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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
 
国籍 中國
职业 文物专家,考古学家
知名于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知名作品中国古舆服论丛》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孙机,文物专家,考古学家。1929年9月28日生于山东青岛。1949年,孙机自尚未解放的青岛来到北京,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49年11月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作,任干事。1950年调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工作,任北京业余艺术学校工人部副部长。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五七干校”劳动。197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3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孙机经历

1951年,孙机开始从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曾协助沈先生整理中国古代铜镜。进入北京大学之后,长期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文物[1]

几十年来,孙机运用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在古代舆服、科技史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他所撰写的《中国古舆服论丛》一书中,就通天冠、进贤冠等古代冠冕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对中国服装史上若干重大的变革[2],如南北朝后期我国服装由单轨制变为双轨制,辽、金、元、清服制政策的区别等,均根据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做出了较透彻的分析;他所提出的中国古代车制发展的三个阶段说,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

1984年在威尼斯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学术讨论会上,英国科学技术家李约瑟先生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服饰博物馆曾聘他为设计委员,北京服装协会选举他为理事。他还应邀担任了我国第一座古车博物馆--山东淄博古车博物馆的整体设计工作[4]

研究

孙机对中国古代科技文物的研究投入不少力量,分别对农牧、纺织、计量、矿冶、交通、医药等文物加以整理分析,并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科技文物"专题课。他认为,历史如果仅仅描述政治、经济、兵制、赋役等,而不对当时的日常生活、文化背景有所阐发,则历史往往只是一个骨架,而显得不那么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因此他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对考古发现的数量巨大、门类繁多的汉代文物,进行了总结性的全面清理。书中他将"汉代文物"改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就是旨在揭示这一文物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汉代社会文化现象。该书是一部份量很重,质量很高的汉代文物研究专著,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5]

任职

孙机于1990年被文化部聘任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一些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器物经他辨识而重显异彩。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一般藏品中的一尊五代时期的瓷人,经他鉴定实为茶神陆羽像,是我国茶艺史上极重要的资料。他对传世名画的考订有独到见解,特别是他初步证明周昉《簪花仕女图》是五代时期的作品,而元王振鹏《金明池争标图》可能取材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已佚的后半部分,为了解《清明上河图》提供了线索,令人对这些传世名画的年代、内容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也多有发微。他撰写的有关东西文化交流的论文收入《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受到专家肯定。

孙机作品

孙机还与人合著有《文物丛谈》、《寻常的精致》。《孙机谈文物》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他

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编委兼古器物分支副主编。199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08年5月,《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增订本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丛书"的一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外,孙机还著有《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6](2012年6月,文物出版社)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2014年7月,中华书局) 、《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7](2016年8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和《载驰载驱--中国古代车马文化》(2016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等作品

主题讲座

宗教观=

中国古代的和西方完全不一样。 商代认为神是祖先神,商代祭祀的对象只有他的祖先。汉代认为的最高神是“太一”,它是一个宗教观念和哲学观念结合的东西,汉代画师很多,但并没有什么“太一像”、“太一庙”。同样,五行学说也是又像哲学又像宗教,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行是相生相兴,相生就是出来,相盛就是让他下去。这一套五行相生相盛的说法全世界别的地方是没有的。五行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宗教的主流。王朝更替也常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中国古代皇帝、王朝是轮流做庄的。王莽不费一兵一卒当上皇帝,依靠的就是五行学说。

中国古代的宗教思想与西方也不一样。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主要有南北朝前的原是道教与后来的佛教,道教追求生前,佛教追求死后;道教让人成仙,老而不死,佛教则是现在行善,为的来生富贵。

古代道教中的成仙分为两方面,一是吃营养药,生理上着手,二是清静而为,心理上的修炼。后来演化为我们熟知的炼丹,明朝最大的得势的道家都给皇帝吃春药,后来明朝好几个皇帝给他折腾死。

中国的宗教观念和西方几乎完全不一样,没有死了上天堂、下地狱的说法。春秋汉代时就有人有灵魂的说法,但并没有上升到西方宗教观念那个程度。这从汉代画像中可以看出来。很多研究文物的学者认为画像师画的都是死者灵魂升天,画中的马车车队往西走代表升天,往东走代表下地狱。但实际上汉代并没有这种说法。一是往东往西无法界定,其次一些画作中,车队是两个方向对着来,这样更加没法解释是升天还是下地狱。

