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碑(时国金)
作品欣赏
太行山碑
走在一块块太行山石垒砌的渠堤上，一面是斧劈刀崭的峭壁，一面是临崖深渊，清澈的渠水顺着山势缓缓地流淌。这条渠像一条碧绿的飘带，紧紧地萦绕在太行山腰。它是绿色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我觉得它周身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岁月在这里仿佛停滞。隆隆的炮声，铿锵的锤钎敲击声，已幻化成了美妙的自然之曲，在每一个走过的后人心间奏起，鼓荡着胸中无数的红旗猎猎，实在震撼于这韵律的高亢和强劲。
这个爽朗的秋天，站在红旗渠坚硬的石堤。我从它建设的故事中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称誉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壹
极目历史的深处，太行山区，山穷、水恶、地瘦、人贫。位于太行山麓的林县，素称太行山的门户，自古山高坡陡，土薄石厚，天不下雨，地不存水，十年九旱，水源奇缺，是河南最缺水地区，小旱薄产，大旱绝产。《林县志》记载，从明正统元年到新中国成立的500多年间，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次。白纸黑字间“人相食”的表述是那么刺眼而高频——“林县每遇干旱，河干井涸，地裂禾焦，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姚村镇寨底村碑石上，记述了清光绪元年（1875）至4年（1878）林县遭大旱的悲惨情景：“三年间无麦无禾……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也借和榆皮为末食之……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自植其身者，盖亦鲜矣。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芦席也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分之中死者六七。”
任村区桑耳庄村300多户人家，常年跑到离村3.5公里远的黄崖泉挑水吃，曾跌死、跌伤三人。民国初的一年，天大旱，泉水只剩下香头那么粗，远道来这里挑水的人越来越多。大年三十，老长工桑林茂起五更爬上黄崖泉，想趁早挑一担水回家过年。可挑水排队的人太多，一直到天黑才集满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心痛公爹，摸黑出村迎接，由于天黑路陡脚小，接过担子没有走几步被石头绊倒，一担水泼了个精光，儿媳妇又气又愧，回家悬梁自尽了。桑林茂怀着满腔悲愤，埋葬了儿媳妇，大年初一领着儿子踏上了风雪交加的逃荒路。
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视水如命，盼水想水心切，许多村名冠以水字，诸如张家井、洪河、柳泉等等。连给孩子起名字也都要带上个水字，如男孩子叫水旺、水生、兴水、来水，女孩子叫水英、水莲、水娥等。
为了节省水，许多深山区农民平日很少洗脸洗衣服，只有在过年过节赶庙会、走亲戚等特殊情况下才舍得洗手洗脸。洗脸也往往是全家伙用一个盆，舀一点点水，大人洗了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着下次用。刷锅洗碗水也是上顿用了下顿用，今天用了明天用，连用数次，直到水成了糨糊状，才肯让牲口喝掉。
对于这种缺水状况和盼水心情，老百姓口传这样一首民谣：
家住在高山,用水真作难。
担水如取经，吃水似油盐。
房子着火没水救，亲眼看着火自欢。
盼星星，盼月亮，啥时水能流到咱村上？
贰
一只雄鹰翱翔在太行山的上空。
1954年，26岁的杨贵任林县县委书记。在这里，他一干就是二十一年。
杨贵在林县二十多年如一日，跑遍了全县四百多个村庄，在一千多户农家住过，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大自然的脾气”，提出了“水字当头，全面发展”的方针。带领县委一班人发动群众治山治水，要把“天上水蓄起来，地下水挖出来，本地水找出来，外地水引进来”，从而彻底改变林县缺水的面貌。经过连续几年的水利兴修，全县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建成了天桥渠，抗日渠，淇南渠，淇北渠，英雄渠等引水渠道和要街、弓上、南谷洞、石门等中型水库。
然而，1959年林县再次遭遇特大旱灾，从春到秋没下过一场透雨，干涸两百多天，全县境内无滴水可用 。
