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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Silas A. Hardoon）(1849年 -1931年)生于伊拉克巴格达，1931年病逝于中国上海。 在上海生活近六十年。说他是一个上海人，中国通，都贴切了。

哈同于1873年即清同治十二年自印度来华，定居上海，逝世时八十四岁。

哈同成为中国当代的名人，不但由于钜富，实在因他娶中国女子罗迦陵（Liza），从中国习，醉心中国文化，上交官吏，下交贩夫走卒，与青，红帮为友，兴学，立奖学金，效红楼梦的“大观园”建设了哈同花园。据传当年英，法租界的某些地区，三分之一的财产为哈同所有。南京路敷设双轨电车路，他慨捐自外滩到西藏路以柚木铺路的全部材料代价，作为对上海市民的馈赠。犹太人在上海久为嫉羡对象，在英治环境的场合有一条“哈同路”来纪念他，事非寻常。

穷小子哈同进十里洋场

穷小子进十里洋场，哈同是地道的犹太人。哈同父母一共育有六名子女，哈同排名第三。几年后，因生活所迫，父母举家搬迁到印度孟买。由于家庭贫困，哈同只在当地的一所慈善学校断断续续地上学，学习一些基础文化知识。大部分时间则是做一些捡煤球的活，再拿到市场上换取微薄的钱财，贴补家用。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也许成年后的哈同就在当地娶妻生子，像所有泯于历史长河中的普通人一样，平凡地度过余生。可是转机出现在1872年。二十刚出头的哈同不甘于平凡，萌生了“出去看世界”的想法。那一年，他只身来到香港谋生。在香港扑腾了一年后，并没有干出什么成绩。听闻上海是远东繁华的都市，他又辗转来到了上海。那一年的上海，十里洋场，繁华如梦。而二十二岁的哈同，口袋里只有六块银元。

哈同的爱情

当然，同所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样，哈同也憧憬向往美好的爱情。可他一心放在事业上，当时的哈同，别说爱情了，连女孩子都不认识几个。毕竟“超越沙逊”这样的小目标不是轻易达成的。就好比今天有人说要超越王健林，那大家一定会笑话他在痴人说梦。

但缘分这种事情，说来就来，难以阻挡。有一天，哈同下班回家途中，突然被临街的一位卖花姑娘吸引，只因卖花姑娘问了他一句话：“先生，要买一束花吗？”哈同买下花之后，卖花姑娘又问：“先生，我的家就在后面，要进去坐一会吗？”哈同没有拒绝，接下来一切水到渠成。很快，情窦初开的哈同疯狂爱上了卖花姑娘，并对她许下承诺：我一定会发家致富，然后迎娶你。

这位卖花姑娘就是罗迦陵（Liza），哈同后来的妻子。

罗迦陵，生于1864年，比哈同小13岁，是一名中法混血儿。父亲是一名法国水手，偶尔出海来到中国，认识了罗迦陵的母亲。罗迦陵出生之后，父亲便回了法国，母亲由于贫困潦倒，不出几年就病逝。所以罗迦陵算是出身卑微，经历坎坷。据传，罗迦陵长大后，成为一名烟花女子。或许正因为如此，她很懂得人情世故，也练就了在黑暗中把握机会的本领。后来，她对哈同的帮助也成为哈同后来成功的关键因素。

白手起家

哈同发家的经历非常具传奇色彩。

初到上海替犹太老乡开办的沙逊洋行看大门，看守鸦片仓库。

夏日的上海又潮又湿，有人劝说他：“出去透透气，到外面凉快凉快。”他不去，他说：“老板信任我，我不能偷懒。”由于为人勤快、谦让，他很快升为“管事助手”。

这是一个肥差，利用这个职务，哈同大笔收取提货人的 贿赂，加上平时省吃俭用，很快他就积攒了一笔财富，并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零散的土地。

与众不同的哈同

真正让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中法战争。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上海的洋人认为，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就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哈同的新婚妻子罗迦陵也劝丈夫暂时到香港躲避。哈同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说服了妻子后，哈同联络了周围的一批犹太人低价收房。为筹集资金，他甚至把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哈同把筹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房屋土地。

哈同赢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妥协，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反而“不败而败”，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洋人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他购买的房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一带，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

哈同在房产上把文章做足，在他拥有房产的地段今南京东路投资60万两纹银修路。路修好后，即沿路开设店铺出租，此谓“筑巢引鸟”，形成气候后，今河南中路到西藏路一带租金高涨，财源滚滚。

1901年，哈同以200万两白银注册了哈同洋行，地产生意也随之扩大规模，从外滩到静安寺的大片土地都成了哈同的私人财产。时人估计哈同仅房地产租金一项就达500万银元，又有人称哈同拥有半座上海城，绝非夸张之辞。

哈同集团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聚敛这么多财富，绝非偶然。有一首歌谣曾这样描述他：“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亨通。”正是凭著勤劳、俭朴和智慧，哈同成为犹太人中的经济钜子之一。

到20世纪30年代，哈同集团成了上海名副 其实的“地皮大王”，仅他一家就占有了上海最繁华地段南京路地产的44%，当时南京路两侧的大楼、里弄，凡是以“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都是哈同集团的产业。

