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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士（1908年－1951年），外文名：William Wallace，美南浸信会医疗宣教士。27岁时被派到中国医疗宣教，在广西梧州思达医院以其高超的医术，服务当地人民16年。1950年底以间谍特务罪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两个月后，于1951年2月被迫害致死在狱中，年仅43岁。

传教士（亦译宣教士）一般指西方国家的宗教组织向海外派出的，传播天主教、基督教的人员。1622年，罗马教廷设立了负责向新大陆传教区的教廷传信部（今万民福音部）。

早年生活与神的呼召

华理士（William Wallace）于1908年1月17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诺斯威尔城(Knoxville)，在华理士17岁时的一天下午，一向沉静寡言的他却怎麽也定不下心来做他喜爱的机械活计，仿佛内心有一股力量在不停地催迫他，让他停下手上的工作，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一个问题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麽？”就在那一瞬间，华理士似乎清楚地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准备当一名宣教医生，将来到我差遣的地方去传福音！”他随即拿起打开的圣经，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下了自己对神呼召的回应。当时他并不知道日后神将会差遣他到哪裡去，但从那一天起，他就决志奉献自己为主所用，定意要做一名医疗宣教士，并开始努力装备自己。

华理士生性腼腆，自己认为口才不好，不适合作教师。但他对宣教事业充满热忱，确信神将使用他作为一名医疗宣教士。他是一位和蔼、诚恳的青年，常常是在幕后默默工作，但在他柔和谦卑的表现背后，却有著一股很强的内在吸引力。1934年，华理士26岁，在诺克斯维尔总医院作外科医师时，他写信给美国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总部，要求成为一名医疗宣教士，到有需要的地方去为主服事。奇妙的是，就在同一时刻，另一封来自中国广西梧州的求助信也寄到了总部。由美南浸信会创立的思达医院（Stout Memorial Hospital）院长毕济时医生（Dr. Robert E. Beddoe）向总部呼求，急需一名传教医生，而且一定要是外科医生。因他罹患眼疾多年，已无法做外科手术，希望一位医生能来接替他。毕济时在信中代表那些在梧州所有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呼求，请差派一名外科医生来思达医院。这两封信同时寄到总部，从中可见神的旨意。

在梧州思达医院之岁月

1935年，27岁的华理士辞别家乡，坐上“柯立芝总统号”远洋海轮踏上了去中国的征程。他终于看到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安排——医生、宣教、中国。到达中国后，华理士的日常工作非常忙碌，每天一早起床，他便开始早晨的灵修，翻开圣经，选读其中的几页，在心中默记经上的内容，最后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他就去病房查房，察看夜班记录，指导助手的工作。在吃早餐之前，通常先安排一个手术，如果是一般的小手术，就连做几个。华理士用他的手术刀救治了无数的病患，在医治患者身体的同时，也关心他们的心灵。虽然他的粤语还不流利，但关怀体贴不一定非要靠语言来表达。华理士常常向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怀著同情和怜悯的心，告诉他们，主耶稣爱世上每一个人。“华医生”的名声迅即在广西当地传开，许多病人慕名远道来思达医院专门找他求诊。许多在梧州的人说：“我们在他以前听过很多讲道，但是通过华医生和他所做的，是将其活了出来，我们看见了信仰的真谛。”3自从华理士到来后，思达医院的病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医院员工灵性也得到复兴。许多人得救归主，其中有两个家庭是全家得救，一些医生也加入了教会。当时有两位华人医生公开受浸，认信耶稣基督为救主，这在当地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必须要打破本地千百年来拜偶像的传统恶俗，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但这也体现出神的权能。宣教士在梧州佈道多年，基督教会在当地也已经建立多年，许多与宣教士一起工作的华人，不是没有机会听闻福音，但他们从华医生的身上，真切地看到了基督徒应有的样式。华理士虽然讷于言辞，粤语也说得很蹩脚，不能滔滔不绝地当众讲道，但他的行为却起到了主耶稣所说的“光与盐”的作用，无愧于他作为一名宣教医生的神圣职责。忙碌的工作对于华理士来说，是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每当看到病人痊癒，他就感受到被主所用的喜乐，享受到圣经所说的“福杯满溢”的感觉。

华理士在梧州的时期，正是日军侵略中国之时，梧州城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很多时候华理士的手术是在轰炸中完成的。一次手术进行到尾声时，突然遇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转移病人已经来不及了。华理士果断命令所有人立刻离开去防空洞避难，由他一人结束手术。中国医生和护士离开后，华理士独自完成手术后的所有收尾工作，随即把病人推到一间没有窗玻璃的大房间。这时病人清醒过来，被身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得魂飞魄散，华理士伏下身把他按在床上，用自己不太流利的粤语尽力安慰他。日本军机飞走后，医护人员立即从地下室冲出来，飞跑到刚刚落下炸弹的顶楼。他们惊喜地看到，华医生和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正在房间裡一起祷告。

