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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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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中国当代作家马克文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小学

年过半百回忆孩童时的往事,就像回望遗失在烟波浩渺中的故乡,朦胧而美好,特别是小学生活的片段鲜活而温暖,令人回味无穷。

我的小学是在三个地点上的。九岁那年,生产队开设了教学点,我和村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入学念书了。老师姓马,本庄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白净,手指细长,前胸和后背上各有一个隆起的疙瘩,据说是小时候骑驴摔的(也可能是营养不良缺少某种元素所致)。马老师的白净和文静跟队里其他人脸色黑红,手指粗短、高声大嗓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老师。一年级在生产队看粮食的场房子里上课,没有课本、没有桌凳、没有笔墨,老师把生字写在一块黑色的小木板上,教我们读。我们八个孩子坐在热土炕上兴奋而好奇地大声朗读:“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念一会儿,老师把我们带到场里,每人面前划一块“作业”让大家照着黑板写字。多数同学用随手捡来的木棍写字,吴林珍的爸爸是生产队长只有他用废电池的墨棒写字,显得优越而富有,吸引来好多羡慕的眼神。下课了,我们就到生产队仓库的周围以及队长家门前的土坎下寻找废电池,往往一无所获。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书写作业,手插在裤兜里巡回检查,谁写的好就在旁边多站一会儿,微笑、点头,再悄悄离开;谁写的不好,在屁股上踢一脚,骂一声亏你大,然后蹲下身子抓起学生的脏手写几个字,让照着写。老师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脚上的力度也不大,所以我们并不害怕这种处罚,只是字写不好感到怪不好意思的。那时候,没有系统地单独学汉语拼音,拼音是在学汉字时带着学的,老师领读:g-uo—国,中归的归,我们跟上念:g-uo—国,中归的归,所以我们的汉语拼音都学得马马虎虎;老师也没有详细强调每一个字的书写笔顺,只笼统交代了汉字的书写规则:“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中间后两边;先进人后关门。”我们就按这个顺序写字,一些结构特殊字的笔顺都写错了,而且错了多年,后来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字时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慢慢纠正,但黑板上不知已经写错了多少,误人子弟、贻害无穷,心里至今有愧。

第二年,我们的“学校”转移到了仓库的一间仓房里。那时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很低,粮食打碾以后给国家交过公粮,给社员分给一点口粮,剩下的寥寥无几,库房时常空着,所以就把一间小仓房腾出来做了教室。门口的一面墙上泥了一个黑板,地上参错砌了高低不同的几排柱子,架上木板,高的是桌子,低的是板凳。我们一起入学的八个孩子五个升到二年级,三个留了级。二年级时我们有了课本,有了铅笔和白纸订的作业本,开始在本子上写作业,但书面作业很少,大多时间仍然在地上写字。跟以前“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上下大小年田,洒水、扫地、钉木箱;站岗、放哨、抓坏蛋”不同,有一篇课文的内容很有意思,读起来很顺口、很起劲。

粉碎四人帮,

人民喜洋洋;

