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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公元1355-1406年），字孟昭，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出生，江西乐平塔前镇楼下村人。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次年考中进士，授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不久改任科庶吉士。担任过《永乐大典》纂修副总裁。

徐旭为官清正廉洁。他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时，拒绝请托，不护友短，不抑仇长，处事公正，同僚无不敬佩。他办事认真，有魄力。

永乐元年（1403年）徐旭被封为国子监祭酒，主持国子监仅一年，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学的面貌，监内院、斋、舍、室处处井井有条，太学临生，人人循规蹈矩，认真读书。

永乐二年（1404年）调到翰林院任修撰，受到掌院学士解缙赏识，请他担任《永乐大典》纂修副总裁。徐旭自幼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深谙诸子百家，学识非常渊博，担任副总裁主修《永乐大典》，请慎端严，丝毫不苟，成一代巨著。

于永乐四年（1406年）春病逝任所，享年五十二岁。有《玉堂文集》传世。

为官当效徐孟昭----纪念《永乐大典》纂修副总裁徐旭诞生66O周年

中國共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对干部的选拔任用问题，指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他告诫各级党的主要领导，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应该说，主张为政应尚贤、举贤、选贤、用贤，为官应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讲，封建时代的官吏，所谓“清官”也好、“循吏”也好，他们与我们今天主张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价值观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比拟的，但是，他们之中也不乏在百姓心目中认定的“好官”、“廉吏”、“贤者”。这其中，明代乐平籍进士、《永乐大典》纂修副总裁徐孟昭亦可称之是一位贤者。

徐孟昭何许人也？即徐旭（1355—1406年），字孟昭，明乐平楼下村（今属乐平市塔前镇）人，洪武年间进士，曾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修撰等职，后任《永乐大典》纂修副总裁。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纵观徐旭一生，从其31岁中进士步入官场，至52岁病逝，为官二十年间，其任其绩、所作所为，我们之所以称其“贤而有德”，理由有五点。

一、天子身边不擅权

——不为权欲所熏

徐旭自幼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深谙诸子百家，书法出众，精于词章。中进士后，得以留在内廷，跟随皇上负责抄发章疏、记录行止、稽核违误等事项。先任庶吉士(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为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久升为给事中(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每日上朝谒见，负责实际政务，为中朝要职)。有关文献记载徐旭任“给事中，日记事，侍上左右，……每朝群臣退，独进士留被顾问，上未退不得退也”。即身处君侧，能在每日上朝侍奉皇帝(朱元璋)左右的“近臣”，经常完成皇帝交办的有关事情，可以说其权颇重、其言可要，相当于今天主要领导身边的办公室主任或机要秘书。然而，徐旭忠于职守，忠厚本分，对皇上讲话的记录、交办的事情，从无舛误篡改之处。更因徐旭在皇帝身边从不擅言，更不擅权，总是皇上怎么吩咐就怎么办，从而深受朱元璋的信任和喜欢，有文献称“公在高帝(指朱元璋)时，素以笃学见称，数言事切中当时，高帝嘉纳之”。

二、官位升降不計較

——不为名利所羁

徐旭在朝中为官几年后，朱元璋曾一度想放其下去补缺知府，后考虑其未曾主一方之政，被吏部改派房山、凤阳任县学教谕，即从皇帝身边的权重之位，一下跌落在一个县的“教育局长”位置上。然而，徐旭在教谕职上一干就是6年，忠心耿耿，尽心履职。吏部尚书评说他，不计职位高低，派他到哪就到哪，从不走门子谋升迁，为人正派，清廉可嘉。徐旭一生为官，多次迁职，无论升迁降职均不计较，如朱元璋崩驾后，作为先皇亲随，他从吏部调出，由考功司郎中要职改任的《太祖实录》编修，整天与档案打交道而毫无怨言。后得永乐帝赏识出任国子监祭酒，成为执掌太学、主管全国教育的“一把手”，一年后，又改任职位较低的翰林院修撰，当一个修史、编书的“编辑官”，他亦乐而赴任。