艰难困苦，在强者面前，有时便成了激发斗志燃烧激情创造辉煌的熊熊烈焰。与其在苦熬中死去，不如在苦干中求生。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
这年年底，一个注定将震惊世界的壮举——“引漳入林”工程诞生了——从山西平顺将漳河水拦腰截流，把河水引上太行山，引进林县。
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了河南省委的批准。1960年1月27日（腊月二十九）河南省委向山西省委发函，请求解决林县“引漳入林”的有关事项，2月1日（正月初五），山西省委就开会研究，同意林县借道引水方案。第二天就通知河南省委。
林县县委向全县55万人民发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要让太行低头，让河水听用，从根本上改变干旱缺水的旧貌。这个号召，顺应了世世代代林县人民要摆脱缺水之困，绝不愿再忍受大自然摆布，改造自然，做大自然主人的强烈愿望。一经提出，就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响应。气壮山河，鼓舞人心。
1960年的元宵佳节，杨贵书记和县委全体领导率领3万多民工组成的修渠大军冒着寒风，踏着霜冻，浩浩荡荡地开上了太行山，扑到荒无人烟的漳河滩和“引漳入林”工程的各个施工段。于是，过去峰峦叠嶂冷壁清寒的太行山间顿时成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战场。
在几千年没人烟的漳河滩，从渠首到分水岭间的无数没有名字的荒山野沟的渠线上，一下子热闹起来。在寒冷的太行山深处，铁锤声、钢钎声打破了几千年太行山的宁静，坚硬的岩石和血肉之躯开始碰撞。千军万马战太行，是人与大自然的较量，是不服，是不屈。虽然敲打第一声的不知是哪一把锤子，那一声锤音一定响彻云天。
这个战场一摆就是十年。
叁
十年时间，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马有金在红旗渠工地就任了九年指挥长。1961年10月马有金任红旗渠总指挥部指挥长。这时红旗渠建设资金十分紧张，民工生活口粮标准很低，为鼓舞民工的斗志，他身体力行，与大家同甘共苦，同劳动，同吃野菜，抡锤打钎。崖当房，石当床，虎口崖下度时光。他总是带头跳进冰冷的水里，带头挖石出碴。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率领民工攻克了许多艰难险阻。在工地上，他与年轻人比赛抡锤打钎，一股劲能打100多锤，一般人都比不过他。他对建渠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发现谁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当场给予严肃批评，立即掀掉，坚决返工。为了红旗渠的建设，九年，他没有在家陪家人过一个春节。母亲生病，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回去照料，直到母亲病故，才向县委请假回家送葬。在母亲的坟头他长跪不起，浊泪成行：“母亲，红旗渠不修成，我对不住您老人家呀！”
其实，当年不仅仅是马有金一位领导干部战斗在工地，林县县委要求每个县领导干部每个月在工地劳动的时间不少于十天，一年就是一百多天。抡大锤，烧石灰，造炸药，放山炮，到处都能看到干部和党员的身影。
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汗水，群众就能流血水。
在红旗渠的山崖上有一块巨大的摩崖石刻——“山碑”两个字，雄强奇逸，气象浑穆。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书写。虽然我不喜在景点拍照，但还是情不自禁把这两个字收进相机。林县人民以山为碑，把生命镌刻在这巍峨的太行，用无悔的青春书写了人生碑文。
在整个红旗渠建设中有81名干部和民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在翻阅《红旗渠志》时，看到的第一位为建渠牺牲的烈士就是吴祖太。他是红旗渠建设工地上唯一的一位水利专业毕业的技术员。
那是红旗渠正式动工的第45天——1960年3月28日，下午6点多钟，收工后，红旗渠工程技术员吴祖太听说王家庄隧洞洞顶时有土石塌落，立即放下饭碗，和姚村公社分指挥部干部、姚村卫生院院长共产党员李茂德赶到隧洞，检查安全。不幸遭遇塌方，两人光荣牺牲，吴祖太年仅27岁。
吴祖太祖籍原阳县白庙村，1933年生。幼时家乡闹饥荒，7岁随父母到郑州讨饭，靠卖水过日子。1953年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于1958年来到林县水利局工作。在林县，他被林县人缺水、找水、引水的事迹深深感动，把林县当成了自己的家。在南谷洞水库工地负责技术工作时，为赶任务，逢年过节他也不回去。不久，他的新婚爱人薄慧贞为救学生因车祸身亡，他悲痛欲绝，料理完后事，第二天就赶回了南谷洞水库工地。
