋芒，主动后撤，另寻有利战机。
就这样，至4月底，国军各兵团又分别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汤恩伯的第一兵团进展最大，其主力整74师在占据垛庄、界牌之后，于4月28日一大早，就浩浩荡荡的开进了蒙阴城；整83师则开进到了沂水的青驼寺、孙祖至万泉山一带；整25师侵占了塔山、玉皇顶、望海楼，然后越过蒙山进展到石屋山、陡山一带；整65师也自石牛寨、杨树林沟、牛栏，越过蒙山紫荆关（当地人称“牛栏口子”）进驻到王家麻峪、马家店子、团埠一带；东路的第七军和整48师也积极推进到大庄、河阳、土山一带，并占据高家山，前锋直接进逼到界湖城南山地。
王敬久的第二兵团在侵占泰安后正在积极向莱芜、新泰一带运动，攻占石莱、放城到三门和龟山阵地。
欧震的第三兵团则自平邑继续向北进犯，整11师占领控制了武台村、天台山、黑山、大望山和白马关一带，距离蒙阴城只有15公里之遥，正考虑要向蒙阴进攻呢，忽闻张灵甫的整74师已开进蒙阴城，遂改为向新泰进攻。
从顾祝同三个攻击兵团的兵力部署、配置、进攻线路和进攻势头可以明显的看出，汤恩伯的第一兵团无疑是其主力兵团；而张灵甫的整74师更无疑是主力中的主力，向华东野战军的正面步步进逼，且取得的进展也是最快、最为明显。3个兵团步步为营，稳步向鲁中山区推进，对我华东野战军构成弧形包围、向心攻击的态势。
一向幽默的陈毅司令员，虽然将顾祝同摆出的这一阵势戏称为“硬核桃加烂葡萄”战术，但也感到有些头痛：顾祝同把嫡系和主力作为“硬核桃”摆在中间，把杂牌军和次等部队作为“烂葡萄”摆在两翼。这样，若我华东野战军主力插到中间想吃“硬核桃”，不仅三个“硬核桃”能相互策应，相互支援，共同发力，外面的“烂葡萄”也能迅速贴上来，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若我军向侧翼出击，先打外面的那些“烂葡萄”，嫡系主力很可能会采取“丢车保帅”，或以此为诱饵吸引我军主力，当我军主力与敌杂牌部队杀得血火一团、难解难分、筋疲力尽之时，其几个“硬核桃”突然横向杀出，自然能坐收渔翁之利。
而在孟良崮战役前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华东野战军按照毛主席大打运动战的军事思想，在山东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于鲁南、鲁中地区多次主动出击，时东时西，时南时北，忽分忽聚，忽进忽退，围而不打，打而又撤，实行高度机动回旋，调动几个主力纵队似跑龙灯一般，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东西南北、前后左右的转进。由此也调动得敌人疲于奔命，往返行军1000余公里，也无法抓住共军主力与之决战，更无法判明共军的真实意图、军事部署和动向。陈毅司令员幽默的称之为“耍龙灯”，并号召广大指战员说：“我们革命战士的一双铁脚板，一定能跑过蒋军的四个轮子！”
这“耍龙灯”的战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必须克服思想认识和后勤保障这两大障碍。特别是自南方平原地区北上的原华中野战军基层官兵，既思念家乡，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习惯和山区环境，不习惯吃咬不动的煎饼，更不适应爬山路。他们钻进群山之中，看哪里好像都一样：远看前方好像没路了，绕过一个山头后竟然发现这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小镇子；远看前方明明有路，但钻进山坳里才发现，越钻越深，根本找不到出路和方向；特别是夜晚大多不敢出门，怕跌落悬崖、怕狼叫，因此对此颇有怨言。他们发牢骚说“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口咬煎饼，手拿大葱。钻进山里，方向不明。夜晚出门，常闻狼声。稍不小心，跌落深坑。形势大好，思想难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
面对这一情况，陈毅司令员耐心细致的做说服教育工作，他辩证的向大家解释说：“我们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仍然很难适应。若敌人贸然进来，那不就更晕头转向了。因此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必须尽快适应和熟悉这里的环境，这将成为我们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跑路是为了创造战机，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的胜利，不就是跑路换来的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和教育，大家逐渐明白了这些道理，领会了上级的部署和意图。特别是莱芜战役的胜利，使大家更加坚定了在沂蒙山区战胜敌人的信心。
之后各部队均能自觉的跑路，几乎是天天运动，夜夜移防：部队大多是白天隐蔽休息，每到晚上都要行军换地方。这样不仅让敌人摸不清我军实际部署情况和虚实，更能让我们的部队尽快、尽可能的熟悉了当地环境，适应夜行军，从而实现了来去自如。若是白天敌人来袭，周围的老百姓很快就会向我军通风报信，我军就可以及时部署应对。而敌人不善夜战，偶尔来袭也往往会扑空。有一次我军刚刚移防到邻村，就接获敌人来袭的消息。我军迅速做出部署，待敌人扑空返回时，正中我军埋伏，丢盔卸甲，死伤大半，狼狈逃窜。
