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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在中国的百年命运浮沉史近年来，圣诞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受欢迎、高度世俗化的“洋节”，很多人在这一天约会、庆祝，狂欢。本期专题，扼要回顾了自民国以来，百年间圣诞节在中国的命运起伏。[1]
目录
1920年代，圣诞节在中国已颇具盛况，商家和政府是关键推手
晚清时，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过圣诞节。1868年，作为斌春使团翻译的张德彝，在伦敦切身感受了一次平安夜和圣诞节的盛况。①1877年，刘锡鸿出使英国，在圣诞宴席间，还见到了“圣诞老人”在馈赠礼物。②大约同时，国内报刊开始出现关于圣诞节的介绍。随着教堂、教会学校，以及中国教徒的增多，到20世纪最后几年，圣诞节在中国已经颇具规模。如上海南浔路天主教堂圣诞节时的观礼者常“多至三千余人”③——类似的教堂，在上海有几十座。山东的一个教会1921年庆祝圣诞时，各界参观者多达数千人，不得不在教堂前搭起一个大棚。④
商家目睹圣诞节的狂欢盛况，遂借机营销。如1923年，联益贸易公司在圣诞期间推出打字机促销——购买3部以上，就能获赠价值两元的购物券和新年贺卡一本。有学者统计了20世纪20年代在《申报》上打过圣诞广告的商家，经营范围从瑞士名表、德国水墨画，到儿童玩具、衣服鞋帽，无所不包。这些商家充分利用圣诞元素招徕顾客，如一个香烟广告中配文：“圣诞老人说，今年圣诞最可爱的要算‘美丽牌香烟’了。”
除了商业原因，圣诞节的流行还有“政策性”原因。一是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刻意淡化除夕、端午等传统节日，民众开始倾向于过西洋节；二是蔡锷在1915年12月25日发起反袁护国运动，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放假一天。因为有了这一天假期，使民众有了庆祝圣诞的时间。1925年的上海，圣诞节之日，“不论信教的和非信教的，都是送礼的送礼，庆贺的庆贺……闹得盛极了”。
圣诞节在全国的流行，也不可避免引起了一些民族主义者们的不满。廖仲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1922-1927年间，都曾号召过抵制圣诞节，将该节的流行，视作“帝国主义”的一种侵略方式。⑤
因蒋介石很重视，圣诞节在国民政府时期，比“双十国庆”还热闹
国民政府建立后，因蒋介石皈依了基督教，尤其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脱身之日恰好是圣诞节，故对圣诞节极为重视，常常在这一天发表讲话，勉励民众。譬如，1942年，蒋介石致辞称：“同盟国为人类正义与自由而战，正与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哲理相符，亦即是耶稣基督博爱精神的实现”。1944年，他在圣诞节赞扬“基督……是一位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导师，实为我们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所在”。⑥1947年、1948年圣诞节，蒋介石也都发表了广播讲话。
在蒋介石的示范作用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庆祝圣诞的习惯的更加巩固。如1936年圣诞节，冯玉祥赠给张伯苓一尊景泰蓝鼎，上书“恭贺圣诞”四字。1939年12月，《申报》的“星期增刊·冬节专号”上的所有文章，都是关于“外国冬至”——圣诞节的，没有一篇说中国冬至。1945年，郑天杰等到汉口接收的人员，在圣诞节举行了“耶稣舞会”。⑦1946年的圣诞夜，“在桂林，中南路和中北路是小型的皇后道，酒、鸡、欢乐社、丽都、中央餐厅，坐满了草绿军装的盟军和奇装异服的妖艳女人。在重庆也有‘圣诞’，在拍卖行里，在电影院门口，在放着大蛋糕的橱窗里，到处都有圣诞老人的踪迹。”
中国人过圣诞的热情，甚至让外国人感到迷惑，“这成群结队的男女挤在游戏场狂欢，内中不知有几人知道圣诞节是个什么节日。中国人称谓‘外国冬至’”，每逢圣诞“当夜上海的娱乐场所中都是客满，而内中十有九就中国人。这实比中国双十节国庆日所聚集取乐的人多出几倍”。可见圣诞节在中国民众间，并没有什么宗教性，只是一个较为单纯的狂欢节。
中国人热烈庆祝圣诞节，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批评圣诞太过奢侈浪费，不如把钱捐给穷人；还有人觉得过圣诞节属于数典忘祖：“为什么当孔子生日的时候，不大声疾呼地嚷嚷着圣诞，而且也不敢说孔子圣诞？”⑧但这种声音，总体上非常微弱。
1949年后，人民日报对圣诞节的报道立场，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
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极少再出现圣诞狂欢活动。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曾刊登诗歌为斯大林祝寿，诗称：“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你诞生的日子/是全世界人民的‘圣诞节’。”朝鲜战争期间，因麦克阿瑟曾宣称要在两星期内结束战斗，让美军能“回家过圣诞节”，《人民日报》也在1951、1952年的圣诞节前后，针锋相对地发起一系列以圣诞节为题材的宣传攻势，嘲笑麦克阿瑟的狂言破产。
仅就《人民日报》而言，在1950-1980年间，其关于圣诞节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圣诞期间，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故和死亡人数。如1950年报道称：“美国学生吃喝嫖赌，圣诞节死人一万八千。”1957年报道称：“在圣诞节假期里，美国因为各种意外事故而死亡的达八百八十三人。”1960年报道称：“在圣诞节三天内，美国因各种事故共死亡六百四十七人。”直到1981年，还可以见到类似的报道：“在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圣诞节那天发现有15个老年人冻死在自己家里。”
二是借圣诞节之机，报道西方民众的悲惨生活。如1963年《圣诞节快乐？！》一文称：在英国，“有一千万人的收入每周不到十镑，房租、所得税和医疗统筹费还要扣除一半以上……有六百万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五十多万失业者，五万多没有父母的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在伦敦就有五千。”
三是批评西方国家把圣诞节变成了“购物节”。如1960年的《圣诞老人和索债者》一文，批评美国的资本家，为了“让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中每人都多买些节日用品”、“从他们身上挤出更多的油水”，发明了“分期付款的圣诞节”，以至于“让慈祥和蔼的圣诞老人成为穷凶极恶的索债者。”1963年的《圣诞快乐》一文，批评英国的资本家让圣诞节变质，“对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结清一年的所得和趁机捞取新的利润。”
随着改革开放及中国同西方关系的好转，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日报》上关于圣诞节的报道趋于正面。此后，民间过圣诞节的风气渐起，并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影响日广。《人民日报》也有了另一种对圣诞节的“反思”，如1993年刊文《海外华人的圣诞困惑》，质疑“为什么……佛陀、孔子、老子、张道陵等人的生日就不是‘圣诞’？”2006年刊文《年轻人为何热衷圣诞节》，对“一些人对圣诞节热衷，而对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有所冷淡”的现象“感到忧心”。2015年刊文《过洋节带给我们的思考》，号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节日”
注释：
①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0、141页；②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0页；③⑧文中引用《申报》内容，全部转引自梅灵《<申报>对圣诞节及圣诞老人形象的报道与传播》，浙江大学2007年；刘芳《制造圣诞——论民国时期耶稣圣诞节在上海的流行》，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④王文：《近代山东节日习俗与社会变迁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⑤郭若平：《国共合作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⑥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⑦《郑天杰先生访问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76页；⑨《人民日报》内容全部引自国家图书馆数据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