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晚年意气

《左文襄公晚年意气》节选于晚清政论家薛福成《庸庵笔记》^[1]的上卷。

薛福成(1838年4月12日~1894年7月21日)，字叔耘，号庸盫，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2]。自幼即受时代影响，广览博学，致力经世实学，不做诗赋，不习小楷，对八股尤为轻视。

原文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迨丁卯年文襄以陕甘总督入关剿贼，道出湖北，与威毅伯沉浦宫保相遇，为言所以绝交之故，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自认其二三。文襄常与客言；“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然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认也。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于位’文襄寄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又致书唁劫刚袭侯，措辞颇为恳挚。余谓文襄自此意气可平矣。庚辰，辛巳间，文襄奉旨召入枢廷。文武官僚于中涂进谒者，皆云左相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砥讥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既入军机，文襄奏言直隶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剧，请自出相度机宜，督率旧部数营，挑浚修治。

阅数月，文襄奏报河工蒇事，颇多铺张，并有数十年积弊一扫而空之语。于是，清议之士渐多失望，咸谓左相之疏未免虚夸，远不逮李相节次治河之奏周详核实，意者其西陲功绩，皆不过如是乎？余谓议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过当，因而责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岁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师咫尺，有效无效，众所共知。文襄出笔太易，乃其习惯使然，殆不始于此日也。顷之，文襄总督两江。

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吾初谒左相，甫寒喧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驾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翼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已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

潘君之言如此，可谓形容惟肖矣。又李相复陈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盒文编》者也。疏上时，适文襄在关外奉召将至，恭邸及高阳李协揆，以事关重大，静俟文襄至乃议之。文襄每展阅一叶，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儿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则复如此。枢廷诸公始尚勉强酬答，继皆支颐欲卧。然因此散值稍晏，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恭邸恶其暄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折。文襄亦不复查问，遂置不议。

栖身曾幕

同治四年(1865年)，机遇终于降临到薛福成的头上。同年夏天，清廷鉴于在镇压农民起义队伍捻军的过程中连连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将僧格林沁亦被捻军击毙，便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指挥湘军北上剿捻。曾国藩是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视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曾国藩善于结纳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贤士。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沿途遍贴了招纳贤才的榜文。薛福成十分钦慕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投奔他的极好的机会，于是将自己多年来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细细道来，写下了一万多字的《上曾侯书》，集中写成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条对策。6月28日，当曾国藩的座船沿运河途经宝应时，他由大哥薛福辰陪同，冒着风雨谒见曾国藩，将万言书恭恭敬敬地递上去。曾国藩读了他的上书，赞赏不已，觉得薛福成文章长于论事，日后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对周围人大讲薛福成他日当有造就，并立即延揽薛福成为自己的幕僚。从此薛福成跟着曾国藩走南闯北，与一群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幕僚朝夕晤谈。曾国藩酷爱围棋，每日清晨，都要请有相同嗜好的薛福成与之对弈，不但切磋棋艺，更注意交流对诸如"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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