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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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是著名历史学者杨天石研究蒋介石生平及思想的专著。由一系列解读蒋介石日记的论文汇集而成，内容包括国共合作及分裂，抗战期间对日策略，二战期间中国与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蒋介石败走台湾后的反省以及蒋介石的家庭，等等。在书中，杨天石采取从蒋介石的日记入手的独特角度，根据海内外档案、资料馆所存的蒋介石日记的多种版本以及相关史料，经仔细阅读、对照，谨慎地考订和充分解读，深入挖掘了蒋介石的生平经历、思想演变和真实心理，以生动的文笔揭示出蒋介石在历史事件中诸多决策和行为的根源。
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国民党史研究专家，在其专业领域内，长期享有国际声誉。他对于蒋介石研究，有三十余年的累积功力。为了寻找蒋中正的资料，其足迹不仅限于南京的第二档案馆，也多次前往日本的外交史料馆等处，以及台湾的“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 更多次前往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有关蒋介石的研究，已是近代史学界高度耕耘的领域，但杨天石仍有独到见解。他把与蒋介石相关新旧史料，仔细阅读、对照，形成多个重要而有趣的课题，再经过谨慎考订和充分解读以后，以生动的文笔写出来，最后化为一篇一篇可读性很高的文字，把蒋介石研究带入目前尚无他人可以企及的境界。本书即是作者多年关于蒋介石研究的成果汇集之一。
全书史料翔实、论证严谨，对历史人物评价客观，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学术性及通俗性、趣味性兼具的著作。
此次再版，针对书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配上大量历史图片和老照片，并配以补充说明性的图注，排版更美观、更便于阅读。
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国民党史，合著有《中国通史》第12册、《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第六卷等，个人著作有《揭开民国史的真相》（七卷本）、《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追寻历史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帝制的终结》、《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二辑）、《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当代中华诗词史家精品集·杨天石卷》等。
作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辑）获中国2008年十大图书奖、香港2008年十大图书奖，第二辑获南方读书节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奖；《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获2014年《作家文摘》及香港《亚洲周刊》“十大图书奖”。
媒体评论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纪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叫人敬佩。
——吕芳上（台湾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
读他（杨天石）的著作，我们总能发现不知道的知识。杨天石比较注重叙述，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宏观体系。他擅长用叙述把历史细节复原，在这种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使是专家看他的书，翻几页就会发现新东西。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天石参与民国史的工作，涉猎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派系斗争等，特别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有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蒋永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原文摘录
丢掉农民，丢掉资产阶级，丢掉全民，贪污腐化，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这五个原因是国民党丢掉大陆比较重要的原因。我还是引用傅斯年一段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势力，而由于它自己的崩溃。”所以，国民党丢掉大陆，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自己。
书评
去过台北的大陆游客，大概很少有不去中正纪念堂看看的，那里不仅展出蒋介石的生平事迹，也有中国近代史（尤其抗日战争）的另一套叙事。是非功过且不论，人们至少对这位曾经左右中国命运的政治人物仍抱有相当的兴趣；即便在台湾岛内，对两蒋遗产的争议也至今未平息。不过有一点应无异议：台湾社会在战后的方方面面，从经济起飞到去除日本殖民痕迹“再中国化”，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深刻影响。在他88年的人生中，最后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26年）是在这个小岛上度过的，而这却是大陆这边以往很少提及的。
自2006年起，蒋介石1918-1972年间的完整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批陆续开放，这让世人得以有机会了解这位一生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学者杨天石曾四次应邀去参阅，耗费了10个半月在那里抄资料——不夸张地说，这种对原始史料的占有是他建构自己“蒋学”体系的基石。在出版本书之前，杨天石已经陆续出版了三本“蒋介石日记解读”，都是从蒋氏日记出发来剖析其内心世界和政坛内幕。
现存资料均证明，1949年初大陆形势逐渐明朗时，蒋介石就已在着手准备撤退到台湾等沿海岛屿。从披露的日记看，这一败退对他的冲击首先是自省：他看到老家奉化城乡“一切与四十余年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实行也”。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人物，他此时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给民众带来承诺的福祉、改变与希望。这成为他后来在台湾坚决推动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原动力，也只有到了台湾，“耕者有其田”这种原先喊了多年的口号才真正得以落实下来。
任何政治口号要落实，都需要有效的组织架构支撑其执行力。但棘手之处也正在于此，杨天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纸上的文字可以很好，但执行力、实际贯彻执行的能力极低”，“许多想法停留在计划，停留在空谈，停留在纸上，做不了，执行不了”。显然，这被视为一个“问题”，并且是导致其失败的严重问题；然而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也意味着这套体系内部山头林立、互相掣肘，彼此权力制衡，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结果往往是既不能成大事，但也没有能力做大恶。这意味着蒋介石手里的整个政治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更多保持着旧时代的特质。