转战红旗渠后，他和当地的土专家一道，不畏艰难，翻山越岭，饿了啃几口干馍，渴了喝几口泉水。白天用仅有的两个水平仪，一点一点地测量；夜晚，在煤油灯下用算盘计算，有时一算就是一个通宵。最终完成了红旗渠定线测量设计任务。
红旗渠开工后，他日夜操劳，整天吃住在施工现场，处理了许多棘手的技术难题。青年洞一段，原来设计的是绕山挖明渠，但是工程量太大，施工难度大，吴祖太将原设计方案改为开凿隧洞。在总干渠跨越浊漳河的地方，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充分了解漳河水文情况后，设计出了构思灵巧的“空心坝”方案，让渠水从坝心通过，让河水从坝顶溢流，河水走河道，渠水走渠道，解决了渠水和河水交叉的矛盾。
肆
在老鹰嘴，我仰头注视着那几欲下坠的绝壁悬崖，试图复原出当年任羊成和他的除险队凌空除险的场景和心境，无法想象在这飞鸟不能驻足，猿猴难以攀援的石壁悬空作业需要多强的意志和多大的勇气。许久，我终于明白，此时的任羊成们凭得已不仅仅是胆量和毅力，一定是一种“无我”的境界！
红旗渠学院的李妲副院长向我们介绍了任羊成除险的几个精彩片段。
会战中，炮声隆隆，山石被炸得疏松，浮石不停地坠落，嘎嘎直响，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上不去人，不能动工。
为保证安全，总指挥部决定组成一支专业除险队，实施凌空除险。这种方法源自林县民间采集中草药，用绳索捆住腰，手持长杆抓钩，身背铁锤钢钎等工具，飞崖下崭，犹如一只只雄鹰，翱翔在险石丛中，将一块块浮石勾撬掀落下来。生命只靠一条绳索牵挂。因腰部长时间被粗绳系磨，磨破的皮肉常常是和衬衣黏连在一起，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衬衣。久而久之，老任的腰部形成了厚厚的一层老茧，粗糙如老榆树的树皮。
除险中，任羊成曾摔下，跌在山坳荆棘丛中，脊背扎满了尖尖的枣刺，回到住地，请房东老大娘和儿媳妇给他挑刺。有的刺已折断在皮肉中，只能用纳鞋底的钢针一个个地往外挑。一个多钟头，挑了满满一手窝的棘刺。他硬是一声不吭，汗水却湿透了草席。
在虎口崖除险，当快要扑进凹檐里的时候，一块飞石砸中了他的嘴，三颗牙生生地被砸掉，歪在嘴里，鲜血直流，为了不影响除险，他忍着疼痛硬生生地将牙拔掉。工地领导让他进医院休息治疗。第二天他忍着疼痛，戴上口罩又背着大绳，上阵除险。
一次在“青草洼”，任羊成去除去塌方险情，在躲避之时，炸药突然爆炸，任羊成一下子被崩裂的烂石埋住，瞬间失去知觉。指挥长马有金得知后，迅速带着百余名民工提着马灯，发疯般地东找西寻，终于从乱石堆中拽出了血肉模糊的任羊成。
大家说，除险队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阎王还是没有收。
在红旗渠干部学院的课堂上，我们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见到了已经94岁高龄的任羊成老英雄。他的手虽然已经抖得厉害，可说起当年的故事，眉宇间依然充溢着一股豪迈之气。他说，人需要有种精神，苦熬没个尽头，苦干才有出路。假如再修红旗渠，他还是要去参加除险队。
伍
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建成。10年，杨贵书记带领林县人民历经10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凿通了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挖砌土石方1818万立方，在万仞壁立，青峰如削的太行山上建成了全长152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结束了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林县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南京长江大桥一道被誉为“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当地群众说“南有都江堰，北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
现在想来，杨贵作为一位县委书记，他在那个时代实在是抓住了一切他所能抓住的机遇，利用了一切他所能利用的资源，甚至有的担当，已超过了他个人的承受，完全是一种责任和情怀。
一个人凭借一份责任和情怀，意志和境界，究竟能走出怎样的诗和远方，能达到何种人生的高度?
