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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服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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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服乱头》中国当代作家周海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粗服乱头

我最近睡前喜欢读点随笔,尤其是书札、尺牍、序跋和篇幅短一些的骈文。这些文字最适合枕上读,一来格局一千来字就能容纳,节省时间,不耽误睡眠。二来笔调随意,内容信马由缰,最宜于入眠前的过渡。清词人周介存有一段论词的文字:“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抛开周介存的评价是否公允不论,我是越来越喜欢粗服乱头的文字。

粗服乱头是从气质、性情中流出来的文字,不是 “做”出来的,也不是“炼”出来的。常言道“唐诗晋字汉文章”,我以为,两汉的大赋做文章的架子端的太足,十年写就一赋是否存了心要流传后世?而魏晋六朝非独字好,画也好,文也好。魏晋六朝人都有一种“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的个性张扬,这是魏晋风骨的内核。粗服乱头这四个字出处在南唐后主李煜,但李煜亡国前谱过“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这样的艳词。而东晋陶渊明的文字则纯粹是中国写意山水的底色,惟黑与白,笔与墨,平淡之极。宋儒朱熹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朱熹一生倾心理学,于诗赋并不十分用力,其所治《诗经》亦多附会之辞。其实,无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归田, “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的饮酒, “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自况,还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咏史,陶渊明文字的底色都是平淡。

譬如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我亦从不认为李白的诗(或文)是做出来或炼出来的。李白的诗文固然大部分看去气势磅礴、色彩瑰丽,但我以为本质上还是粗服乱头。“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满腹牢骚,“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放不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喟叹,“花间一壶酒”的低徊悱恻,“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愁怀难遣,都是自自然然流出来的,似一段截不断的巫山云雨,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又似一条河发源于雪山,山岭也好,沟壑也好,平原也好,都不能阻挡它一路流将去,再锋利的刀也斩不断,用时间作刃也斩不断。这样的文字与其说才华,毋宁说是气质。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曹操的悲歌慷慨,忧从中来,喜欢杜甫的伤时忧世,沉郁顿挫,现在年纪见长了,却转而喜欢李白的一片漫无心机。

一直对宋史兴趣很高。原因有三:一者,因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制,比较而言,历代惟宋代读书人(士子)外部环境最宽松。比如苏轼的乌台诗案,要在文字狱大兴的明清,早咔嚓一声人头落地了。再者,宋代名臣辈出,学识文章又都很好。比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再不济,像柳永那样“忍把浮名换了低吟浅唱”,文艺范儿也很足。三者,自欧阳修领军发起古文运动,有宋一代古文大家辈出,唐宋散文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而我最喜欢的古文作家都集中在宋代,尤以苏东坡、欧阳修为甚。

桐城派方苞说“作文在韩欧之间”,但我一向不喜欢韩愈的文字。我总觉得韩愈作文像教师爷上课,文字缜密,义理讲得也很透彻,但座中人多少有点昏昏欲睡。又像是在作演讲,修辞精当,慷慨激昂,但讲得太透了,没有余味。“欧公学韩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也”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袁枚说的是句大实话,但我初读欧阳修时可想不到欧阳修尊韩重韩,后来读了点文学史才知道有“文以载道”一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曾备有古文读书笔记,《醉翁亭记》即放在次篇(首篇是前《赤壁赋》)。不过《醉翁亭记》固然是千古名篇,但是它太完美了,完美得有些不真实(《朱子语类》记载“《醉翁亭记》初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十数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见此文修改痕迹过重)。而我读到的欧阳修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与梅圣俞书》,若与《醉翁亭记》放在一起则大有妙趣:

