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市文学艺术巡礼(衡凤岐)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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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文学艺术巡礼》是中国当代作家衡凤岐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在全市文学艺术巡礼
在文学修养和艺术创作方面，我孤陋寡闻，学识浅薄，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说，只能和大家交流一下创作心得，并向各位朋友汇报一番我的创作历程，不当之处，或胡言乱语，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还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起吧。我一直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是我国文艺繁荣复兴的又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我刚刚毕业，在村里担任团支部书记。当时，普遍性的，每个村庄都有几个文艺青年男女，大家读书写作投稿都很勤奋，都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1982年，首届矛盾文学奖在北京评出，并在人民大会堂颁奖，《人民日报》副刊作了整版报导。拿着报纸，我恨不得把那篇报导的每个字都吞到肚子里去，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着魏巍的《东方》，周克勤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莫金忠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一到中午，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节目就播放这些小说。
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也年年评国奖。今天回想起来，我还能记住许多篇目，像《山月不知心里事》，《哦，香雪》，《峨眉》，《笨人王老大》，《透明的红萝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陈奂生上城》，《大淖记事》，《黑佬照相》，《五月》，《满票》等。
有一个叫张西庭的人，是我们邻村的一个文学爱好者，此人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当初在村里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后来因为与村里的一把手闹矛盾，被人家驱逐出教师队伍后，他情绪一直低落，但他爱好写作，还会吹个竹笛，给李准投稿，还得到过李准亲笔写的退稿信。我听说后，羡慕不已。我去拜访过他。在我的那篇散文《地丁花》里，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一进村庄，我们就听到那悠扬而凄婉的笛声在雪花里飘荡，如泣如诉。来到院里，大家见到门框上靠着一位七十多岁的愁眉苦脸的老太太，老眼昏花的泪眼朝天望着。”
我们知道张西庭的精神已经出了毛病，想指望写作一举成名，即便地里焦麦炸豆，他也不去劳作，整日把自己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匣子里，把责任田里的活儿推给年老体弱的父母。后来，他彻头彻脑地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精神病人，揣着书，拿着笔，东游西逛，满口胡言。再后来，这人就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对张西庭充满了同情，在《地丁花》里，我用了很大篇幅去写他，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张西庭所投之稿件，如泥牛入水。二十八岁那年，未婚妻背叛了他；不久，老母仙逝，一连串的打击，使他耐不住寂寞。半夜，一根火柴，他把自己的草房点燃，毕毕剥剥之中，村人只听得他大叫到：'我是前世的柴大官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天作房子地当床，日月星城耀光芒，我驾天马行空去，也无忧来也无恙。’”
《地丁花》的写作，是看了贾平凹的《我是农民》以后激发的灵感。莫言说，你可以忽视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就要看我的《丰乳肥臀》。《地丁花》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呐喊和表白，写了近两万字，所记之事，十有八九是真实的。
2012年，我在北京延庆打工，有幸结识了《妫川》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孙国强。孙国强是宁夏人，也写小说，常在《北京作家》上发表作品，后来他给我来电话，说我们这个杂志篇幅有限，你能不能把它压缩到一万字以下？因为是在工地上，时间不允许，我快刀斩乱麻，把自己认为不重要的篇章或段落砍去。这篇散文发表后，孙又给我打电话，您的文章孟个臣看了，说不错。收到样刊后，我又阅读了一遍，忽然想到，孙不愧是编辑家，编辑自有编辑的眼光，当初他让压缩，并非篇幅有限，他是用这个办法，让我把文章修改得尽量妥当，又不明说我的不足，让我自然体会，真是高明。
还是回到八十年代吧。1986年夏天，我报名参加《百花园》杂志社举办的第一期小小说创作函授班。从那时起，《百花园》杂志由综合性文学刊物转身变成了全国唯一的一家专发小小说的刊物。小小说也就是从那时候发展壮大起来的。给我批改作业的老师叫张有德，当时是和段荃法一样是我省比较出名的作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辣椒》等小说，他是这样给我下的批语：你写的是短篇而不是小小说，如果向小小说方面发展，肯定能写出有泥土气息的作品来。我辜负了他的希望，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作品。