三、考核官吏不循私

——不为钱物所动

徐旭回京后，朱元璋给派了个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一职，吏部是管官的机构，考功司是考核官吏功过善恶，确定升降赏罚的部门，尤其是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级官员，实权很大。因此，各级官吏到考功司官员家中走门子、递函札、送礼物的人很多，考功司官员下到各地考核，公款宴请、打点银钱、馈赠特产，各处皆然。徐旭调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后，办事认真，公正廉明，在考察各级官吏功过善恶过程中，不受宴请，拒收钱物，吃住在驿馆，穿行于衙门。且不护友短、不抑仇长、不循私情，详查细核，秉公如实将情况上报朝廷。对走门子、送礼物者不仅拒之门外，还记录在案，向上呈报。有文献称徐旭“及在考功拒请托、抑侥幸，是是非非毫发无所遁”。因而同僚敬佩，上司赏识，朱元璋对他如此清廉公正很是赞赏，让他一直在考功司任职，并由员外郎(类今各部之副司长)一职提升为郎中(类今各部之司长)。

四、执掌太学不跟风

——不为权贵所惧

徐旭因朱元璋逝后调出吏部当了个编书的闲职，因而与“靖难之变”无牵连，反而因修《太祖实录》又系太祖生前身边的人，颇受燕王朱棣的青睐，朱棣继位后，视徐旭为博学资深的大儒，迁其职升任国子监（亦称太学，为全国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祭酒，执掌国子监的最高权力。由于国子监的生员多为朝中权贵子弟，属纨绔之辈，这些人依仗父、祖的荫庇而为监生，并不好好读书而时时浪荡于街市酒肆，难以管束。国子监的官员也落得清闲，视而不见，久之懒散成风，使得这一最高学府积习甚深。徐旭却容不得这种风气，一到国子监，就重立新规，整治陋习，规定监生要住监自修，学官要定期开讲授课，尽管招至诸多司业、博士等学官议论纷纷，仍强制施行，因而立见诸生自励，师范端严，使国子监的风气骤变。故古书讲其“及在大学，亦如在考功时，……盛威严……诸生凛凛仅自修饰，而其僚属之不便者已哗然议之矣”。

五、修史纂书不懈怠

——不为官场所累

徐旭在国子监为祭酒，既清正廉洁，又很有学问，朝中上下自有公认。但由于其正规矩、治学风，在国子监，“其僚属之不便者已哗然议之”，仅任职一年，时任吏部尚书蹇义就以其比较古板，与人不甚合槽，但很有学问为由，奏请永乐皇帝将徐旭调任翰林院修撰，当一个负责修史、编书和会试阅卷的“官”，徐旭也欣然赴任，潜心做学者去了。在翰林院期间，深得掌院学士解缙器重，请徐旭任《永乐大典》副纂修，于是，徐旭又如从吏部郎中降任《太祖实录》编修，整天埋头伏案与档案、文字打交道一样，不辞辛劳，不敢懈怠，全身心地投入到《永乐大典》纂修中去了。作为中国封建时代一部广收七、八千种图书共辑22877卷的鸿篇巨制的编撰参与者，徐旭功不可没。

可见，明代乐平乡贤徐旭，天子身旁不擅权——不为权欲所熏，官位升降不计较——不为名利所羁，考核官员不循私——不为钱物所动，掌门太学不跟风——不为权贵所惧，修史纂书不懈怠——不为官场所累，贤者也！

当然，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作为封建官吏的徐旭，距今日共产党人要求的德才兼备，尤其是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为民宗旨之大德的要求差之甚远。然而，这“不为权欲所熏”、“不为名利所羁”、“不为钱物所动”、“不为权贵所惧”、“不为官场所累”之“官德”，仍可为我们所仰、所效、所为。

习近平同志说得好，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但愿今日之“官场”，有更多的像徐旭这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