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的祭奠(王延忠)
作品欣赏
六十年后的祭奠
今年的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四省五地来到了故乡父母的墓前。这是父母逝世六十年后，我们最为隆重的一次祭奠。
一个甲子的风风雨雨，让我们兄弟姐妹思绪万千。
1963年的正月初三，父亲不幸患心衰病去世。时隔141天后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母亲又突然脑出血死亡。我们兄弟姐妹一下子变成为了没爹没妈的孤儿。那一年，我十七岁，大妹妹十五岁，二弟弟十二岁，二妹妹九岁，小弟弟不满五岁。
我们家的天塌了！幸亏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像一根老草绕子一样，把这个家拢着。天天烟囱冒烟，证明还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家。
母亲发丧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场面是那么的凄惨，哭声是那么的震心。
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那些扯耳朵腮动的亲戚，哭得特别厉害。她们都边哭边叨咕着：“扔下这帮没爹没妈的孩子，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奶奶当时就哭晕过去了，被人抬回了屋里。
大妹妹和二妹妹抱着抽泣，小弟弟在地上打着滚儿哭嚎。他们都被姨妈和舅妈抹着眼泪扯回了家。
锅灶不能挑，窗户门儿不能关，家里有人喘气，日子就得往前过。
我在高中读书只好退学，回家务农。开始顶门过日子，我擎起了家里的这道大梁。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这个穷家实在是难当啊！晚年我常常对朋友说，中国常用的五千多个汉字，我理解最深最透的，就是那个“穷”字。
父母去世，给我扔下两间破草房和987元的债务（当时那是一个让人发愁的数字），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两个瘦弱的妹妹，两个不懂事的弟弟。
长兄为父。我是个男子汉，就是泰山压顶，也要把筋骨挺起来。
首先是还债。父债子还，天经地义。雨雪风霜，我一个工也不歇。有一年修水利生产队搞小包工，按挖的土方挣公分，我午间不休息，晚上少睡觉，就是光着膀子吭哧吭哧地挖土，结果二十天下来，我一个人挣了别人两个月的工分。有时候腰酸腿疼，但是我一声不哼。我知道，这是我人生路上刚刚开始的小长征。 大妹妹也辍学了，挣半拉子工分，和我一起还债。
秋收割地的时候，我和大妹妹头半夜都不睡觉，到呼兰河边的湿地里去割小叶樟苫房草，用大扁担挑回来垛在院子里。入冬，湖水刚要封冻，我和大妹妹就起大早，踩着冰碴去割湖边的芦苇往回背。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双脚都踩在没封严的冰窟窿里，但是只觉得麻，不觉得怎么难受。
年前年后，我们卖了芦苇和苫房草，就又还上了一笔债。
前后历经五年，父母欠下的987元债务我们都一笔一笔地还清了。
这五年，家里小鸡下的蛋全送到供销社换了咸盐。过年过节，一斤肉也不买，穷家过的是素年素节。我们穿的衣服，有的是左邻右舍送的旧衣服，有的是政府发的救济布。
还完债的那年冬天，我们家杀了一口猪，把曾经的债主和热心帮助过我家的村邻都请来了。我给每个人都敬了一杯酒，说了那么多感谢的话。这些人都兴奋起来，红着脸举起了大拇指说，这窝没爹没妈的孩子，真行！
过完了春节，老奶奶就走了。她走得很安详。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说：“你们都长大了，知事了，我闭上眼睛也放心了。”
有人说，人生的道路就是奋斗。我说，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是挣扎。
我们要挣扎出父母遗留下的贫困 ，我们要挣扎出旁人的冷眼和可怜，我们要挣扎出社会底层的压抑和苦难！
我经常对弟弟和妹妹们说，咱们的父母倒下了，他们的孩子一定要站起来。
我在校读书是个好学生，在生产队干活也要做个好农民。
脏活累活，我都干在前头；劳动闲余的时间，我办黑板报，写小演唱材料，辅导社员排练文艺节目。队长遇到什么麻烦事，我主动给他当个参谋。不到二年的时间，我就成了生产队羊群里的骆驼。先是当了一年的小队会计，后来又被选为生产队长。在大队当了四年会计，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那五年，我踌躇满志，起早贪晚的工作，立志用青春改变家乡的面貌。
然而天不遂人愿。操劳过度，年轻又不知道保护身体，我得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病，公社党委对我这个模范支部书记还是关爱有加，破例让我到五大连池去疗养。喝了三个月的矿泉水，病情稍有缓解，但是仍然很难继续担当村支书的重任。党委考虑再三，决定让我到中学去管后勤工作，说那里的工作负担小，养养病，还可以转为国家干部。我在后勤工作了一年，就觉得这个工作简单枯燥，太没有挑战性。我主动和校领导提出，要拿起教鞭走上教学第一线的讲台。校长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恢复高考后，我送走了三个毕业班，靠着几部获奖的剧本，调到文化局戏剧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编故事吃饭。爬格子三十多年，创作了大小四十多部剧本，三十多本国家级和省级的获奖证书，让我的退休证上写满了收获。