在毕济时院长去支援桂林的浸信会医院时，华理士担负起思达医院院长的职务。1944年，梧州被日军佔领前，医院不得不疏散。医院55位医护人员停工，将医院所有物资都转移到驳船上，成为了一间“走动的医院”。在华理士领导下的思达医院，在战火中先后辗转藤县、桂平、百色、南宁等地，历时长达一年之久，经受了无数难以想像的困苦艰险和生死试炼。一位信徒对华理士说：“我们就像当年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后在旷野跋涉一样，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4在疏散途中，他们面对严重的食物短缺，华理士反复鼓励大家要沉著镇定，藉著祷告安稳众人软弱的心。同时，他也费尽心思四处寻找粮食，按各人所需进行定量配给，并对患病的同工给予特别照顾。一位护士后来忆述：“有一天华医生又把自己的那份米饭让给了生病发烧的护士吃。饭后我走出来，没想到无意中却发现他躲在帐篷后面，正偷偷地把烧糊扔掉的饭焦捡回来塞进嘴裡。他看见我后，顿时显得很不自然。我相信，平常习惯吃牛奶麵包的华医生并不是因为吃饭焦而难为情，他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其实饿得有多厉害。他瘦得像根禾杆，看上去一阵大风都可以将他刮跑。”5奇妙的是，华理士没有因长期饥饿和日夜操劳而倒下，反而时刻展现出一种令人佩服的非凡毅力和坚定信心。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给大家补充营养，例如找来一些禽鸟的骨头捣烂煮著吃，说这有利于增加维生素。思达医院的许多医护人员就靠这样的方法维持生命，度过疏散转移过程中最危险的难关。

深得民众喜爱

抗日战争后的思达医院，是一片颓败荒废的景象。华理士院长看到周围都是病人，需要医院。在他身先士卒的带领下，思达医院的修复和重建工作逐步恢复。短短一星期后，在医院五楼弹痕累累的小礼拜堂内，全体同工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崇拜，众人在神面前再次坚定自己奉献的心志。礼拜结束后，大家一起下楼，来到前院，打开医院的大铁门。被迫关闭整整一年的浸信会梧州思达医院正式宣告重开。

1948年夏天，梧州爆发流行性副伤寒，日夜接触病人的华理士也不幸感染了病菌。开始时他还能向其他医生发出医嘱，但后来病情逐渐恶化，持续高烧导致他神志不清。思达医院的华人医生们心急如焚，竭尽全力施行抢救。陷入昏睡中的华理士不时发出呓语，如果高烧一直这样持续，后果不堪设想，但该用的药物都已经用上了。伤寒是致命的传染病，此时，医生们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了，唯有仰望神的大能之手施恩拯救。医院楼下的院子裡聚集著一大群人，静静地站在医院大楼前面。他们当中有做买卖的、干苦力的、讨饭的、当小职员的；有基督徒、也有未信主的，全都通宵达旦一直守候在那裡。自从华医生病倒的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大批梧州民众来到思达医院探望。由于华理士被隔离在传染病房，他们无法亲眼见到敬爱的华医生，便日夜守候在住院部的大门前，焦急地等候著院方报告华医生的最新病情。各地教会的信徒都在牧师和传道人的带领下，和思达医院的全体同工一起，同心合意地为他们所爱的华医生恳切祈祷。两位美国医生专程从广州乘汽船赶到梧州参加会诊，但除了给病人输血和输液之外，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守候在医院大楼前的群众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听到华医生病情好转的报告，但只要华医生还有一口气，大家就仍然坚持守候著，仍然抱著希望。终于几天后，他的体温开始下降，当医生过来仔细探过华理士的前额和双手后，高兴地证实他的烧退了，挺过来了。喜讯立刻传到楼下等候的民众，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华医生有救了！

为主殉道

抗日战争结束后，平静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共内战便全面爆发。到1949年开春，时局日渐紧张。梧州的宣教士们接到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发出的通知，建议所有美国人儘快离开华南地区。华理士和女传道古姑娘（Miss Jessie Green）、护士长希姑娘（Miss Everley Hayes）决定留下来。他们深信，在战乱的苦难当中，民众更需要来自耶稣基督的平安资讯，也需要教会开设的医疗救助服务。随著新政权对教会事工的限制越来越严，许多福音佈道工作已经无法继续，女传道古姑娘在中国信徒的劝说下决定离开。这样，只剩下华理士和希姑娘两人留在梧州。1950年12月19日子夜时分，一群解放军士兵闯进思达医院，将包括华理士在内的全体医护人员和职工驱赶到医院的一个大房间裡。声称思达医院是一个特务窝点，而华理士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到华南地区的间谍头目。华理士面对指控平静地开口说：“我们没有伪装什麽。我们本来就是医生、护士、职员，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裡救治病人，并没有其他的目的。”8 但他们声称有证据，诬陷他藏有枪支，以间谍罪逮捕了华理士。

华理士在牢狱中被迫害51天后身亡。死后当局硬说华理士是自杀，让同监牢的两位外国神父看华理士吊在房梁上僵硬的遗体，并要求这两位外国神父在证明华理士自缢身亡的文件上签名。但他们不肯写这样的证词，因为并没有亲眼目睹华理士自杀。经过一番争执，最后他们只同意在一份说明在现场所见情况的档上签了字。当局也不准思达医院的医护人员进入死者“自杀”的现场，更不允许验尸。当华理士的遗体被抬出来时，工友没有看到任何自缢致死的表面征状，也无法看出是否有绳索的勒痕。在更衣时，却发现华理士的上身满布瘀伤。看守们把华理士的遗体放进一个简陋的木棺，随即用铁钉把棺盖钉严封死。梧州的基督徒冒著极大的风险，自发为他们所敬重的华医生修建了一块石碑，碑身上庄重地刻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的一句经文﹕“我活著就是基督。” 从遥远的美国来到梧州思达医院事奉的华医生，效法了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毕生为主而活，并为主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了活祭。

华理士自从奉差遣到梧州思达医院担任宣教医生后，16年间仅回过家乡两次。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但他的事蹟传遍美国各地和各教会，各种纪念活动持续不断，华理士的精神激励了无数后人去承继他为之献身的福音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