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

孔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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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前後，孔尚任考取縣府學生員。後來參加歲考，沒有錄取。但孔尚任並沒有放棄做官的念頭，他典賣了家中田地，捐資納了一個「例監」（國子生）。31歲，他於縣北石門山，讀書著述，談古論今。在少年時代和讀書石門山時期，孔尚任已對南明興亡引起注意。這期間，他曾從親友處採取軼聞，又從諸家記載中擷取史實，準備寫一部反映南明興亡的傳奇。這就是《桃花扇》創作的醞釀時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孔尚任35歲時，應衍聖公孔毓圻之請出山，修《家譜》與《闕里志》，教習禮樂子弟，採訪工師，監造禮樂祭器，為康熙帝玄燁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動作準備。次年康熙親自到曲阜祭孔。這是清統一全國以後第一次最引人矚目的尊孔大禮。孔尚任被選為御前講經人員，撰儒家典籍講義，在康熙面前講《大學》，又引康熙觀賞孔林「聖跡」。因講經、導覽都能稱旨，康熙破格升他為國子監博士。意外的恩榮遽然激發了他對清統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對「不世之遭逢」受寵若驚，一面準備「犬馬圖報，期諸沒齒」，充分反映了這個局限於個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對新統治者的依附態度。

1684年康熙南巡北歸，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歲的孔尚任在御前講經，頗得康熙的賞識，破格授為國子監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歲，奉命赴江南治水，歷時四載。這個時期，他的足跡幾乎踏遍南明故地，又與一大批有民族氣節的明代遺民結為知交，接受他們的愛國思想，加深了對南明興亡歷史的認識。他積極收集素材，豐富創作《桃花扇》的構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孔尚任進京，正式走上仕途。當他還來不及顯現其儒學經綸的才能時，七月初，即奉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淮揚，協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為朝官，意在於「清華要津」，現一旦與漁人為鄰，鷗鷺為伍，頗為失望。滯留淮揚四年，孔尚任時有遷客羈宦、浮沉苦海之感。他親見河政的險峻反覆，官吏的揮霍腐敗，人民的痛苦悲號，發而為「呻吟疾痛之聲」，成詩630餘首，編為《湖海集》。這些作品擺脫了早期宮詞和應酬、頌聖之作的不良傾向，較深切地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些認識。

淮揚一帶是明清之際政治軍事鬥爭的重要地區。在這裡，孔尚任駐足於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揚州登梅花嶺，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過明故宮，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磯，他特地到棲霞山白雲庵，訪問了後來被寫進《桃花扇》的張瑤星道士。這表明，孔尚任正為《桃花扇》的創作積極進行着實地考察。這時，他還結交萃集在這些地方的明代遺民，其中有與明末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或與清政權持不合作態度的冒襄、黃雲、鄧漢儀、許承欽、龔賢、石濤，談古論今，過從密切，有時"所話朝皆換"，竟秘而不為「門外人道」。淮揚四年不僅是孔尚任對現實認識的深化時期，也是創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準備時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開始了10年京官生涯。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購得唐代宮廷著名樂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與顧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傳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購小忽雷、鄭盈盈彈小忽雷，二人終於結成夫婦的遭遇為線索，表現了一代文人的沉鬱不平，歌頌了鄭盈盈不慕富貴，不畏強暴，堅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寫了帝王的昏庸、藩鎮的跋扈，權臣、宦官的專橫與傾軋，反映了唐代元和至開成之間朝政的腐敗情況。在史料的取捨上，劇本充分重視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體的人物（如梁厚本、鄭盈盈）關係、情節發展上，又進行着大膽的虛構。這部劇本是孔尚任在創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為《桃花扇》的創作提供了藝術經驗。前5年，他仍做國子監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為戶部主事，奉命在寶泉局監鑄錢幣。三十九年（1700）三月，為戶部廣東司員外郎，並寫成了《桃花扇》。一時洛陽紙貴，不僅在北京頻繁演出，「歲無虛日」，而且流傳到偏遠的地方，連「萬山中，阻絕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鶴峯縣），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職，「命薄忍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誹謗」（《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詩讚予〈桃花扇〉傳奇，依韻卻寄》），同月即罷官。這時期，雖然結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終遭到冷遇，更無法發揮他頗為自許的管晏濟時之才。這些苦悶，無疑沒有擺脫個人仕途升沉變遷之感，但有些詩卻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場傾軋，直指"盛世"為"濁世"之類，都表現出對康熙的所謂知遇之恩、險惡的宦海風波、現實的黑暗混濁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因而，當他以東魯狂生自命，"彈鋏燕市中，獨歌不逐吠"的時候，表現出了難以抑制的激憤。罷官後，孔尚任在京賦閒兩年多，接着回鄉隱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這位享有盛譽的一代戲曲家，就在曲阜石門家中與世長辭了，年七十歲。

