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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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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鲁迅》中国当代作家周海婴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父亲鲁迅

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即便是76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地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短短七年,要用近乎七十年的时间来回忆,来讲述。

父亲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4、5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们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笑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七十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跟父亲来往的一些人当中,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我对内山完造印象很深,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他去世;这次上海拍电影《鲁迅》,我还提出,内山完造这个人物的把握,内山完造是一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不论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日本人那样,总是点头哈腰的;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日本人。

萧军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他非常爽朗,一个东北大汉,没什么心计,说话脱口而出,很容易得罪人,但他自己又不往心里去。电影《鲁迅》里就有这样的镜头,萧红在他身后老拽着他衣服不让他乱说,他的确是这样的性格。

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没有,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

父亲与母亲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作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份。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份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作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东西,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吸烟不是放在嘴里,而经常是点着了放在那儿烧,既然烧,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注:鲁迅的母亲与其元配夫人朱安一直生活在北京)。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作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作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你是不是故意贬低朱安?!他们不知道那些信确实是别人代写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也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到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像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的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不理不睬;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1968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周氏三兄弟的关系

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一个悲剧,某些鲁迅研究者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媳沐浴导致的失和。但据当时住在八道湾的的房客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人是无法靠近的。当时情况究竟如何,我没有发言权,个中原因也许永远是个谜。

但我觉得导致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还是性格问题。周作人性格软弱,被他的妻子左右,他也不能脱离他自己的优越的生活环境——那时,周作人家里有厨子、保镖、车夫、佣人,他还没作汉奸的时候,人家劝他到南方去,他说家口在这,他不愿意走,他不愿意离开他的天地。

1948年,我随母亲到北京,某个冬天下午,章川岛先生问我是否要到八道湾看一下。我从小就听说八道湾,心里也早有种亲切和向往,于是跟着他去了。走进里院,只觉得空空荡荡,很寂静,西北角一个老太太坐在小凳子上晒[[[太阳]]。她把章先生喊过去,大概询问来者是谁。只看到章先生礼貌地回答几句后,老太太突然站起来对我破口大骂,汉语之后又换了日语。章先生赶忙把我拉到外院,我才知道,她原来就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自此,我再没见过她,八道湾房产也在解放后被我们捐给国家。我跟周作人的后代一点联系也没有。

周作人夫妇一直不承认我和我母亲,他们自始至终对母亲是蔑视的态度,认为她是作“小”的,我不是周家正统的人;周建人也很早被赶出周作人的家里,在上海作小职员,我父亲写信给蔡元培,让他介绍工作,周建人才在上海找到工作。他在上海也找到了一个夫人,原来的那个妻子(注:羽太信子的妹妹)和他早属于无效婚姻,周建人到了上海还几次写信要她过来跟他生活,但姐姐不让她去,一直把她留在周作人家,等于作他们家的高级保姆,这个姐妹俩也在北京先后去世。

现在想起来,祖母对父亲还是偏爱的,周作人无论多么风光,她没有住在周作人家里,哪怕是大儿子不在、在上海,她还愿住在大儿子家,朱安陪着她,说明她和周作人的关系非常冷却。羽太信子把鲁迅赶走,把周建人赶走,把房契也改了,想独霸一方。她又诅咒鲁迅是断子绝孙,出这本“大相簿”,实际上也是回复很多人,告诉他们,鲁迅的后人生活得很好!

身为鲁迅之子

说来奇怪,在父亲去世前几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

也许是那一段时间健康欠佳的父亲给我的心理暗示?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忧喜之中度过。每天我从三楼上下来总是蹑手蹑脚。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听一会他的鼻息。父亲的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我冲下楼,看到父亲躺在那儿,像以往入睡一样安祥,妈妈流着眼泪搂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以前我不知道父亲是个那么有影响的人,如果有转折点的话,那就是父亲去世,很多人把他从家里抬出来,送到万国殡仪馆,后来还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葬礼。从这个葬礼当中,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地位和影响。父亲墓碑上的字是母亲让我写的,她后来说别人写都不合适,她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谁写对谁都是一辈子的影响,她不期望别人来写。实际上是更多的为了对方的安全。

还有几个月,是父亲去世70周年纪念,而我也马上就77岁了。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但很多时候,大家更是冲着“鲁迅的儿子”来的,而很多情况下我也身不由己,耗了很多时间、精力;可是如果不去,人家觉得不给面子,有时我也很苦恼。

这两年我在维护“鲁迅”版权上也出了不少头。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是被枪打的那个出头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如果多年以后,我们的版权、肖像权意识能因此而有所进步,我觉得我付出被别人议论的代价是值得的。我和母亲的宗旨一向是,如果你好好纪念鲁迅,维护鲁迅,研究鲁迅,我们愿意将所有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无偿地分享。

我早已意识到,鲁迅是世界的,父亲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人,他的所有日记都一字未改地发表。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希望大家不仅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价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鲁迅,生活中的鲁迅,那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