除了四大害,

祖国更兴旺。

课文的题目早已忘掉,但那种挺着胸脯、扯着嗓子、挣红脸蛋、跟老师大声朗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一年以后,我们的教学点撤并到大队的小学,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代课,我们班的五个人全部升到了三年级。大队的小学就是大,有窗户上安着玻璃的教室、有老师办公休息的房子,有大大的黑板和木头的桌凳,有铁环跳绳,还有一副用木杆撑起的篮牌。课堂上我们读书、写字、算算术,下课了男生在院子里摔跤,打杠、丢窝儿;女生跳方、打沙包、抓五子。老师房子的门背后挂着铁环和跳绳,但平时不给着玩,只有六一前后才能玩几天。四年级开始写大小楷,一周两篇。那时候的老师基本都能写毛笔字,老师给每人写一张“影格”,我们就衬在大楷纸下面描,描完一页,又用小楷毛笔,顺着大字四周的格线写小楷,叫做“带字”。写一张大楷并不费事,要完成带字需耗费好多时间。这是最令我们头疼的。真正的语文数学作业并不多,一学期写薄薄的两本,多数时间还是在院子里画字,在桌子上演算,那时桌子上看不见“爱”“喜欢”等青春萌动的信号、看不见“早”或者“奋斗”等自我鼓励词语、也看不见对老师的诅咒,只有密密麻麻的演算痕迹。等到学期末尾,临近考试不写作业了,我们就在作业本的背面尽情地写字、演算,富有而贪婪,像一位长期饥饿的人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一样。那时没有课外书可读,马全东有几本小人书,但他视若珍宝,比命还值钱,只是偶尔拿一本炫耀一番,读几段让我们听听,调调大家的胃口,谁想看就掏五分钱,虽然小人书的诱惑力很大,但钱是硬头货,大家只好望书兴叹。由于缺少课外阅读,缺少想象力,不知道大山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对作文很不开窍,每次考试,前面死记硬背的东西很少出错,但后面的作文令我头疼不已,语文成绩总是中等水平,这个短板至今难以补齐。数学学的比较轻松,但是五年级的“工程问题”始终没有搞懂。每次考试几乎都有这样一道分值很高的题目:一项工程,甲单独做需要X天,乙单独完成需要Y天,现在二人合作M天,乙另有任务,剩余的由甲一个人做完需要多少天?看到这样的考题,首先在心里默默地骂一通,乙这个坏怂不做完再走,不知跑到哪儿日他娘去了,留下一点活把儿害人着呢!骂过以后就选择放弃。好在这类题上中学以后再没有遇到过,对以后的学习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不会终不会,过了也就过了。

那时候实行留级,一学年下来语文数学考不够六十分就得留级,留级生个子大、学习差,很没面子。所以学生都害怕留级,都为六十分这个摆在眼前的、实实在在的目标而奋斗。有些天生不爱念书或者智力缺陷没法念书的孩子,留上几级,个子比别人高一头,成绩比别人差一截,遭人嫌弃,自感难以相处,就早早淘汰,该干啥干啥去了。

哪像现在,学生到学校就成了皇上,不念书还得捧着,体制不许管,家长舍不得管,老师不敢管,学生不受管,没压力、没负担、没目标,糊糊涂涂,浑浑噩噩,被社会、家庭、学校的多股暖风吹得迷失方向、滑向泥潭。这种状况一定得改。也有好学的学生,比我们高一级的一位同学,经常在校园里叽叽叨叨地背一本厚厚的塑料皮小书,听说他在背成语字典,我也想拥有一本成语字典背背,但手里没钱,也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公社的商店里是没有书籍的。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都很忙,不是忙作业,而是忙家务。寒假里赶着牲口到离家几公里的老虎沟、双虎滩等处放牧、扫茅衣。天气晴朗的早晨吃过早饭,给毛驴备上鞍子,带上背篼、麻袋、扫帚等工具就出发,到了目的地,牲口吃草,人扫茅衣,傍晚装满背篼和麻袋返回。双手上裂开了横七竖八的口子,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洗手,再把麦子嚼成糨糊状的“麦精”,填进裂口之中,用水果糖纸包好扎紧,早上会好一些,但一干活,风一吹又重新裂开流血。其实山里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只是让牲口磨磨嘴唇,压压饥饿,给家里省点儿草料。一个假期出来,能扫够半年煨炕的茅衣,也能给牲口节约一些草料。暑假更忙,主要是放牛羊、给牲口割草。父亲把牲口看的被人重要,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还要我们给牲口割野草。那时家家都养牲口,天天割野草,崖畔、地埂等有限的几处长草地方早被光顾扫荡过无数遍,去哪里割?跑过几座山头,潜入邻村的树地(退耕还林),偷一背篼野草往回走,草上的露水顺着屁股和双腿向下流,双手被雨水泡得发白、麻木,但心里是兴奋的、愉悦的。

五年级学区统考后,我和堂侄被选拔参加县回民中学的招生考试,我俩历时三天,步行八十公里,到兴隆参加考试。一个月后,村里的马德才老汉捎话让我九月三号到回民中学报到,带上铺盖和碗筷。我说没见通知书,马老汉不知道通知书是啥,说我给你通知着呢,还要咋通知!那时我最远去过公社,还不知道县城在什么地方,县回民中学对我们来说是个遥远而神圣的殿堂,没想到这个殿堂就在不远处向我招手。九月三号,告别了我的山村小学,告别了马老师,告别墨棒,挤上了开往县城的班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求学生活。[1]

作者简介

马克文, 男 ,宁夏西吉县第二中学教师。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