他需要依附於統治階級，對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但因為不得志，他對清廷的掌權派不滿，並逐漸對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懷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談仕途經濟，但在濁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並且對歷史和現實有自己的見解。他時而謳歌新朝，時而懷念故國；時而攀附新貴，時而與遺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複雜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形成了他複雜的變化着的思想立場。這就是孔尚任從事戲曲創作時的思想狀況。

《桃花扇》脫稿後 9個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罷官。確切原因不詳。今人從作者《放歌贈劉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謗誹」等詩句及友人贈詩推測，罷官可能與《桃花扇》的內容有關。這一推論得到較廣泛的承認。但是，因為《桃花扇》歷演不衰，也沒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懷疑此說，認為疑案與《桃花扇》無關。真實的原因，有待於確鑿證據的發現。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帶着悲憤的心情回到家鄉，過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陽、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過短期的漫遊，做過幕僚，終在抑鬱之中逝於曲阜。

文學成就

孔尚任著作中《宮詞》、《魯諺》、《律呂管見》、《□堂集》、《介安堂集》、《岸堂文集》、《綽約詞》、《節序同風錄》、《祖庭新記》皆未見，部分存世的有《岸堂詩集》。存世詩文作品有《石門山集》、 《湖海集》、《長留集》、《享金簿》、《人瑞錄》等，近人匯為《孔尚任詩文集》。戲劇作品皆存，《桃花扇》有康熙刻本、蘭雪堂本、西園本、暖紅室本、梁啓超注本。近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季思、蘇寰中合注本。

當時的清都北京，戲曲演出極為繁盛。孔尚任在公餘致力於戲曲創作。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與顧采合作的《小忽雷傳奇》在景雲部演出，頗得觀眾讚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經過他十餘年苦心創作的傳奇劇《桃花扇》脫稿。該劇以復社名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滅亡的歷史，「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以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和觀眾。王公顯貴爭相傳抄，清宮內廷與著名崑曲班社競相演出，一時轟動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當時與《長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稱。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罷官。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歸時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講《講語》受到褒獎，被任命為國子監博士。於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開始了仕宦生活，還寫了一篇《出山異數記》，表示他對清朝的感激涕零。但僅僅過了一年，他便在出差淮陽疏浚黃河海口時，接觸到黑暗的社會現實，逐漸認識到吏治的腐敗。回京後，他雖繼任國子監博士等官，卻主要以讀書和搜藏古物來填補閒散的生活；以戲曲、詩歌的創作來抒發抑鬱的胸懷。《桃花扇》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最後脫稿的。《桃花扇》貫注了孔尚任畢生的精力，他說：「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夸於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宴，亦往往及之。」（《桃花扇本末》）治河期間，他住在泰州，也曾從事劇本的創作。《小說枝談·桃花扇》引《脞語》說：「孔東塘尚任隨孫司空在豐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棗園中，時譜桃花扇未畢，更闌按拍，歌聲嗚嗚，每一出成，輒邀映碧共賞。」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樣的記載。同時，他結識了冒辟疆、鄧孝威、杜浚、僧石濤等遺民，得到了不少遺聞和史料，為《桃花扇》的最後定稿做了充分的準備。回京以後，又經過十年慘澹經營和三次易稿，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書，次年因文字禍罷官。二年後，他懷着依戀和激憤的心情離京回鄉。「揮淚酬知己，歌騷問上天。真嫌芳草穢，未信美人妍」（《留別王阮亭先生》）；「詩人不是無情客，戀闕懷鄉一例心」（《出彰義門》）：便是他當時心情的自白。晚年曾幾次出遊，景況頗為蕭條。

孔林墓地

孔尚任墓，在孔林東北角，有墓碑，立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刻'奉直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東塘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