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頂頭上司們(王志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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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頂頭上司們》是中國當代作家王志英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和我的頂頭上司們
從小我就愛寫愛畫。小學四年級時，老師就讓我騰寫材料；調政府當幹事後，領導又喜歡讓我做「大會記錄」；當了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後，就負責起草、修改、會簽文件，為縣長們負責起草大會報告，起草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向上一級機關報告的「文本」，一句話，整天泡在「文秘」工作里。
「文秘」工作有其特殊性，接觸領導的機會多。接觸一多，學習的機會也就多了。比如，學習領導敢講真話的品格；學習領導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勇氣；學習領導對下屬關懷備至的作風……一次，大概是1982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正為高副縣長起草一份大會報告，突然接到龍居郵電所轉來的電話，說：「你大女兒家裡有事，請你馬上回去。」放下話筒，我就直奔閆克惠縣長辦公室，因為我是政府辦公室副主任，請假得直接找縣長。通訊員說：「他剛走，要去招待所開會。」我急忙趕到大門口，他正要上車，我便大聲喊道：「閆縣長，有事！」他停住步，望着我，我急忙告訴了他的事情原委，還沒等我說出「請假」二字，他就搶先說道：「你趕快坐着小車回去看看吧！」我說：「不用，我騎自行車就行。」因為我知道，兩個大院只有三輛212，我不能因為私事而誤了他的開會。可他說：「招待所不遠，步行誤不了事！」他不容分說，就對司機說：「你馬上和王主任回去一趟，多會辦完事多會再回來！」說着便揚長而去，弄得我手足無措，門衛老馬見我還楞在那裡，才說：「你又不是不了解閆縣長的人品，還不趕快坐車回去吧！」
薛光夏，是我們的縣委副書記，卻沒有一點領導架子，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從來不搞特殊化，對下屬更是親如兄弟姐妹。當時，他身居高位，一家六口卻擠住在三間破爛不堪的小房子裡，吃的是家常便飯，坐的是小桌小凳，對同志、對下屬親如兄妹。一次，我的小女兒住院病危，急需注射一種叫「球旦白」的，我跑遍了全城醫藥門市部也沒找到。他知道後，跑了幾個縣，才找到幾支，挽救了我娃的生命。
從頂頭上司的平凡瑣事中，我悟出一個道理，就是一個領導幹部對他的下屬，不能掄天話、講空話，更不能裝腔作勢，假情假意，而要真心相待，以情感人，從大處着眼，從小事做起。須知，大話說得再大，也是空話；做的小事再小，也是實事，它會從心靈深處感動人，激勵人，使人奮進。
有些領導具有一些特別作風，如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比如平時召開幹部大會，台下坐的滿滿檔檔的，就是單等一個做報告的人，人們等了很久很久 ，他才姍姍來遲，遲到者往往是縣委書記或縣長。可我們曾經的縣委書記張世賢卻不是這樣，他總是第一個到場，不管他是做報告的還是聽報告的，他都第一個到場。如果他是聽報告的，不但第一個來到會場，而且肯定坐在台下第一排的「聽講席」上。記得1990年8月21日，市委決定讓我（時任宣傳部副部長）在二招禮堂向市直幹部做一次《「愛中華，迎亞運」的形勢報告》，張世賢書記竟是第一個走進會場的人，而且直接坐到了聽眾席上的第一排。我和李春風部長，忙到他的坐位處請他上台，他卻說：「今天，我是聽眾，聽眾就得在台下認真聽，我不上去了。」其他領導來後，也一一仿行，而且從此以後，就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凡報告會、上黨課等，不作報告的領導同志一律坐在台下做普通聽眾。
