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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弗所大公会议是431年6月22日至431年10月在小亚细亚的厄弗所举行。

历史背景

大公会议的缘起是一场有关圣母天主之母的争论。争论环绕着两位宗主教，即君士坦丁堡的奈斯多利(Nestorius, 约+451)和亚历山大的济利禄(Cyril of Alexandria,+444)而展开。主教是基督宗教的高级圣职人员职称，为天主教、东正教与圣公会采用，词源自希腊文“episkopos”（επίσκοπος），即“epi”（由上往下）及“skopos”（观察者），意为监督（overseer）。依据初期教会的传统，祝圣主教代表授予圣职圣事的圆满性。主教即是借着圣灵／圣神被祝圣为教会中的牧人及管理者，也是教义的导师及圣职敬礼的司祭。在一般基督宗教主流教会，指耶稣基督派遣使徒／宗徒继续实行祂的使命，到了第一世纪末至第二世纪初就形成了主教的制度。

奈斯多利反对天主之母这个称号，他认为我们应该分清耶稣天主的一面和人的一面；玛利亚所生的是耶稣人性的一面，所以玛利亚应该称为“基督之母”或“人之母”，而不是“天主之母”。济利禄反对这种说法，他的理由很简单：玛利亚有权被称作天主之母，因为基督耶稣就是天主

二人争论不休，并分别向当时的教皇赛勒斯丁一世(Celestine I, 422-432)上诉。教皇召开罗马会议(430年8月)；但罗马会议虽然谴责了奈斯多利，却不能平息这场巨大的风波，争论依旧，济利禄到处散发他的十二绝罚(12 anathemas)，把事情愈弄愈糟。罗马皇帝迪奥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 408-450)不得已出来调停，在厄弗所召开大公会议来解决这事，日期决定于431年的五旬节。

大公会议

开会的日期到了(431年6月22日)，虽然许多主教(尤其是同情奈斯多利的主教们)尚未来到，济利禄却不顾一切宣布开会，自任主席。奈斯多利拒绝参加。济利禄在完全没有对手之下获胜。大会谴责了奈斯多利(DS 264)，赞同了济利禄(给奈斯多利信函中)的教义─ 却不包括他的十二绝罚；并正式宣布圣母“天主之母”的名号(DS 250-251)。

6月26日以安提约基宗主教若望为首的主教们一起到达；若望在知道奈斯多利被罢黜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一个会议，会中也绝罚了济利禄。

消息很快传到罗马皇帝耳中，他对济利禄草率的行为很是生气，并命令会议暂停，等待他的使者到来再作进一步行动。

七月，罗马教皇的钦使到达厄弗所，济利禄一方的会议再次聚合。现在他们可以运用宗

座的权威肯定前面的会议，再次谴责奈斯多利和他的追随者，即安提约基的若望等人。会议并禁止在尼西亚的信经以外再制作任何的信仰公式。

八月，皇帝的使者也来到，两派人马全部被监禁。现在，双方面都寻求皇帝的庇护，各人都只能自寻途径希望博取皇帝的信任。十月，皇帝下令解散会议，济利禄逃脱被黜的厄运，胜利地返回他的教座；而奈斯多利则被关进安提约基的一座隐修院中，忏悔终生。

教义问题

(1) 厄弗所大公会议虽然谴责了奈斯多利，它却没有作出任何超过尼西亚信仰的定断。然而第一次会议所宣读的济利禄的信函却是以正面表达它的信仰：济利禄坚持圣言在成为肉身之后，他的本性(physis)仍然维持不变，圣言依据自己的本性与经由理性灵魂所推动的肉身结合。他被称为人，却没有摄取人的位格：两种本性真正地结合为一，它们组成一位基督，一个儿子。然而，本性的分别却没有由于这种结合而消失：天主性与人性不可言传的相遇产生了这位独一无二的基督。因此只有一位基督、一位主，否认这个结合就等于说有两个子，所以玛利亚天主之母的名号是理当的，因为她所生下的这位基督就是摄取人性的圣言，天主子。

(2) 奈斯多利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济利禄在这里所坚持的统一：奈斯多利差不多把基督分开为两个子：一个天主之子；另一个玛利亚之子。济利禄却坚持这种统一，然而在他的坚持上却愈来愈走离正轨，他有名的十二绝罚(没有为这届大公会议所通过)已显示出他有慢慢走近阿波林主义(参 290) (基督只有天主性)的危险。准此，厄弗所大公会议不但是日后一连串争论的起点，它还直接导引出下面两届大公会议：加采东(451)和君士坦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553)。

会议疑难

在面对此疑难要注意，当时的大公性只包括地中海地区，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1) 那一个会议才算是厄弗所大公会议是济利禄谴责奈斯多利的会议？还是若望谴责济利禄的会议？平心而论，济利禄在“敌方”主教，尤其是教皇钦使到达之前即不顾一切宣布会议开始，未免失诸草率，而且欠缺风度，然而他的会议却比若望的更符合教皇的意愿；这从罗马教皇钦使到达后即继续济利禄的会议(而不是若望的会议)可见。况且，教会日后，尤其是加采东会议，都正面地承认济利禄主持的会议的正统性。

(2) 这届大公会议虽由皇帝召开且得到教皇同意，然而与会人仕却差不多全是东方主教；那么，它能否代表整个(东方和西方)教会一致的意见，而真正堪称为“大公”会议呢？有关这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它的大公性由罗马钦使的到来而得以肯定，因为他们不仅是教皇的代表，也是整个西方主教团的代表，后者的裁判早已在430年的罗马会议中清楚地表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