在这里，杨贵和他带领的红旗渠建设者用行动乃至生命给出了答案。
当“千斤稻”“万斤薯”“放卫星”的浮夸风兴起，当大炼钢铁的热潮滚滚而来，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铺天盖地之时，杨贵和林县县委没有盲目跟风，而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在那些“放卫星”的地方，粮食被征购一空，而林县人民却攒下了约300万元和3,000万斤粮食，这些资金和粮食成了日后修建红旗渠的底气和本钱。
是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1991年4月27日，河南省在林县召开全省水利表彰大会上，当大家得知老书记杨贵也被请到了会场，全场起立，掌声足足持续了十五分钟……
面对此情此景，当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像杨贵同志那样，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离开岗位多年，还依然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山碑巍峨，口碑无价，心碑永恒。
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把修建红旗渠的这些石方，垒起三米高两米宽的城墙，可以从南方的广州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哈尔滨。这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还处在工业社会起步之前的农耕文明时代，靠的是一锤，一钎，一双手创造的人间伟大奇迹。不，应该是用一种精神创造的奇迹。
这种精神，后来被人们提炼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兀立在飘逸的人间天河，一位诗人的吟诵回荡在太行山谷：
我站在渠畔高山头
望红日一轮照神洲
千里太行收眼底哦
我豪情激荡放歌喉
……
陆
秋意渐浓，山中特有的柿树已在我们的头顶缀满了红艳艳的果实。漳河南岸，太行山腰的轰山炸石、锤钎叮当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放眼望去，如今的林县俨然是“银龙舞太行，千里谷米香”。
上世纪80年代，一批在红旗渠建设中锻炼成长的能工巧匠，奔赴各地从事建筑行业。他们从红旗渠带向各地的，不仅仅是在修渠战斗中锻造出来的一流建筑技术，还有红旗渠中流淌的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精神。凭着太行山石般过硬的质量，他们为林州市打造出“中国建筑之乡”的金字招牌。林州人王付银有一支建筑队，专接别人不愿干的苦活难活。在汉十高铁关键控制性工程崔家营汉江特大桥的施工中，王付银的队伍接活后日夜施工，最后圆满完成任务，甚至还抢出70天的工期。
站在庙荒村红旗渠旁嫩绿的板栗树下，我发现日新月异的林州城可以尽收眼底。10年前，坐落在太行山脚下的庙荒村还是个贫困村。这里土薄石厚，房屋破旧。2012年，郁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民眼里，这是个敢拼敢做的“女汉子”。上任伊始，郁林英铁了心带领村民改变村里的贫穷面貌。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打响，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她不等不靠，立足村子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的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她多次去外地招商，拉来乡村生态旅游项目。这几年，庙荒村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打造起特色民宿旅游村，被红旗渠干部学院挂牌为“研、学、游”基地。如今，村里已建成农家院14户，特色院20户，每年接待游客10余万人，小山村的面貌焕然一新。郁林英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
红旗渠的故事已经远去，红旗渠精神却始终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在林州大地上代代流传……[1]
作者简介
时国金（笔名清祺），现任宣城市宣州区政协主席，宣城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