大概是受了我这个大哥哥的影响，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也都很争气。他们都奋发向上，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弟弟和小弟弟成为了国家公务员，小妹妹成为了人民教师，大妹妹成为了企业工人。
当年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都张开了翅膀，飞出了那个他们流过多少眼泪的村庄，飞向了广阔无边的天空。
子女们大概是受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个个都是不服输的性格，都在自己的事业中努力拼搏，力争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
父母的孙儿辈，出了五个大学生，其中三个研究生。孙子和外孙女还分别跨进了清华和北大的校门。
六十年前那五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如今就像父母坟头的大杨树，长得枝繁叶茂。
日子越过越好了，人也越来越老了，留下的都是回忆。
我们感谢父母。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贫穷，我们却产生了摆脱贫穷的勇气；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磨难，却铸造了我们走出磨难的信心。他们未来得及对我们的人生做出规划，但他们扔下的五个子女却在没有符号的白纸上画出了自己满意的图画。逆境的旋律，往往是最美的生命之歌。
我们的血管里流动着父母良好的生命基因。
父亲为人正直，宁折不弯。父亲做生产队的保管员，他一粒粮食都不肯往家里拿。一年秋天，生产队长和会计想私分粮食，为了堵住父亲的嘴，让人偷偷地从场院给我家背去一袋黄豆。父亲非常生气，毫不犹豫地让人把那袋黄豆又背了回去。为此，他得罪了生产队长，半年以后，队长找个理由就把父亲的保管员给撤掉了。后来提起话，父亲说他一点不后悔，做人问心无愧。
母亲的性格争强好胜。那时候家里很穷，但母亲是穷得干净。一个没有任何摆设的屋子，让她收拾得一尘不染。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母亲的补丁却别具匠心，每一个补丁落在旧衣服上，都像是一个好看的小动物。她手巧，心又善良，村里姑娘出嫁的“包包鞋”和三四岁孩子的小护襟多数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了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
水有源头树有根。感念父母，我们走到了现在。
人到暮年，对父母的思念也愈加强烈。
每隔个两三年，我们兄弟姐妹就聚到故乡绥化的大妹妹家，去给父母祭奠一次。
2008年，我们给祖父母和父母的坟头都立起了黑色的大理石墓碑。
2016年，小弟弟张罗着，在祖父母和父母的墓地周围建起了半米高的小围墙。大妹妹在墓地里种上了象征着我们兄弟姐妹的五棵小松树。
今年是个大祭。我们兄弟姐妹先后从北京、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聚到了绥化，要对在天的父母进行一次隆重的祭奠。
无疑，祭品是最重要的。小弟弟跑前跑后，走了几个祭品店，把需要的祭品都买全了。除了香头纸马和一些酒水果品，还有酱肘子和小烧鸡。小弟弟说，爷奶爹妈活着的时候没吃过这些东西，现在也跟着我们享受享受。车要出发了，小弟弟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他说，爹临死的时候想吃几颗大枣，就是没吃到嘴，今天给他补上。跑到对面的食品店，他又买了最好的二斤大枣。
站在父母的墓前默哀，我们的心里都是翻江倒海——想起了父母过世出殡的悲惨情景，想起了变成孤儿时的贫穷和无助，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摸爬滚打的艰难，每个人都落下了止不住的泪水。
我说，都别哭了！我们应该在父母的墓前笑几声才对。他们的孩子没有给他们丢脸，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家族的延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站在父母墓前，我们兄弟姐妹深深地三鞠躬。
一鞠躬，是儿女站在父母墓前，坎坷心路的倾诉；
二鞠躬，是儿女事业有成，对父母在天之灵的告慰；
三鞠躬，是家族子孙兴旺，儿女站在父母墓前的自豪。
临别前，小妹妹用带来的白布把父母的墓碑擦了又擦。我和小弟弟用带来的铁铣给那五棵小松树培了培土。大妹妹和弟媳妇用小锯子给大杨树剪了剪枝。 再见了，远去了六十年的父母！
安息吧父母，梦中我们又回到了你们的身边！[1]
作者简介
王延忠，1946年出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退休前为绥化市北林区戏剧创评室专业编剧。