中国古代宗教观念中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神,其核心在于用五行学说来解释王朝兴替。

茶饼

古代喝茶最高峰是南北宋之交,这时候喝的最好的茶不是小灌木上的茶芽,是茶笋。茶芽和茶笋的区别,茶笋是在茶籽地上长出的芽,茶芽是枝上长出的芽。在地上长的茶笋,将其采下来以后只留当中的一鎏,这时候刚从地里出来,光合作用还不充分,还不发绿。这一丝拿出来以后就搁在口袋里,搁9万个口袋,一个壮汉揉,揉到里面成浆糊。把浆糊掏出来以后搁到茶模,做出来的叫茶饼,再压上花纹。就像前些年宾馆里供应你一次性的小肥皂。要是龙纹叫龙团,凤纹叫凤团,这个凤团、龙团还得串成茶串。最贵的一个值几十万钱,当时最便宜时一升米也就十来钱,也就是一个茶笋做成的小茶饼,价值几万公斤大米,豪奢至极。

茶饼怎么喝呢?首先得先把它焙,烤干,然后砸成块,搁到茶碾。茶碾就把茶饼上的碎片碾成茶末,然后过箩,落下去的末可以用“尘”形容,极其细。

到宋代、唐代喝酒、喝茶都用盏,但喝之前他要先把这个盏烤一下预热,这个茶叶末已经过箩,变成很细的末,盛茶叶末的容器一般是荷叶形的罐。有的盖上还贴着条写着“茶末”两个字。茶叶末的盖里头有个小勺,一个长把的、头很小的勺,这个勺叫“茶则”,则指的是标准三钱的量。茶盏烘热后,便从茶叶末罐里头拿茶则拨出来三钱茶叶末放入茶盏,倒上少量的热水然后去调,即“调膏”,将茶叶末调成茶膏。然后用茶瓶或汤瓶(盛开水的瓶子)往茶盏里倒开水,边倒边搅合,这一套动作叫做“点茶”,点茶时会浮出一层泡沫,叫沫浡,当时认为茶的精华在沫浡里,最为养人。

中国喝茶简化是在南宋,日本一些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到浙江天目山学了中国下坡路的那个喝法,传入日本。日本的茶道格外讲究,客人和主人位置有规定,端起碗到嘴期间,直线还是弧线也有讲究,而喝的茶就是普通的大茶叶,很苦。所以,日本人喝茶之前要先吃点东西,就是大酱汤,防止喝下茶把胃黏膜给伤了。日本茶道这一套是为了维护日本武士道这种体系,不是为了真正喝茶[8]

击缶而歌

中国古代,一直到南北朝以前都是喝凉酒,用冰块来镇。古代秦统一以前,西方说秦人比较落后,是击缶而歌,在瓦罐上敲着就唱,它没有那么好的音乐乐器。这个缶是盛酒的,里面有个方的铜镜叫缶,外面是盛着冰块的,本来是笑话秦,你们陕西佬敲着小陶罐唱歌,但是击缶而歌成为成语了。北京奥运会上,张艺谋就安排了“击缶而歌”,击缶就击缶,旁边还带着冰箱,敲着冰箱唱歌,这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

南北朝盛行道教,道教要吃五石散,五石散有毒,吃完全身痒痒发热,别的东西都得吃凉的,还得散步。我们现在说散步,实际是应该是散步,就是吃了五石散以后发热,你必须得走,这个劲儿才会下去,否则会热得很难受。这时候别的都是凉的,酒得是热的,得喝热酒,这样才能和那套药的作用抵消。所以,中国喝热酒是南北朝以后[9]

宋代的酒虽然是热酒,但不是那么热。它也是一个壶,但这个壶底下有个碗,这个碗叫温碗。一些茶叶博物馆里很多说是茶具的东西,实际是喝酒的东西。

前文说到南北朝盛行道教吃五行散,吃后全身痒痒发热,这也造成了当时竹林七贤穿衣宽大,以方便他们挠痒痒。吃五石散后也不能常洗澡,古代人身上便常生虱子。中国古代招虱子不丢人,当时还有专门刮虱子的梳子。贵族常备三套梳子,中国古代的“梳”,就表示齿很稀,这是最后用的,再密一点叫篦子,再密一点叫yi(四声)(上竹下臣),现在已经不用了,很密的梳子,用来是刮虱子的卵,一些地方叫“虮子”,六朝的学者,一边谈着哲学辩证思想,一边用梳子刮虱子,这都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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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