中国这个炒房时代，炒房鼻祖却是个洋人

南京路最初是他炒起来的，戴西家的永安公司也是先跟他租地再买入的；静安寺附近是他开荒的，上海展览馆那片地原来是他的哈同花园……是的，他是上海曾经的地皮大王。如今中国这个炒房时代，鼻祖却是个洋人。

按不动产部分，总计有土地449.098馀亩，各种房屋1300多幢（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他的动产包括大量金银首饰、珠宝玉石、唐代陶器、明代雕刻、唐伯虎名画等，当时估值约400万英镑。上海那时候的房价也在世界上排名前列。

在上海诞生的这个富豪，与同时期的洛克菲勒、福特相比不会逊色；与中国其他同时期商人相比更是遥遥领先，比如港商胡文虎，这个万金油大王、报业巨头不过百万银元富翁；北洋实业集团周学熙、上海滩黄金荣也不过是千万富翁，而哈同才是亿万富翁。一个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名字，又再次走进人们的记忆。作为在上海租界生活了近60年，通过鸦片买卖和房地产生意积聚巨额财富，成为三十年代上海赫赫有名的地皮大王和远东第一大富翁的犹太商人，不仅留下了从一个流浪汉到远东首富的人生传奇，也留下一个令人很难从记忆中抹去的哈同花园（也叫爱俪园）。

仓圣明智大学

哈同成钜富之后，学士文人多萃其阶，尊称罗莉莉为“迦陵夫人”，就其家居附近效红楼梦上的大观园兴筑一座大花园，经建人为程姓僧人，自名为“鸟目小僧”。完成后有三堂，二楼，十八亭，六桥，各式轩馆，石船，石塔，水池，溪流，假山，珍花异草，不胜列举，占地数百华亩。 　　程姓僧人，本为秀才，出仕未竟，自感怀才不能展，一时灰心丧志，削发为僧。乃至筑园成功，哈同待以上宾，则易西服革履，并有小沙弥随身。那小沙弥本姓潘，江苏睢宁人，自幼聪敏，具黠智，颇得女主人的欢心。及长，取名“姬觉弥”。姬本古姓，小沙弥既不姬，古其字作女臣解。沙弥为梵语，男子未成年，受十诫尚未入僧位者为沙弥。不知为何，程僧后来被解雇，工作由姬觉弥代。此时，园中生活形态一如王侯府第，并私用太监，尊哈同夫人如慈禧太后，姬觉弥任总管，自感地位如李莲英。民初，前清遗老，骚人墨客，恒以哈同花园为欢聚之所。每届她七巧生辰，有园游会，仿效古人行饮，射，婚冠之礼。更设学院，教授经书，说文解字，美其名为仓圣明智大学。

哈同花园-哈同在园中设孤儿院（也叫爱俪园）

　　1916即民国五年，应华洋义赈会所请，哈同花园开放多年，从此那亭台楼阁，林园名胜始为国人所晓。可惜国人陋习不改，随意吐痰，抛弃废物，折花践草，卒使花园狼藉，旧观不再。为此哈同夫妇时生龃龉，几至决裂，使后园门长闭。 　　迦陵夫人终生不育，夫妇遂广收中西儿女，据传有十三太保，八姊九妹，无非是极言其多。 　　哈同在园中设孤儿院，并收纳义子，后来出色的青年有徐咏青，专画有关宗教和圣经名像；徐悲鸿由哈同资助留法，卒成中国的名画家；周创云司本花园之京剧团，后来与张百川，郑正秋合创“明星公司”，为中国电影界之先导。

立有遗命

　　1920年代有估计：哈同财产时值一千万美元以上，事实上决不止此数。总之，当时被誉为远东第一富豪。 哈同立有遗命，遗产悉归夫人，倘夫人亦逝，某些财产为六名收养子女均分，馀产则由西血裔领养子大卫（David George）得七成，鲁宾（Reuben Victor）得三成。奈何哈同在巴格达及印度的至亲纷纷提出诉讼。其间，哈同夫人出钱若干做为缓兵之计，外间不得而知。七七事变后，及1937年九月，夫人立下新遗命，西裔的大卫和鲁宾与她领养原为罗姓的五名侄辈应视同一律，废除哈同厚此薄彼的原有分法，并于每人满二十五岁时各先得十四万元，做为安家之资。不料在珍珠港事变前，即1941年十月，哈同夫人遽逝寓所。大卫提出诉讼，旨在恢复哈同原有遗命。诉讼尚未及审理，日军便进入租界，将哈同财产加以接管。

馀产当然全归公家所有

大卫结交日宪，获得部分处理权，对夫人的罗姓侄辈时加接济，直到胜利。 　　战后英国法律已不适用，罗姓侄辈反对大权在握的西裔大卫，但出不起律师及讼费，乃由上海当时闻人杜月笙等出面调解，邀请名律师秦联奎，作为双方和解的公正人，将先，后两遗命条件折衷而论，时上海参会有提案将哈同花国收归市府，辟为公园，然人算不如形势，江南吃紧，秦联奎匆匆南下香港，不久共军渡江，馀产当然全归公家所有。

 今存的舊建築有上海延安中路一千號的中蘇友好大廈，後改做展覽中心。今日懷舊的人大可在此憑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