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但后勤保障却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几万人的大部队要高度机动回旋，大进大退，粮草弹药等大批物资的调派运输和储存管护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山区道路条件差，只能靠人挑马驮小车推，马车都很难通行，这单靠部队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解决的。解放军依靠山东解放区人民、特别是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无私支援，每到一地，粮草基本都靠就地筹集解决，从而大大减少了运输和储存工作量。弹药多是藏在深山里由地方部队守护，随身只带一少部分。这异常艰难的后勤保障问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也这么容易的解决了。这就是令国军百思不得其解之迷。
然而，即使这样“耍龙灯”，也很难创造出战机。除了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了杂牌军敌整72师大部两万余人外，并无大的收获。而敌人依然如故，步步向我沂蒙山老革命根据地压缩和进逼。
不过泰安战役虽然在当时看来，没有达到调动敌人和围点打援之目的，但也正是因为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在咫尺而拒不赴援，也给其他杂牌军势力留下了深深的心里阴影，严重挫伤了杂牌部队、甚至是那些非主力嫡系部队的心：整72师顽强坚守了三天三夜，苦苦求援。而国防部及最高统帅和徐州剿总竟然置杂牌军生死于不顾，近在咫尺的友邻部队拒不赴援。我们今后可就得长个心眼了，再傻乎乎的为其卖命可就不值得了。危难时刻与其同共军拼个鱼死网破，倒不与效仿高仲勋等投诚、起义或阵前倒戈，即使投降了也比同归于尽、什么都没有了强啊！这就为后来的孟良崮战役期间国军各部赴援张灵甫的行动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泰安战役也暴露了敌人的一大弱点：即上层要求在战略上的速战速决，与中层在战术上的保守、犹豫、谨慎的矛盾十分突出。同时国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主力与非主力、中央军与地方军、上级与下级之间都有种种历史形成的矛盾。这些矛盾就会致使国军各部在与我军作战时，在态度、决心、行动速度上产生明显差异，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打法，甚至有故意推诿不前的行为。这就让蒋介石所期望的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想法化为了泡影。
至4月底，野司首长决定以主力第6和第1纵队穿插至鲁南，第7纵队南下苏北，以调动敌人回防，分散敌人兵力，创造分割歼敌的有利战机。但多次吃亏而长了心眼的国军，仍然不为我军所调动，致使野司首长的多个歼敌计划均未实现。
其中在4月底，敌整编83师开到青驼寺一带时，野司首长曾决心将其围歼。但由于当时解放军兵力过于分散，来不及集中兵力，而整83师又是蒋介石的嫡系，再加蒋介石、陈诚唯恐整83师被歼后，近在垛庄的整74师陷于孤立，再被解放军卷击而受损。因而由陈诚亲自赶赴临沂指挥部署，急令各路敌军迅速收缩靠拢，致使解放军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
究其原因，就是敌人接受了屡次被歼的教训，改变了过去原来惯常采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南北对进，乘虚进袭”等把戏，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密集平推、不轻易分兵、避免突出的新战法，很难为我军所调动。同时也由于解放军兵力分散，一时来不及集中，没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难以保证获胜，虽然歼灭了整83师的一个团3000余人，但最后还是只能放弃这得来不易的歼灭更多敌人的机会。
5月3日，野司又调集4个纵队包围了刚刚进驻新泰的敌整11师，但因敌第5军自楼德、天宝岩地区快速东援，与我1纵激战了一个整天。见敌两个王牌军有靠拢之势，为避免打成僵局，野司首长果断决定主动撤围。
一个月来也没能打上一个痛快仗，许多基层官兵有些沉不住气了，对这一段时间野司首长的军事部署和战场形势很不理解，颇有微词，认为跑了许多冤枉路，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达成消灭敌人的意图。甚至有人还私下编了小段子来调侃野司首长的指挥：
陈老总的桌子拍的“啪啪啪”，
粟司令的电报发的“哒哒哒”，
咱小兵的脚板摔的“叭叭叭”，
蒋匪军的进攻依旧“咔咔咔”。
因此野司首长的压力也日益俱增。
陈毅感慨的说：“顾祝同这看似平庸无奇、笨拙无能的战法，竟然逼迫我逐步退到山多地少人稀，资源匮乏的鲁中山区，大军转进的余地越来越狭小，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兵源补充越来越困难，歼敌机会越来越难寻。不行，得瞅准机会狠狠的咬他一口！”
为此陈毅、粟裕正副司令员多次发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山东的形势和敌情，并急切的盼望得到毛主席的指示。
陈粟于5月3日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报报告的内容如下：