他還做過一件非常漂亮的事，那就是解決了考察幹部過程中一個非常棘手的事。記憶中，他來運城任市委書記時，幹部中還有不少派性或宗派殘餘。因而，每逢傳出要提拔幹部時，告狀信便會滿天飛。常委只好決定「暫時放下，待查清後再說」。結果，「只貼8分錢，就得查半年」，而且往往是查無實據，讓該提拔的同志錯過時機，既誤人前程，又不利於事業發展。縣委對此非常頭痛。可張世賢卻使出一個絕招：就是公開在全縣幹部大會上宣布：從幾號到幾號，為組織部考察幹部期，凡對擬提幹部有看法者，歡迎向考察組反映，我們一定認真對待；但對匿名信件，一律不予理睬。過了考察期，有意見還可以說，一經查實，立即撤職。結果，最令人頭痛的考察幹部期，竟平平穩穩地過去了，還意外地令幹部群眾非常滿意。這件事，對我啟發很大，認為一切與群眾息息相關的大事，如選拔幹部，制定種植計劃，公開推薦支部書記等，都要充分相信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在群眾中公開議論，公開比較，公開推薦，公開公正，不暗箱操作，充分相信群眾的政策水平和為群眾負責的覺悟程度。 有些領導「敢」字第一，對事、對人都敢於負責，曾經的縣委書記王金魁就是這樣一位「不唯書」「不唯上」的硬漢子，一個響噹噹的「焦裕祿式縣委書記」。從和他的接觸中，我學會了一個「敢」字，敢於向領導講真話，敢於向領導陳實情，敢於解決群眾中的棘手問題。記憶中，有這麼兩件事：一件是我在「縣委常委擴大會」上突然提出：「黨章是給全體黨員和各級黨組織制定的，縣委應該模範執行。可是，縣委卻將審批黨員的權限'由上一級黨委批准收歸由縣委組織部批准』，這是違反《黨章》規定的。」
一語驚四座，與會人員的目光「刷——」地一下都投了過來，看得出，大家的目光里飽含着驚訝、孤疑和擔心。那時我才31歲，是全地區最年輕的公社書記，真有點「初生牛犢不畏虎」，竟反問道：「咋啦！我說錯了嗎？黨章不是這樣規定的嗎？！」從此，就有人在背後叫我「王大膽」了。慶幸的是，此後不久，縣委下發了「今後審批黨員的權限一律按《黨章》規定執行」的通知。那年冬季，我們研究發展了一批新黨員，其中就有兩名思想進步、表現優異的出身不好的同志。一年後，一個擔任了小學聯合校長，一個被縣委組織部任命為公社黨委委員兼辦公室主任。
另一件事情是為「壞分子」翻案。公村有個呂豐定，是我抗日游擊支隊骨幹呂豐六的兄長，經常幫助我地下工作人員雷立法做些事情。但解放後，卻有人告她「向敵偽下馬編村密報了雷立法同志，致其被殺」，並以此為由，把他打成「壞分子」。在我任前、任中，他都多次審訴，要求平反。我也覺得此案疑點頗多，便組織「專案組」，親自掛帥，認真徹查。大量材料證明，雷立法被害與呂豐定無關，只是未查出真兇而已。為此，我主持黨委會研究決定：先為呂豐定平反昭雪，待查清真兇後再處。
在查處此案中，遇到不小阻力，就連個別黨委成員也不理解地說：「放着那麼多的急事不干，偏偏揀起一個'鐵案』在雞蛋里尋縫，真是自找苦吃！」果真被其言中，地區一級頂頭上司出於報復就將這列為罪狀，對我實行「隔離審查」。但查來查去，卻從臨汾敵偽檔案中，查出了真兇，原來「向敵偽下馬編村告密的人就是反對為呂豐定平反者的父親、長期隱藏在公村的敵偽情報員薛石塊」。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噢，原來這是抗日戰爭時期革命者與反革命者之間鬥爭的延續……
事情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了，但每每想起這些事，還是給我以欣慰和鼓勵，我覺得：作為一個黨員幹部，不論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黨和人民利益出發，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對黨赤膽忠心，為人民鞠躬盡瘁！