正因此，在他执掌大权的这最后二十多年里，其实耗费精力最多的还是如何改造这部机器本身，以求能更高效地贯彻他的意志，正因此，清除“腐化恶化分子”、派系分子、昏庸老迈分子与集权化是同步进行的一体两面。按照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此时应当做的是缩小行政管理的范围，而提升执行法律政策的效率，促进专业化；但蒋介石所谋求的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既想要提升执行效率，同时又管得更宽了，而每次无法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时，他就在日记里大动肝火。
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时代的缩影：虽然他奋力想挣脱、改造那部老旧的政治机器，但他本人身上其实就就有很多旧时代的烙印。他不满于当时的政治组织，屡次说要改造国民党，但最终他只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自视一身肩负重担，此外便找不出别的办法。他想带来变革，然而他的推动方式却常常带有道德说教的色彩。他的思想资源，除了来自基督教和五四思潮的一部分外，大多还是本自传统文化；他能坚持50多年每天写日记，并不仅仅只是个人习惯而已，事实上也是出于将日记作为“省过”方式的明清传统；他推出的很多新举措，往往都冠以旧名称，就像“耕者有其田”明明是新落实的政策，但他却声称是为了“实行国父遗教”。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然而他自己却似乎意识不到这一点。
不必说，杨天石此书确实让人得以看到蒋介石的某些性格特质和政治决策背后的动机，但总体上说，他有时像是一个为自己客户辩护的律师。由于他的解读相当依赖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因而在有意无意中，这些日记被视为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第一手文献——这不是说他没有批判，但他的批判是一种对史料真实性的甄别（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非对其叙事和修辞的批判。正如《档案中的虚构》早已证明的，一个人的求赦书是出于特定目的写下来的，对这种文献一定要小心，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蒋介石的日记就是他为后人留下的一份“求赦书”。
虽然对蒋介石打压孙立人、雷震等案中的做法多有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杨天石在解读中也不由自主地代入了蒋介石的视角。在他看来，蒋介石在1950年代初所施行的土地改革兼顾地主利益，因而最终结果皆大欢喜，是其重要历史功绩。但吕正惠曾指出，当时的土地改革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韩国和台湾三地的左翼根源而强迫进行的，而蒋介石愿意配合的原因之一是借机削弱台湾的地主阶级势力，当时表面上向这些地主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他们的地价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这导致很多地主阶级出身者仇恨蒋政权。正因此，《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中才从一个老牌统派的视角出发，断言“台独”运动的根源其实是在当时的土地改革。就此而言，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要深远得多。
在这里也可看出中国传统纪传体史书的潜在深远影响：在西方传统中，人物传记的原型是戏剧，更注重呈现其个性和矛盾冲突；而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时，其实注重的是对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即便“厘清事实”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在这一意义上，杨天石虽然强调解读蒋介石日记可以了解其内心，但他所说的“了解”并不是现代心理医生所秉持的那种病理学探究，而接近于因熟知而产生的同理心，更何况他更在意的其实仍是对蒋介石外在行为的盖棺论定。在此他又假定，只要不隐恶、秉笔直书，那么“客观评价”人是可以做到的，仿佛有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
吊诡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与对他盖棺论定的传记模式相矛盾的。即便我们能从文献资料中复原这样的“真实”，那必然也要求更多呈现他的个性、内在自我或个人经验，但传统传记模式的评判却像我们从讣告中看到的那样，往往都是“光辉的一生”、一份模式化的简历，作为垂范后人的典型，遮盖了他作为鲜活个人的那些丰富细节。正因此，杨天石在评述蒋介石的活动时，选取的都是那些重要的军政大事，但对他的晚年生活、兴趣爱好，乃至对复兴传统文化的倾向都略过不谈。更重要的是，后人总不免从自身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出发来进行评判，这在价值变迁较小的传统时代还有可能，到如今就已意义不大。更何况，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时在他而言也许是前后一贯的（例如对岳飞来说，抗金与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忠君），但得到的历史评价却可能截然不同。
杨天石所说的“真实”，并不是基于批判性认知之后的“真实”，倒不如说是相当于一个历史学者基于道德良知的公正评判。在此，他仍然坚信历史学家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他在序言中所强调的“要全面看人”，主张历史学家应公认的治史原则是“评述历史人物，要力求实事求是，全面、公正，不以个人好恶编造、歪曲历史”。他认为这是“对古典遗产的创造性的新解释、新运用，有助于促进中国史学的良性、健康发展”，但实际上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相当陈旧的史观，因为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原本就是一种政治鉴定，而不是现代历史学者所关注的重心。
政治史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历史研究的主流，但也因此，政治史研究可能比医疗史、妇女史这样的新领域更多延续了原有的传统学术范式。1985年，当时尚未成名的彭慕兰到中国访学，发现中国的历史研究与美国的迥然不同。他当时对19世纪末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鲁西地区感兴趣，但关注重心是长期、渐变的社会经济变化，而与他对话的山东大学学者却对此颇感费解，猜测他是不是对义和团或北伐感兴趣。彭慕兰后来回忆说：“在当时，中国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关于重大事件和伟大时刻的研究，因此有一套关于何为重要的标准。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我的想法，为何要去探索一个人们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区域。”值得补充的是，这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这大概是纪传体正史留下的影响，使得人们更关注按照一套功过标准来对重要人物进行评价。
传统上之所以注重盖棺论定，还有一重原因是因为传记人物常常被视为后世的道德榜样（或提供失德的教训），然而对现代社会来说，这种“以史为鉴”的思路也已逐渐失效，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与当下相去太远，通过效法前人来应对现实中的问题，早已不再那么顺理成章。不过，杨天石对蒋介石盖棺论定的努力或许也有其历史意义：在打破这个原先不可触及的人物的研究禁忌之前，必须先经过这样一番鉴定，定下基调，才能将之转化为一个研究对象，由此可以为后来者展开讨论奠定基础，就像河豚在经过去除毒素之后，终于可以变成安全的食材进行处理了。 已刊2019-02-15《第一财经日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