（一）汤兵团七四、二五、六五等师，在蒙阴城以南地区，十一师冬日（即二日）后撤，今日又进至新泰城附近，第七军曾进至莒县以南二十余里，因我军向临蒙公路突击，又调至临沂东北白塔、汤头之线；王敬久之第五军、八五、七五师等部在我攻宁阳后西调，冬日在宁阳、大汶口一线。
（二）我军拟四个纵队攻歼进入新泰之十一师，另以部队钳制蒙阴附近之七四师等部。
（三）陇海段郯马之线，仅二八师、五七师、四四师等部，拟由谭率七纵队回华中活动，数日内可成行。另拟派一个纵队转入敌后，恢复鲁南山区工作。现费县、泗水间公路已完全为我鲁南军分区部队控制。蒙阴、新泰之敌，其后路已被我截断，敌甚恐慌。连日来，敌部署混乱，冬日，本拟全部向南撤退，或到沂蒙山区。今日复又停止，唯蒙阴附近之敌较集中不好打，故改打新泰。
（四）据悉蒋介石、陈诚即日到临沂督战，现我军后方及省府机关等逐渐向胶东、渤海转移，便利我军在胶济路以南有较大战场。
远在陕北的毛主席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详细洞察山东的战场形势，准确把握敌人的脉搏，认为：尽管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要与我决战，但从其战区指挥员的行动看，实际上是尽量避免与我决战，而是欲依托强大的兵力优势，压迫我军撤向黄河以北或退到胶东一隅，至少要等到我军疲惫之际再同我决战，这样既可捡到便宜，又可保存实力，还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因此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分别于5月4日、6日，连续给陈粟发来两个电报。
4日电报内容如下：
江日（即三日）两电均悉。敌人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人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敌并不以为迟。唯：（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以歼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
6日电报内容如下：
你们三日电收到，当即复电提出几点意见，谅已收到。今日收到你们二日电，得悉青砣寺歼敌三千，但因一纵远去宁阳，来不及集中兵力打击74师等部，失去一歼敌机会。目前形势敌人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基于青驼寺教训，尤不宜分兵，不但一、六两纵不宜过早分出，即现七纵亦似宜暂留滨海地区一个月左右作为钳制之用。一个月后，看情况再行南下。因此，五、六两月，你们除以七纵位于滨海外，其余全部集中于莱芜、沂水地区休整待机，待敌前进或发生别的变化，然后相机歼击。一不要性急，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分被调动，亦可能小部分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你们一意对西面之敌，没有料到汤兵团主力北上，没有事先准备集中最大兵力于适当位置，可以打由西向东之五军、十一师等部，亦可以打由南向北之74师等部，青驼寺作战时，已来不及集中兵力。但失去了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着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又我泰安大胜，敌人深入恐慌日增之际，故估计五、六两月可能给我歼敌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只要敌主力进至泰安、莱芜、沂水之线，最好进至淄博地区，你们则退至淄博一线或淄博以北，装着向黄河以北退走的模样，使敌人发生错觉。我主力对敌要打一点，不要守阵地，对敌正面、侧面，后、中部一律不打，让敌人放心前进颇好，使敌人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此次胡宗南以三十个旅进入只有一百五十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十一个旅，有时十个旅，有时五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方阵，使我无歼敌机会。我们即以上述方针对付之，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此次敌九个半旅入绥德，我们一枪不打）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可作参考。所不同的山地地区较狭地面兵力甚大，转打不易，一切望按实情决定。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这两个电报给了陈粟首长非常正确、及时的指示和提醒。陈粟首长深刻领会、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 “敌人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一不要性急，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在局势未定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使敌人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及时调整了军事部署。这就为后来孟良崮战役条件的孕育、发展和成熟，埋下了珍贵的种子，并在五至十天的时间内，逐步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最终取得了全歼国军“第一王牌军”整编74师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英明领袖毛主席还在两个电报的最后都特别强调了“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一切望按实情决定。”这就给了处在第一线的华东野战军陈粟首长，以最大的临机处置和决定权。毛主席只是高屋建瓴的从宏观上对全局进行把握，只是在战略层面提出一些指导意见或方案、方向，很少在具体战术上干预前方将领的行动和指挥。他充分相信前方将领，给与他们最大的自主权，并强调要把握战机，紧急时刻不必汇报，要临机处置，我们“不遥制”。
