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主菜单

求真百科

南史·章昭达传

南史·章昭达传出自于《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1]

目录

原文

章昭达字伯通,吴兴武康人也。性倜傥,轻财尚气。少时,遇相者谓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为东宫直后,因醉堕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乱,昭达率乡人援台,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富贵。“

台城陷,昭达还乡里,与陈文帝游,因结君臣分。侯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昭达杖策来谒。文帝见之大喜,因委以将帅,恩宠超于侪等。陈武帝谋讨王僧辩,令文帝还长城招聚兵众,以备杜龛,频使昭达往京口禀承计画。僧辩诛后,杜龛遣其将杜泰来攻长城,昭达因从文帝进军吴兴以讨龛。龛平,又从讨张彪于会稽,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

天嘉元年,追论长城功,封欣乐县侯。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据临川反,诏昭达便道征之。迪败走,征为护军将军,改封邵武县侯。

初,文帝尝梦昭达升台铉,及旦,以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顾昭达曰:“卿忆梦不?何以偿梦?“昭达对曰:“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自余无以奉偿。“寻出为都督、江州刺史。

太建二年,征江陵。时梁明帝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乘轻舟焚之。周又于峡口南岸筑垒,名安蜀城,于江上横引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乃命军士为长戟,施楼船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攻其城,降之。三年,于军中病薨,赠大将军。

昭达性严刻,每奉命出征,必昼夜倍道;然其所克,必推功将帅。厨膳饮食,并同群下,将士亦以此附之。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弗之废也。四年,配享文帝庙庭。


译文

章昭达,字伯通,是吴兴武康人。他生性洒脱不拘,轻视钱财,崇尚义气。年轻时遇到一个看相的人对他说:“你的容貌很好,但必须有小的损伤,就一定能够富贵。“梁朝大同年间,章昭达担任东宫直后,因喝醉酒从马上摔下,鬓角受了小伤,章昭达为此而高兴(以为应验了看相人的话),看相人说:“这个不是的。“侯景作乱,章昭达率领乡里人援助台城,被流箭射中,瞎了一只眼。看相的人见到他,说道:“你的面相好了,不久定当富贵。“    台城陷落,章昭达回到家乡,与陈文帝(注:时在梁朝,文帝尚为梁朝官员)交往,于是结下了君臣的情分。侯景之乱平定后,文帝被授为吴兴太守,章昭达拄着拐杖前来拜见文帝。文帝见到他非常高兴,于是委任他做将帅,恩宠超过同类人中对等的人。陈武帝谋划讨伐王僧辩,命文帝回到长城(县城名)招集士兵,以防备杜龛。文帝频繁差遣章昭达前往京口接受策略规划。王僧辩被诛杀后,杜龛派遣他的将领杜泰前来攻打长城,章昭达就跟随文帝进军吴兴来讨伐杜龛。杜龛被平定后,又跟随文帝到会稽讨伐张彪,把张彪打败。累计战功,被授予定州刺史。

天嘉元年,文帝追加评定长城之战的功劳,封章昭达为欣乐县侯(“县侯“乃爵位之名,食邑为一县之地)。天嘉二年,授予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据守着临川反叛,文帝下诏给章昭达,命令他顺路征讨周迪。周迪败逃,章昭达被征召为护军将军,改封为邵武县侯。

当初,文帝曾经梦见章昭达升任宰相,第二天就把梦中的事告诉了他。到这时,侍座宴席间,酒喝到酣畅的时候上,文帝回头看着章昭达说:“你还记得不记得梦中的事啊,用什么来实现梦中之事呢?“章昭达回答说:“我定当献犬马之劳,来竭尽我的操守,其余的我是没有办法遵奉、实现的。“不久担任都督、江州刺史。

太建二年,攻打江陵。当时西梁明帝与北周军队在青泥水中聚集了很多船舰,章昭达分头派遣副将钱道戢、程文季乘着轻便的船只焚烧敌军的战船。北周的军队又在峡口的南岸修筑堡垒,取名叫安蜀城,在江面上横向拉起粗大的绳索,编结苇草构成桥梁,来运送军粮。章昭达于是令士兵制作长戟,放置于楼船上,让士兵们仰着身子切割绳索。绳索被割断,粮道断绝,趁势挥军攻打城垒,降服敌军。太建三年,在军中病逝,追赠为大将军。

章昭达天性严格而尽心,每当接受使命出征,必定日夜加倍赶路;然而他所攻克的,一定把功劳推让给手下的将帅。厨房餐饮食用,全部与部下相同,将帅士兵们也因此而归附于他。每当饮宴聚会,必定多设歌女与各种音乐,备全羌人、胡地的乐音,音乐与女色,都极尽当时的美妙,即使在临战对敌的情形下也不废止这种做法。太建四年,附祀于文帝庙堂。 [2]

作者简介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今河南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 《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3]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