有一次，我到《中国作家》杂志社找程绍武。他当时任主编助理，很文雅，也很和蔼，没有一点高层架子。我把《脸》和《填井》交给他，一个星期后，我正在工地上作业，腰间的手机响了，一接，是程绍武打来的。喂，老衡，你在哪里？我说在昌平，他说，你的两个短篇我们都发了，你用短信写一个100字以内的简介吧。
我坐在乱砖费瓦堆上，给他发了如下字样：衡凤岐，河南西平人，农民，喜爱各种文体写作，现在北京打工。短短的24字。我去领样刊，得了300元稿费。我自作聪明，来到他的办公室，把门关上，想偷偷把钱塞给他，他坚持不受，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我的脸顿时红了，感到自己是个小人，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2003年，我用整整一个大夏天的时间写了《死灰》这个中篇。《死灰》是我写得最吃力的一个作品，他是我情感最饱满的一个作品。发表这个作品的时候，原西平文联主席兼西平作家主席奚家坤说，他是鼓了很大的勇气的。因为小说里反映的一些现象，在当时是社会上敏感的话题。小说结尾的那一笔，不是我真正所要表达的。此篇获得了第二届西平文学奖。这是作协文友对我的支持和厚爱。
我是一个靠生活底气写作的人，虚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虚实转换的技巧，是一定要用功的。《种山》里，那个牛媚山真有其人，基本上就是我写的那样，连大胜岭这个村名也是真实的。我们写文章的人，无论怎样插上想象的翅膀，有时候生活的真实巧合，是我们脑汁搅烂也想象不出来的。
老袁是我的领工，他老指派我干重活，对我离心离德、苦大仇深的样子。我就在小说里让他出事故，摔坏三叉骨。我这样做，也不是图一时快乐，这也是小说上的需要。小说成稿后，我坐地铁去《阳光》杂志社，无意中拜见了刘庆邦老师，他领我去见王树清，说王是编小说的。王树清高瘦而黑，像一个捋耙齿的农民，见了我嘿嘿一笑，从电脑桌前站起来，算是打了招呼。《种山》发表的时候，他没有改动我一个字，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动，并不是我的小说写得如何如何，我想，这大概也是他的风格。
2014年，陈奕纯先生从他居住的广州给我寄来了一大包《散文选刊》和他自己写的一本长篇小说。这一年，在他的引荐下，我加入了中国散文家学会，成为这个学会的会员之一。其实，我与陈先生素昧平生，既没有朋友之谊，也不是师徒裢裙。陈先生做了这件事儿，可能早把我的名字忘了，可我老在心里感激他。
关于小说的创作，我向与大家分享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语言要有个性。汪曾祺曾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莫言说，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莫言强调的还是语言。鲁迅，朱自清，巴金 ，郁达夫，赵树理，孙犁，沈从文，贾平凹，李准等，他们各有各的辉煌。语言流畅，但不能“熟”，语言写到“生”时，才会有味。援笔记来，只会是“大路活”。这是汪曾祺的经验，我是很赞同的。我们搞创作的，要跟着时代的步伐，要了解文学的发展趋向，我的经验是，常看《小说选刊》这类的精选杂志，感受时下小说的语言变化和创新。社会千彩纷呈，我们也不能老套用二元结构非好即坏的模式去写作。
二、人物要鲜活。要贴到人物去写，这句话是沈从文教学生时常提起的。舞台上，只有演员进入了角色，他（她）才能把扮演的人物唱活。邵丽写完了《挂职笔记》有好长一段时间，还沉浸在她所营造的小说氛围里不能自拔。我看《白鹿原》，为小娥的死而流泪，为白灵的牺牲而惋惜，为鹿白两家不同的命运而愤愤不平，这说明陈忠实在写作中一定贴了进去。
三、灵感要足。灵感来的时候，语言是行云流水，是雷鸣闪电，是暴风骤雨，是鲜花，是青草，是呜咽优美的唢呐，是悠扬凄婉的二胡，是彩霞满天，是莺歌燕舞，每一个字都湿漉漉的，带着情感。我就是一个靠灵感写作的人，没有了灵感，我的语言则变成干枯的树枝，飘落的黄叶，枯萎的荒原。没有了灵感，我的语言就是提取了淀粉的红薯渣。所以，我天天祈祷着灵感之神的光临。灵感归于情感。一个麻木的人，一个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人，哪有灵感可谈？《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说，写作是情感的哭泣，此非虚言。
四、格调要高。格调是小说的灵魂，是小说的气质。人有气质，小说也是一样的。风流高格调，风格高，才能赢得好声誉。“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杨巨源的这首《城东早春》，讲的也是格调。文章不能小家子气，也不能小圈子气。一篇《棋王》，虽是生活琐事，调子却清雅大气。读读《夜渔》，读读《受戒》，我们大概就全感受到小说的全息格调了。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重复别人的经验。
冉冉年华留不住，镜里朱颜，毕竟东流去。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文学的梦，还一直做着，虽没结出什么果实，一季一季的，我总是挣扎着把花开得灿烂。“霜飞鬓满惊仓鸿，徒读少陵过深更，欲学司马文章少，玉笔最爱王老峰。”这是我的一首旧体诗。我祝愿朋友们都有像王老峰那样的如缘玉笔，我祝愿朋友们也都有司马迁那样的大智慧。
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吹响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复兴的号角。暮归诗满卷，虽老尚能狂。我希望自己是这样的。
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努力啄破了那层膜壳，天地自会豁然开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