这与蒋介石习惯于在不掌握前线具体情况的前提下，越俎代庖，靠前指挥（有专机的便利条件），事必躬亲，喜欢依据自己的直观感觉和主观认识、以及下属谎报的军情，来遥控或干预前线指挥与部署、甚至直接上阵指挥基层部队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惨不忍睹的战绩和可耻失败，很多人都以为国民党将领都是废物。但实际上国军将领中也有军事能力很强的名将，比如李宗仁、卫立煌、白崇禧、傅作义、孙立人等等。不过有意思的是军事能力越强的国军将领越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李宗仁、卫立煌、傅作义最后都和蒋介石划清界限，而白崇禧凄凉离世，孙立人则被囚禁了几十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满脑子派系观念的蒋介石只偏爱和信任黄埔出身的、或有亲缘关系的、或浙江籍的将领，而对其他将领或部属总是不放心，总是认为他们不真心出力，因而最喜欢干一竿子插到底的事情。每逢大战，蒋介石必定要亲自遥控或干预前线的指挥，紧要关头甚至要亲自飞临前线。对此国军诸将领均头痛不已，搞的前线指挥决策人员像个士兵一样毫无主动权可言，总是畏首畏尾，谨小慎微，无所适从，唯恐出错被追责。故不敢决断，遇事一定要先汇报，而往往会错失良机。这样，这场仗还没完全开打，国军差不多也就输定了。
桂系头子白崇禧曾经说：蒋介石也就是一个“步兵排长”的料。意指蒋介石指挥作战喜欢超越各级指挥官直接给基层发话，而且经常是凭着他自己的主观判断，并不顾及前线的敌情变化，以僵化代替灵活、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这套做法不要说杂牌军受不了，就是嫡系的黄埔将领也是颇有怨言。
而蒋介石对这些议论和抱怨也并非没有耳闻。然而，当蒋介石听说这些以后，非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对这些“不听话”的将领在会议上大加训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撰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二卷第29至30页中有这样的记载：蒋介石在1949年的一次高级军事检讨会议上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训斥道，“我可以老实地告诉大家，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我讨厌!以为委员长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以不必重视他。你们的这种心理状态，无论和我当面谈话或在电话里面的语气往往表现出来……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之总因。”
殊不知，这一切失败的总因恰恰不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听蒋介石的召唤，而正是蒋介石他自己“亲口说的话”和那些“亲手订的计划”。
人们所能看到国军所取得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战役胜利，多是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宋哲元、张自忠、薛岳等人指挥的，因为这些人从内心里就不愿意听蒋介石的话，蒋介石即使要干预他们也不太灵光。另外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战役胜利的确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指挥取得的，但多是在遥远的地方，天高皇帝远，蒋介石干预起来也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取得的。当然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情况是个例外，而那又主要是因为红军内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
其实蒋介石心里也有难言的苦衷、甚或是委屈：我拿这么多钱养着他们，他们一个个不念我好也就罢了，却与我离心离德，不仅不肯为我出力，还与共匪哼哈一气，勾搭成奸，甚至还不断出现整师、整军、直至整个战区（指北平的傅作义集团）直接跑到共匪那边去的情况。唉，愁死我了，怎么办啊，不逼他不给你出力，逼急了他们就往共匪那边跑，这让我怎么弄啊？
这些当然是后话！[1]
作者简介
张文和，山东省蒙阴县人，中共党员，公务员，已退居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