學習頂頭上司錚錚鐵骨、奉公廉潔的好作風。從1990年9月到1998年9月，我擔任過市政協8年秘書長，陪着劉寶善主席整整幹了兩屆、八年。後又同時退休，同時到「老促會」工作，他是會長，我是常務理事，又是八年。期間，有過矛盾，也有過爭執，有時幾乎是「不可調和」的，但相處愈久，心就愈通，對他的人品、人氣也就愈加敬重！
他，特別「扣門」，有人說他「花公家錢就象抽他的筋！」
他，還特別奉公廉潔，堅決執行「四菜一湯」制度。一次，市政協去某鄉視察，行前他讓我打電話，說午飯就安排在鄉里，吃家常飯就行。我按照他的意見通知了鄉里，某鄉卻按照慣例準備了席面。他火了：「志英！為什麼不給人家說？」我急忙把他拉到一邊，說：「說了，說了！可人家準備下了，你就不要再說什麼了，省得挖了人家臉！」可他，卻非要人家把席面撤去不可。我急了，忙說那位鄉書記：「不是讓你準備家常便飯嗎？」「是啊。沒有特殊呀？！」「七碟八碗，還不算特殊？」「不特殊啊！市里來人，那一個不是這樣？何況今天來的是政協領導！」我傻了。劉寶善卻說：「不管其他人怎樣，我們吃四菜一湯！」那個鄉書記，幾乎是求他了：「已經準備下了，不吃也是浪費。下不為例，行不？」誰知劉寶善卻說：「不是我和你過不去，要知道歪風邪氣剎不住，就是因為這個'下不為例』在作祟！」
過後，我怕這個鄉書記有意見，就找人家做工作。誰知，他卻笑着說：「聽人說，劉寶善兩袖清風，為人正派，這回我可真是領教了。如果上面領導都能象他這樣，我們就省事了！」
對他我太熟悉了。一次歸途中，我小心翼翼地問他：「你為什麼凡事都那樣認真？」他這才坦然地道出了心底話：「我只是想好好地做人。一個'人』字，雖然只有一撇一捺，但要真正把它寫端正卻不那麼容易。我這一生就是想要寫好這個'人』字啊！」
從小事做起，處處為人師表，是每個縣太爺的共同作派。比如，時任運城縣革委會副主任的王金魁母親去世後，他要我去當總管。期間，有件事至今我還記憶猶新：機關說，墳地太遠，由機關想法調一輛卡車往墳地送靈。王金魁卻說：私事不能公辦。一定要我為他花錢雇一輛卡車往墳地送靈。他是書記，我只好花他的錢為他雇了一輛卡車。當時我就想：「焦裕錄式的書記就是和人不一樣，就連這樣的小事也渭徑分明！」
王金魁，先後擔任過運城縣革委會副主任、主任和縣委書記，但不管幹什麼，他總是沉在農村，和老百姓泡在一起。那時，我在劉村莊蹲點，一天，他坐着212來了，萬沒想到他下車時竟提了一個鋪蓋卷，說：「想在劉村莊住幾天。」期間，他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了不少民情民意和民生民需，就是在他指導下，我們才把劉村莊建設成了一個全地區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也正是因為他經常工作在基層，所以才在全縣範圍內發現、總結和推廣了劉村莊大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南店大隊的小麥高產經驗、鄭費大隊的平田整地經驗，用典型推動了全縣工作的蓬勃發展。一次，我回縣城辦事，掏兩元錢從鄉下給他買了一小盆綠豆糕，但送他時，他卻把我批評了一頓，還非要給我兩元錢不可。我執意不要，他竟說：「如果你不要錢，那就物歸原主，你就把它端回去吧！」無奈，我只好收錢息事。
現在回想起來，確實非常感人，甚至因為某一件事，某一句話也讓人感動不已，如陳伯林副市長竟在運城風雲突變、風雨欲來風滿樓、地區頂頭上司A欲對我進行打擊報復之際，冒着不怕「牽連」的危險到夏縣為我們王范公社調運柳樹椽的事；王真副書記為我說了一句公道話：「我就不相信，干社會主義還能幹下罪！」等等，雖然許多老領導早已不在人世，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的培育之恩，不能忘了他們的言傳身教，唯有不折不扣地學習他們的優良品德，嚴於律己，才能不辜負老書記們和老縣長們對我們的殷殷期望！
謹以此文紀念之！[1]
作者簡介
王志英， 筆名魯峰 ，中國現代作家協會會員 。曾任原運城市宣傳部副部長、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