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现中日“文化使者”的传奇人生(陈德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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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现中日“文化使者”的传奇人生》是中国当代作家陈德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尽现中日“文化使者”的传奇人生
在当前中日关系因日本右翼政客不断大放厥词、不断制造事端而产生严重倒退的外交困局下，人们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忧心忡忡。正在这时，当代作家邹雷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南京·东京》出版面世了，这让笼罩在关心中日友好相处、渴望和平生活环境的人们心头上的阴霾展现了一线亮光。我们相信，这线亮光必将在国际社会呼唤和平正义的时代潮流中大放异彩，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起到灯塔式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阅读《南京·东京》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时，让人挥之不去的是主人公刘洪友那激荡人心的励志精神和甘做中日民间文化使者的责任担当。
一．异域文化交流对促进东方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
《南京·东京》一书向读者讲述了主人公刘洪友在观看日本书法家手岛右卿于北京举办的书法展后，内心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决定去日本学习现代书法，他到日本后，一边学习日本书法技艺，一边举办培训班向日本书法爱好者传授中国传统碑帖的写法，从而使他成为当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书中列举了当代日本书法家手岛右卿现代派书法风格与清代末期书法家杨守敬出使日本带去的中国六朝碑刻，促进日本书法的革新，说明两国文化交流的相互促进，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杨守敬就没有日本现代和当代书法，也就不可能出现手岛右卿，说杨守敬是日本书法革新的催化剂，那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历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当初刘洪友被手岛右卿的现代派书法所震撼，带着去日本学习书法的初衷东渡扶桑，在学习日本书法艺术期间，他发现了日本当下书法教学的不足之处，便“创立了自己的教学模式，出版了十三本书法教材，教授25种碑帖写法，深受日本人的欢迎……和杨守敬如出一辙的是，两个人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日本书法界的中国名人。”
在中国书法界，人们一直注重“体”的学习。常常一临就是几百字的碑帖，并且所谓的“学会”，是指能用所学的这种字体去写一切汉字，去完成一切必要的文字创作。每位书者深知要想成名成家，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古人书艺的基础上自创字体或者变体，在同一字体——或至少一个字体系统下留下足够多的作品 ，以至于后人可以系统参考，学会和创设自己的字体。因此，字体，才是书法的真正作品本体。
在《南京·东京》一书中，作者邹雷先生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刘洪友潜心书法艺术的学习与研究，他在掌握书写基本功的基础上，刻苦临摹古今名家的字帖，采众家之长。他深谙目前流传于世的各种碑帖、匾额、扇面、条幅等书法作品，只是这个真正的本体的投射物和承载物、而非书法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一说要学颜体，我们就要把颜真卿所有的作品都集中起来参考的原因。具体来说，在中国，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专善写一个“龙”字或“虎”字，哪怕写得石破天惊，他只能算“艺术家”，却并不能算真正的书法家。但同样的行为，在日本可以被称为“书道”。你甚至会发现，日本人的书道作品大多数都是这类灵感一来抓着笔刷几个字的小件作品。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样的作品是“书”，不如说是“文字画”。比如蜚声日本的手岛右卿的代表作《崩坏》，就是形容战后的一幅文字作品。这样的书法作品就有“文字画”的特点，它在小品中既有现代的审美冲击，又有书法艺术中难得一见的画面感。但客观来讲，这种表现形式的文字几乎不能被用来书写长篇歌赋，不能作为伟大的文学创作的足够相称的躯体。
中国书法的最高理想境界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类似苏轼用苏体写苏词，颜真卿用颜体写颜书，毛泽东用毛体写毛诗。它要求书者为人、为文、为书自成一家，三星聚顶。这就意味着中国真正书法家的书法，根本就不是为那些奇趣小品而准备的，它是一个书法家为了作为自己一生的为人行诸于文时要用的载体而准备的。所以单练几个狂字，写个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作品”，对于中国炉火纯青的书法家来说显得毫无意义。因为真正的书法家，他的字要拿来写他一切的信札，作他一切的文章，在他练习、研究书艺的时候，不过是习作、修炼；在他行文作赋的时候，则是纯显自然；他随时可以用自己最习惯、最不假思索的笔法把他最直接、最有冲动的思考和感触诉诸笔端，然后这些书信、奏折、诗稿、文章，由被书家精神之美折服的后人尊为一种楷模，一种范式。可以说，他们在以意立言的同时，也在以书立法了。