某启:为亲老久疾,乍进乍退。医工不可用,日夕忧迫,不知所为。盖京师近上医官,皆有职局,不可请他;兼也傲然,请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谁可用。亲疾如此,无医人下药,为人子何以为心!京师相知少,不敢托他。告吾兄与问,当看有不系官医人或秀才处士之类善医者,得一人垂报,待差人賫书帛去请他。幸为博访之!圣俞闻此,必挂意,更不奉祷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忉忉。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在奖掖后进上也不遗余力。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贡举主考官,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上梅直讲书》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其实欧阳修就是不避路,在宋代“佑文”的风气里苏轼迟早也会脱颖而出。我喜欢苏轼的程度高过欧阳修,甚至高过李白。苏轼少了一份谪仙人的仙气,却多了一份旷达,诗、词、文、字、画,样样都开一代风气。不仅喜欢苏轼的汪洋恣肆,姿态横生,落墨成趣,连带他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也喜欢。前《赤壁赋》也是读书笔记里多次圈点过的,不过此文我总以为还是有些“做文章”的意思。《喜雨亭记》则“做文章”的意思就少了,“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还有一种和《醉翁亭记》一样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音韵美。苏轼的尺牍、书札则完全没有“做文章”的意思了,譬如《书砚》:

砚之美,止于滑而退墨,其他皆馀事也。然此两者常相害,滑者辄退墨。余作孔毅夫砚铭云:滞不留笔,滑不拒墨。毅夫甚以为名言。

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墨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哭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

读到这样的文字,读者诸君恐怕也要不觉作莞尔笑吧?

现代学人都说有明一代学术空疏,这大概主要针对经学而言。有宋一代的理学家已经兜不出道与器、天理与人欲的圈子了,此后改造宋学的陆王心学则向心外无物、心外无法的虚妄的一路去,造就了一批根基不牢的“假把式”,结果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经学对于读书人,从来都是 “经世致用”,所以才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因为“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才挨了好大一顿板子,害得老祖宗差点要和贾政脱离母子关系,害得林妹妹的泪又多淌了几回。就文学而论,除了章回体小说,明人也有点小尴尬:诗被唐人写尽了,长短调被宋人谱尽了,杂剧被元人编尽了,古文有横亘如山峰似的八大家。即便章回体小说,也有代明的清朝集大成的《红楼梦》。不过假如不嫌气象小的话,中晚明的小品文还是很可一读的,不乏粗服乱头之趣。譬如张岱《西湖梦寻》中的《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髦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厅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惊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读过的现代白话文中过滤一下,就只剩下一个周作人了。我读《雨天的书》、《看云集》等集子,找到了读陶渊明的感觉。从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我认为周作人的气质和陶渊明最相近,一样都是从性情、气质里流出来的文字。《若子的病》中,若子(周作人的小女)曾病重至垂危,医治及时终于又好了,巨大的喜悦和拳拳父母心在“我”却淡淡地道来:“我们今年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会开的,春天明年也会来的,不妨等明年再看”。《初恋》中,曾经的一往情深,最后却化作近于理性的淡淡的一句收尾:“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伊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一块大石头放下了”。周作人的文字没有一句“漂亮话”,通篇读下来却有一种平淡中的醇厚,其妙处实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特别是其序跋,一样大有佳处(《雨天的书自序一》):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的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者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的光阴罢了。

人都说董桥的文字好,我抱着老大的希望去,又带着老大的失望回来了。不是说董桥的文字不好,董桥的好是“淡妆亦佳”的美妇。看了《青玉案》,其他的就不怎么想看了。总之,周作人之后再未看到那样平淡的好文字了。至于我自己,操练文字的营生一直在做,不过我对自己的文字却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西施捧心,人觉得可怜可惜,东施捧心,人觉得可笑可厌。我自己实在没有粗服乱头的本钱,所以,文章还得去“做”。学不了古人的神韵,那就学几分形似吧。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说“作文以三页纸为限”,我看了古今人的尺牍小品,看了《雨天的书》,也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以后假如偶有心得,又想付诸笔墨,就以3000字为限。不过,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却屡屡犯禁,说到底,还是自己没有粗服乱头的本钱。[1]

作者简介

周海,70后,安徽省枞阳县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