后人学他们的字，不是为了学如何写得好看，而是想要通过他们这个字体、去从一笔一画之间去感受和继承其灵魂和义理。所以，刘洪友先生的中国传统书法讲座，让在现代派书艺浸润的日本书道爱好者大开眼界，天长日久的精耕细作，师从刘洪友先生的书法爱好者日渐增多，就连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本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都成为刘洪友门下的学员。丰厚的人脉资源，为刘洪友先生在日本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得天夺厚的条件。同时也为促进东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日本国前首相海部俊树等两国政要同时为本书作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 应证了书法艺术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根基和支撑。
众所周知，日本文字过去主要是以汉字书写的。只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片假文与平假文为主要特征的日文代替。两国人民口语可能无法交流，但用文字书写基本上就可以进行简单的沟通。所以，一直以来，书法艺术交流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使之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根基和支撑，为中日各领域的交流与往来奠定了基础。由此我想到了2020年初武汉疫情刚爆发时，流传甚广的《全唐诗》第732卷收录的东瀛人长屋写的一首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中日两国虽然地处异域，但两国人民可以看到同一片蓝天，可以欣赏同一轮明月，只要有一颗佛家的仁爱之心，就可以共结善缘，友好相处。在当前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政客破坏的举步维艰之时，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就需要有更多的像刘洪友先生这样的民间文化使者以至诚之心，倾情奉献的精神挺身搏击于历史的大潮，才能使中日关系重新走向一衣带水、和平共处的正常化时代。这也是《南京·东京》作者邹雷先生在本书中一再表达的立意主旨。
在《南京·东京》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中，作者不惜笔墨，详尽记录了刘洪友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亲身经历，从开办书法培训班，到成立中国书道研究会；从灵芝王与古砚台的互赠，到筹集资金在南京建立樱花园……件件往事，都是刘洪友先生在艰难曲折的环境里致力中日关系友好的生动写实，折射出中日当代友好相处的一个侧面。书中贯彻始终的中日民间友好的立意，亲切而又令人感动。尤其是一个在南京出生，先辈曾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由刘洪友来推动民间中日文化交流，其内涵温柔而坚定，既激动人心又有感召力。能在当前中日关系因日本右翼政客不断挑衅而面临严重倒退的时局下还能看到《南京·东京》，实在是一种文化上的别开生面，温馨而又让人充满希望。这就在在说明和平的生活环境，没有战争硝烟的天空永远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国。
三． 作品文化内涵丰富彰显作者深厚的艺术素养。
《南京·东京》一书的作者邹雷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曾著有长篇小说《城市中校》《英雄末路》《铜哨声声》，长篇报告文学《飙风铁骨》《永鼎之路》，长篇历史文化散文《文华金陵》《南京魅力街镇》等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曾荣获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邹雷在创作《南京·东京》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时，同样倾注了大量的智慧与心血，他以极具感染力的文笔，极具可读性的语言，将书法家刘洪友、民间外交家刘洪友、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刘洪友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传奇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他对书艺的执着痴狂、对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拳拳之心描写得入木三分，真实感人。书中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着墨、对日本书道的剖析，尤其是南京的古韵风华、东京的异国风情在作者笔下熠熠生辉，随处可见。这些元素的叠加，使得《南京·东京》这部作品不仅表现了主人公刘洪友先生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人生勇于开拓的一面，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更让这部作品彰显了作者的深厚的艺术素养。 综上所述，《南京·东京》是一部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励志传奇作品，它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在阅读中受到感染，热血澎湃，从中激发出催人奋进的动力。[1]
作者简介
陈德民,笔名陈柏年，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